序一

古学斌

第一次见到耀林，感觉这学生有点严肃，不苟言笑。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正经历丧父之痛，直到论文选题面见每个学生的时候，他才说出父亲癌症去世的消息。还记得那天晚上，坐在西南石油大学宾馆的茶座里，我们面对面，当我问他毕业论文打算选什么题目的时候，他低着头，有点紧张，吞吞吐吐地说：“老师，我打算写我父亲的故事。”接着，他简单地讲述了他父亲从得癌症、治疗到去世的经过，我已经不记得他有没有在我面前哭，但当时的他是很压抑的，整个人是绷紧的。我没有说什么特别安慰的话，因为我知道那是多么的无力。我静静地听着，最后给他非常肯定的答案，可以写，绝对是一个学术的研究。

我知道在主流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研究里，学生要接纳采用叙事的方法来做研究是非常难的，何况是写自己的故事。因为他们总是会觉得叙事研究不科学、不客观、缺乏代表性，面对别人的挑战总是没有底气、无法回应。我在课堂上挑战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的主流问卷调查方法，说明实证主义宣传的那种价值中立、客观再现和追求代表性的虚幻，向学生介绍多元的范式和研究方法。受后现代范式影响的叙事方法，正是强调个人经验。正因为是个人经验，通过聆听不同个人讲述自己生命的故事，我们可以得到主流以外的多种声音。首先，从自我述说的故事中，可以了解许多不同的个人生命历程。从他／她们的生命历程中，我们可以了解那些与个人经验有关而被忽略的生活范畴，明白构成不同生命历程的多重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如叙说者所处的政治经济脉络、家庭生活、社会关系、文化制度、过去的经验和对未来的筹算等，都模塑着不同生命历程的构成。其次，故事的叙述可以呈现被埋没和隐秘的生活领域。

我常对学生说，每个故事都是有社会性的。每个故事虽然强调个人经验和差异性，但个人经验并非完全抽离于时间和空间之外，个人与他人都有重叠（overlap）及不重叠的时间、共享的历史与文化。因此，个人的生命故事亦可以反映其所处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从不同的故事中，我们亦可以了解个人与大历史之间互为交错的关系。那就是说，大历史如何形塑个人的生命历程，而个人又如何回应历史的变迁、如何与历史角力交涉（negotiate）从而创造自己的生活世界。

叙事方法更加有赋权和增能（empowerment）的作用，对于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而言都是如此。叙事打破了传统研究中的主客关系，强调叙事过程中的参与和共同建构，由讲故事的人去收集自己社区里其他个人的故事。讲故事和听故事者都是研究过程中的主体，说与听就是一种对话的过程，这个过程让我们彼此看见和理解。就像周志健（2012）所言，“‘自我’，其实是在一次生命的遭逢与经验中，靠着自身与人们、社会、际遇的互动，逐渐‘长’出来的东西。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得通过‘关系’、通过‘他者’的映照。一个人的自我认同，是从人与社会互动、对话、行动中长出来的东西。”

叙事自我探究和疗愈的过程，当我们“再说”故事时，我们开始以新的观点、角度，去看待过去、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因此，过去的经验就有机会被“翻新”，并带出“多元”而非单一的新诠释与感受。用叙事治疗的说法就是说故事是一种再说（re-telling）和再经验（re-experience）的过程。这个过程会产生新的意义：“当讲故事得以‘再经验’时，就会帮助我们找到过往创伤经验的‘新意义’。意义是重要的，人是需要意义的动物。生命中没有一件事是白白发生的，每件事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自有它的道理、它的意义。我们需要找到意义，生命才能往下继续。但意义不会自己跑出来，它必须通过叙说与重新理解，当我们‘反复叙说’（telling and re-telling）时，它才会现身。找到意义，生命就有了出口，伤痛就得以疗愈，于是我们就得以从旧伤痛中脱困，释放自己，生命不再拉扯。”（周志健，2012）

当聆听耀林讲述他父亲和家庭的故事时，我深深地被触动。我除了看见他个人和他的家人以外，还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医疗制度、中国人对病（特别是癌症）的观念和文化，也看到城乡的差距等形成一种压迫和伤害。当时他似乎被过去的历史压得喘不过气来，我想也许叙事的方法可以帮到他。我希望这不只是一份论文，不仅是对我们老师的交代，而是对他和他的家人产生意义。我安排了我的同事列小慧老师作为他的论文指导老师。我当时不太敢让他跟我写论文，我怕无法承受他那般沉重的故事。但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如果没有同事愿意带他，我会成为他最后的后盾。

其实，每一个人在生命历程中都经历了喜悦与悲伤，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期待着与人分享，得到共鸣。没有与人分享的生命是孤独的。生命的难处与创伤需要出口，需要被理解，需要被安慰。讲故事创造了一种关系和生命的联结，希望耀林的论文能成为我们生命对话的文本，也能成为别人生命的出口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