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三教合流”

儒、释、道的“三教合流”，是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与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影响很大。鲁迅对这个问题很重视。他的攻读佛经，钻研玄学，剖析封建礼教，都是对三教合流的具体研究，并且有许多深刻的见解。

汉代是佛教初入和道教初建时期。这一时期，儒、释、道三教都忙于自身的改造。产生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被改造成“天人感应”的儒学，自汉武帝起并取得一家独尊的地位，而谶纬神学成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董仲舒“用寡妇，关城门”的祈雨法，“乌烟瘴气，其古怪与道士无异”312。佛教在两汉之际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开始是附庸于道术流传的。汉代早期道教的一个明显特点，即与佛教一样，也是依附于当时盛行的黄老之学。道教一开始就注意“道”与儒家伦理道德的结合。儒家的谶纬学说对道教影响也很大。在汉代，三教主要是相互启发、补充，但其间也是有矛盾的。

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大变动时期。名教衰微，产生了玄学。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对形成玄学的社会政治背景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认为在当时儒道合流所形成的玄学中，儒仍为主体，是“道表儒里”；道之为用，不仅在于解释儒，而且在于真正的儒生以道掩护儒。在魏晋南北朝，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形成。作为外来宗教文化的佛教，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地与传统的儒家宗法伦理观念发生冲突；同时，佛、道两大宗教为了争夺思想文化阵地，相互排斥、斗争，其论争也日益激烈。鲁迅说：

凡当中国自身烂着的时候，倘有什么新的进来，旧的便照例有一种异样的挣扎。例如佛教东来时有几个佛徒译经传道，则道士们一面乱偷了佛经造道经，而这道经就来骂佛经，而一面又用了下流不堪的方法害和尚，闹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313

这是魏晋南北朝佛、道二教斗争情况的真实反映。由于佛教初传时依附黄老，其空廓玄虚的理论与老庄的虚无之道也颇为相似，人们对两者的关系并不很清楚，所以当时就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言。西晋时，道士王符著《老子化胡经》，记述老子入天竺化为佛陀，教胡人为佛教之事，宣扬佛教源于道教，老子是释迦牟尼的老师，显示道高于佛。佛教针锋相对，编了《清净法行经》，伪托佛陀之语，把老子、孔子、颜渊统统贬为佛教的弟子。佛教徒攻击道教盗窃佛经，图写神像，又剽窃地狱天堂五戒十善之说。道教又不择手段，编造了“大摩多夫人贪欲，驴根出欠，就之生子”的谎言，进行下流的辱骂。道教由于有过多的巫觋之术，缺乏能与佛教对抗的理论体系，显得鄙陋粗浅，在这场相互攻讦中处于下风。这就迫使道教不得不加强自身理论建设，大造道书，改造自己的仪式方法，摆脱民间宗教的色彩。造道书的方法，诚如鲁迅所说，“乱偷了”不少佛经。例如，对道教理论有重要贡献的陶弘景，其名著《真浩》，即是仿造佛教经典而成，其中对佛教生死轮回之旨尤为重视，书中的修炼方法类似佛教戒条和地狱托生等说教。

鲁迅指出，在中国，“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语”314。南北朝时期，道教与佛教之间的斗争，最激烈的事件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灭佛。北魏太武帝本人信道斥佛，又在信奉道徒的司徒崔浩的煽动下，下诏毁寺坑僧，酿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残酷的反佛事件。北周武帝相信谶记，谶记谓“黑者得也，谓有黑相当得天下”。因僧穿黑衣，有道士张宾，乘机蛊惑周武帝“以黑释为国忌，以黄老为国祥”，帝信其言，遂灭佛法315。这两次灭佛，固然有着复杂的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但确又与道士的挑唆煽惑及推波助澜有关。中国历史上又一次著名的灭佛事件，是唐代的“会昌法难”。同样，道教的受挫，也不是其与佛教直接斗争的结果，而取决于封建统治者的意志、好恶。在三教斗争中，封建帝王往往充当裁判，或兴或废，或扶或抑，完全是从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而决定的，宗教斗争始终为统治者所操纵和利用。但是三教异中有同，故能在相互斗争的同时又相互融合。事实上三教也在互相吸收。在中国历史上，南朝梁武帝就创释儒道“三教同源”说。

隋唐时期，儒释道继续发展，三教的斗争和融合也进一步展开。隋唐结束了南北纷争的局面，统一了全国。唐代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与这种政治经济统一的局面相适应，唐代统治者采取了三教兼容的政策。由于三教各有利弊，相互为用，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唐朝统治者的重视。在政府的倡导下，三教合流的风气更为盛行。佛教华严五祖宗密说：“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316李翱作《复性书》，发挥阐宗去情复性说，成为宋明理学援佛入儒的先驱。唐代三教斗争，著名的有太史令傅奕、道士李仲卿、刘进喜与释法琳、释明概的辩论，韩愈的反佛，武宗灭佛等。鲁迅说：“从前的排斥外来学术和思想，大抵专靠皇帝；自六朝至唐宋，凡攻击佛教的人，往往说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317

这里说的“不拜君父，近乎造反”，是当时儒家、道教攻击佛教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制度，以及与小农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宗法制度。因此忠君孝亲就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规范。佛教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迥异的一种外来文化。两种文化的冲突涉及到许多方面，是否忠君孝亲，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佛教主张无君无父，一不敬王者，二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的礼法道德约束。这在儒家看来，是悖逆人伦的行为。佛教初传来后，儒家就从沙门剃发违背《孝经》，不娶妻生子是不孝等对佛教予以责难，道教的《太平清领书》也以出家弃父母、不娶妻生子指斥佛教。事实上，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也竭力迎合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吸收儒、道，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南朝宋孝帝曾下令沙门必须对皇帝跪拜，否则就“鞭颜皴面而斩之”，僧侣只好屈服。唐高宗曾命令沙门应向君主和双亲礼拜，后因道宣等人反抗，改为只拜父母。但到了中唐，沙门上疏的自称就由“贫道”“沙门”改为“臣”了。君权高于神权，封建礼制高于僧制，这就是中国的国情。自唐代以来，在儒家名教的影响下，佛教还大力宣扬孝道，佛教学者专门编造了讲孝的佛经，如宣扬应报父母孕育之恩的《父母恩重经》等。华严宗五祖宗密亲撰《盂兰盆经疏》二卷，强调释迦牟尼出家和目连出家，都是为救济父母。中国佛寺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还举行盂兰盆会，追荐祖先，影响深远。佛教经过这一番改造，就十分笃敬君父，不仅消除了“造反”之嫌，而且成为维持统治秩序的有力工具。

鲁迅也注意到中国历史上的“三教辩论”。在中国，君权高于神权，宗教之间的争端要靠皇帝来裁判。从北周开始，就有“三教辩论”。北周武帝亲政前，曾多次召集臣僚、沙门、道士讨论儒释道三教问题，研究何者对维护封建统治和富国强兵最为有利。这种“三教辩论”的形式盛于唐代。鲁迅说，“唐有三教辩论，后来变成大家打诨”318。唐朝的最高统治者，除少数皇帝外，其余的都深知调和三教对自己有利，因此虽然也搞“三教辩论”，但多是做做样子，维持着儒学为本、和合三教的格局。到了唐德宗时，传统的内殿三教论议，演化为诞节三教讲论。唐德宗每年生日，在麟德殿举行儒释道三教的辩论，形式很典重，但三方都以常识性的琐碎同题应付场面，并无实际上的问难，相反却强调三教“同源”。唐懿宗时，还有俳优在皇帝面前以“三教辩论”作为逗笑取乐的资料。

鲁迅说：“佛教初来时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做诗的时候，‘三教同源’的机运就成熟了。”319这里说的是宋代三教调合的情况。宋代是中国封建经济、科技和文化比较发达的时期，政治上中央集权制更趋成熟，在思想文化方面，形成了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糅合佛、道而形成三教归一新特点的理学。理学家与佛、道都有密切的关系。宋代佛教主要是禅宗（尤其是临济宗）的天下。禅宗打破早期“不立文字”的传统，而有大量《灯录》《语录》出现，变成不离文字；又编出一批“公案”，对“公案”加以注释。这都扩大了佛教的影响。理学的开山者周敦颐著《太极图说》，实受道士陈抟《无极图》及寿涯、慧南、祖心、了元和尚的影响，其《爱莲说》由《华严经探玄记》脱胎而出。二程也出入老释，其“体用一源”“理一分殊”思想，与佛教华严宗有密切的关系。宋代理学最大代表者朱熹，对《阴符经》《周易参同契》均有精心研究，并称赞佛教，讲学中多处引用佛教道理。正如鲁迅所说，“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320。宋代心学大儒陆九渊反对朱熹“格物致知”的修养方法，斥之为“支离事业”，主张直指本心、明心见性的简易功夫，颇有禅宗的风度，故世人称陆学即禅学。此即鲁迅说的“理学先生谈禅”。

如果说“理学先生谈禅”是儒与佛的调和，那么，“和尚做诗”就是佛与儒合流的反映。自东晋以后，僧侣中出现不少善诗文的人，例如支遁，就写了许多诗，开以禅入诗的风气。中唐以后、更出现了“诗僧”这样一种特殊的人物，即披上袈裟的诗人。中国本来就有悠久发达的诗的传统。唐承隋制，采取科举制度，并以诗赋取士，因此写诗可说是儒的学业。僧人而写诗，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现象。诗僧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唐中叶以后，儒释道三教调和的思潮兴盛，容许僧侣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来。士大夫可以外为君子儒，内修菩萨行；和尚也可涉足文坛，不再被视为“方外之人”。社会上僧俗交结攀附，不以为讳。鲁迅说：“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321这些诗僧虽然遁入空门，但仍然不能忘怀世事，内心不能清静，所以他们才要写诗。到了宋代，佛教进入后期，禅宗急剧儒化。云门系禅僧主张“儒释一贯”，力求糅合二者。经过唐五代禅宗与士大夫的互相渗透，到了宋代，禅僧已完全士大夫化了，他们不仅游历名山大川，还与士大夫们结友唱和，填词写诗，鼓琴作画，生活安逸恬静、高雅淡泊又风流倜傥322。鲁迅从“和尚做诗”这个方面，指出了释儒合流的具体表现。

从以上鲁迅有关论述看，中国历史上三教合流有着显著的特点：三教之间虽然有矛盾，曾相互排斥，但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来说，都是可以利用的思想武器，“三教同源”说便应运而生，历代统治者也大都实行三教并举的政策，因此，三教之间更多的是互相渗透、吸收；三教之间对抗是表面的，斗争的实质是政治、经济利益问题，鲜有单纯的义理问题，在义理方面，是互相启发、模仿、融合，彼此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儒家学说是封建社会的治国之本，因此名为三教，但地位是不相等的，儒家总的来说处于根本、核心的位置，三教合流产生的宋明理学，就是以儒为本的；由于君权至上、政教分离，因此三教之间的斗争，是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控制下进行的，服从于封建统治的需要，三教孰先孰后的地位或抑扬废兴的命运，完全由皇帝来裁决。

在中国历史上，三教合流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共同作用并长期发展的产物，与中国国民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改造国民性为职志的鲁迅，认真考察三教合流的历史及其影响，同时结合现实的斗争，对中国国民性中庸、调和的消极方面进行了批判。

从三教同源理论的鼓吹到三教合流事实的出现，其间反映了中国人对于宗教的看法和态度，也是中国人性格的体现。鲁迅通过比较研究，指出中西方由于性格的差异而表现在宗教观念上的不同态度。他以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为例。堂·吉诃德看武侠小说看呆了，硬要去学古代的游侠，穿一身破甲，骑一匹瘦马，带一个跟丁，游来游去，想斩妖服怪除暴安良，由于时代不同了，因此只落得闹了许多笑话，吃了不少苦头，受了重伤，最后狼狈回来，死在家里。临死才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常人，并非是什么侠客。有人把堂·吉诃德讥为“书呆子”，鲁迅认为：

这种书呆子，乃是西班牙书呆子，向来爱讲“中庸”的中国，是不会有的。西班牙人讲恋爱，就天天到女人窗下去唱歌，信旧教，就烧杀异端，一革命，就捣烂教堂，踢出皇帝。然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学子，不是总说女人先来引诱他，诸教同源，保存庙产，宣统在革命之后，还许他许多年在宫里做皇帝吗？323

旧教，即天主教，或称罗马公教、加特力教，以区别于基督教新教而称，“旧教”。中世纪时，旧教成为西欧各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旧教把异己派别贬称为异端。为了侦察和审判“异端分子”，专门设立了“异端裁判所”，即“宗教裁判所”。西班牙的异端裁判所尤为残暴，受迫害者达三十余万人，其中火刑处死者十多万人。鲁迅举这个例子，显然不是评论基督教发展史上的斗争，只是由此说明西班牙人在宗教观念上的激烈、偏执的态度。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不管是占有统治地位的派别或是被称为异端的派别，两方面都采取毫不调和的态度：一方是血腥的镇压、残酷的折磨，一方则宁愿忍受一切惩罚直至为信仰而献身。这种执着、认真精神，同样表现在西班牙人的恋爱方式以及革命行动上。堂·吉诃德的书呆子气，就是这种精神的反映。

但是，类似西班牙人的这种执着的殉道精神，却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之所以缺乏，主要是中国人“向来爱讲‘中庸’”的缘故。儒家的中庸之道，强调不偏向任何极端，追求对立两端的统一与中和，对人们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对中国人的精神观念影响至深。从中庸观念出发，中国人特别注重人际和谐，在人际交往中，重视和为贵，遇到矛盾时避免正面冲突，力求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中国文化传统中处理人际关系的这些方式和准则，非常直接地影响了整个民族性格的面貌，就使得古代中国人没有决斗，尚文不尚武，推崇平和、温驯，不喜激烈，不走极端。这也反映在宗教观念上：“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象很少‘坚信’。”正因为如此，“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324。

鲁迅指出，在中国，宗教战争是从来没有的。虽然佛道之间也要闹得很厉害，“但中国人，所擅长的是所谓‘中庸’，于是终于佛有释藏，道有道藏，不论是非，一齐存在”325。鲁迅又说：

况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大抵是互相调和，互相容受，终于名为“同源”而已。凡有新派进来，虽然彼此目为外道，生些纷争，但一到认为同源，即无歧视之意，须俟后来另有派别，它们三家才又自称正道，再来攻击这非同源的异端。326

三教之间，争而不战且彼此讲和；由于诸教同源，“悟善社里的神主有了五块：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谟哈默德。”327一般的中国人也不执着于某一种宗教，而是游移于三教之间，儒家的纲常礼法，佛教的因果报应，道教的长生成仙，都可以共居在一个人的头脑里。而在西方，人只能信奉一种宗教，对于宗教的热忱又往往变成一种狂热，便酿成了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先有持续近二百年间的“十字军东侵”，后有欧洲本土的三十年战争，神圣罗马皇帝和撒克逊诸族，英王和法王，西班牙和荷兰，都因宗教信仰而发生战争。当然，鲁迅这里批评中国人的“三教同源”说，肯定西方人的殉道精神，并不是说他赞同西方人的宗教信仰和西方的宗教战争，只是通过在宗教观念上的比较，批评中国人缺乏坚定信仰并为之坚韧奋斗的人生态度和处世精神。

中国人缺乏坚执的宗教信仰与殉道精神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重视现实的利益，以生命的安乐为本。中国人民是务实求存、面向现实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在一切实际事务中，……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民族。”328反映在宗教信仰上，就是功利主义的信仰心理。人们不是把宗教价值作为现实幸福的慰藉，不是在精神上向神“奉献”，而是索取。对神的精神虔诚和物质供奉，就是为了得到好处，免灾祈福，有着现实的具体的目的，信什么就需要从什么得到好处，而且是现世现报，“无事不烧香，急来抱佛脚”就是这种思想的形象注脚。鲁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确有为信仰而焚身的和尚、砍下臂膊布施无赖的和尚，但这并不能代表中国历史。“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329。许多中国人所孜孜追求的是功名富贵，保身养生，即“威福，子女，玉帛”，这就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说，许多中国人对思想主义本身很少执着，而看重思想主义对自己的现实利益，大而至于兴国利民是否有利。信仰取向上的功利原则规定了崇拜对象的广泛性，为了免灾祈福，形成了有神就敬、多多益善、“礼多神不怪”的信条。信仰取向上的功利原则又造成了鲁迅所剖析的“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330以及马虎、不认真、名实不副等国民性弱点。有人认为，这种功利主义的信仰心理，实质上是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交换互利经验（“兼相爱，交相利”）向信仰层面的延伸——由人际互利推衍为人神交换331。

三教合流的现象，也对封建时代的一些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及行为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就是一个。刘勰生平经历宋、齐、梁三朝。他出身于一个贫寒家庭，青年时代曾依附当时著名的和尚、《弘明集》的编者僧佑生活，博通佛教经论，还参加过佛经的整理工作。梁以后作过记室、参军等小官，并兼东宫通事舍人，深得太子萧统的器重。晚年出家做和尚，改名慧地，不久就死了。《文心雕龙》是刘勰三十几岁时创作于齐代的文学批评巨著。他的思想受儒家和佛家的影响都很深。一九三三年，有人在文章中批评刘勰，“微惜其攻乎异端，皈依佛氏，正与今之妄以道统自肩者同病，贻羞往圣而不自知也。”鲁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刘勰“自谓梦随孔子，乃始论文，而后来做了和尚”，这不能说是“贻羞往圣”，因为它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三教合流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的反映，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文化现象。鲁迅说：

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唐有三教辩论，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清呢，去今不远，我们还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骘文》，并且会请和尚到家里来拜忏。332

在传统中国，儒释道诸种文化因子常常有机地交织在一起，融合在传统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身上，并且成为传统观念中的理想的、完善的人格。这种集儒释道为一身的封建士大夫，晋以后各个朝代都有。例如南北朝张融临死时的遗嘱是：“入殓：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法华经》。”333唐德宗朝有一个韦渠年，初为道士，又为僧，后入仕，被权德舆称赞为“洞澈三教”“周流三教”的人物334。

三教合流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其特点就是“无特操”。如果说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把三教合流作为理想人格的追求，其“无特操”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那么，现代中国“上等人”中的“无特操”特色，则既有传统思想的影响，更是现实的阶级斗争的反映。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他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中，塑造了一个叫巴扎洛夫的人物，作者把巴扎洛夫这一类型人物称之为“虚无主义者”或“虚无思想者”，其特点是“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传统和权威，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这样的人物与中国的“无特操”者表面上看是极其相似的，但实际上有很大不同。鲁迅指出：

但是，这样的人物，从中国人看来也就已经可恶了。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将这种特别人物，另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以示区别罢……335

在中国的“上等人”中，这样的人屡见不鲜。鲁迅以戴季陶为典型，花了不少笔墨，对“做戏的虚无党”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戴季陶又名传贤，号天仇，一生思想多变。在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激烈排满，后随孙中山反对袁世凯。五四运动后，一度宣传过社会主义，并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活动。一九二○年后，戴与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搞投机生意。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打击以及个人遭到挫折的情况下，戴逐步转而信仰佛教。“四一二”政变前后，曾为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大造反革命舆论，其理论被称为“戴季陶主义”。戴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他把自己装扮成三民主义的信奉者和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其实是以儒学来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孔子三民主义化，把孙中山孔子化，把三民主义儒学化。中国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给予了严厉批评。恽代英就指出戴季陶歪曲了孙中山的思想。他说，孙先生的主义，包括“绝对的平等的思想”与“革命的精神”两个方面，戴季陶怕革命，把孙先生比做孔子，把孙先生的平等思想化为空想，但孙先生不是孔子或释迦，不是一个教主，而是一个革命领袖336。

戴季陶当时变化甚多，所作所为，令人眼花缭乱。他曾捐款修建吴兴孔庙，鼓吹“仁爱”和“忠恕”；又宣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所谓“八德”，由国民党当局强令机关团体制匾悬挂于礼堂；一九三三年初他在南京东郊汤山修建别墅，命名为“孝园”，自称“孝思不匮”；他在担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时，于考试院内设置佛堂，在书斋内设置佛经佛像，持斋茹素；一九三四年，他和当时已下野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等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宣扬“佛法”；一九三四年四月，他又去陕西扫祭文武周公墓，并以“救国救民”“培国本而厚国力”为名，发出严禁“研究国学科学诸家发掘古墓”的通电。鲁迅在一封信中谈到戴季陶时说：“至于如戴季陶者，还多得很，他的忽而教忠，忽而讲孝，忽而拜忏，忽而上坟，说是因为忏悔旧事，或藉此逃避良心的责备，我以为还是忠厚之谈，他未必责备自己，其毫无特操者，不过用无聊与无耻，以应付环境的变化而已。”337鲁迅指出戴季陶言行的变化不定，其目的是应付环境的变化，教忠讲孝、拜忏上坟只是手段，他的毫无特操、言行不一，在别人看来是“无聊与无耻”，在他却是出于本心，因此他“未必责备自己”。鲁迅指出，不负责任的、不能照办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少；利己损人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更其少。“不相信”就是“愚民”的远害的堑壕，也是使他们成为散沙的毒素。但有这种“不相信”的“脾气”的，不只是“愚民”，虽是说教的“士大夫”，相信自己和别人的，现在也未必有多少，“例如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也就是恰如将他的钱试买各种股票，分存许多银行一样，其实是那一面都不相信的”338。这“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即戴季陶之流。

中国现代的这些“无特操者”，为了抬高他们自己，就必然要利用他们所奉为大旗的伟人。一九三三年，戴季陶邀广东中山大学在南京的师生七十余人，合抄孙中山的著作，盛铜盒中，外镶石匣，在中山陵附近建筑宝塔收藏。宝塔起源于印度，用以藏舍利和经卷等，例如著名的西安大雁塔，就是唐玄奘为存放从印度取回的佛经，向朝廷建议修造的。戴季陶把孙中山的著作造塔收藏，表面上似乎是把孙中山的著作看得很珍贵，其实是力图把孙中山思想宗教化，使孙中山成为“教主”，而他们一伙，则是孙中山的继承人。这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鲁迅对这“太平之区，却造起了宝塔”339给予尖锐的讽刺。他说：“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340这就揭穿了戴季陶之流政客的真面目。他们都是些“吃教”的。“教”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件可以利用的工具，就像清朝人称八股文为“敲门砖”一样，因为得到了功名，就如打开了门，砖即无用。鲁迅说：

“教”之在中国，何尝不如此。讲革命，彼一时也；讲忠孝，又一时也；跟大拉嘛打圈子，又一时也，造塔藏主义，又一时也。有宜于专吃的时代，则指归应定于一尊，有宜合吃的时代，则诸教亦本非异致，不过一碟是全鸭，一碟是杂拌儿而已。341

这些“无特操者”似乎在信奉着什么，其实什么也不信，他们所奉为大旗的伟人，只是种种利用的傀儡。伟大的人物要得到他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眼前。总而言之，第一要难于质证。鲁迅说：“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342同样，如果孙中山还活着，对于自称为他的继承人而又歪曲他的精神的戴季陶之流，也不知要发出怎样的慨叹来!

鲁迅重视对戴季陶的揭露和批判，是把戴作为一个类型来看待的，因为在现代中国，有许多像戴季陶一样的“吃革命饭”的人物，在他们身上，也是儒释道合于一体，思想深处仍是儒家的一套；他们毫无操守，善于变化，左右逢源，无所不宜。

三教合流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着明显的反映。鲁迅对此也有深入的研究。佛教传入汉地以后，便注意吸收在思想领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力求为不同阶层的人更加广泛地接受，这也在六朝的鬼神志怪书中有所体现。鲁迅指出，《冥祥记》等释氏辅教之书，“引经史以证报应，已开混合儒释之端矣”343。在元明清小说里，更有大量的三教合流意识的艺术描写，这其中既有对社会生活中的三教合流现象的描绘，也有借助宗教神话形象反映作者的三教合流意识。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对此书的宗旨，有人说是劝学，有人说是谈禅，有人说是讲道，议论纷纷。鲁迅不同意这些看法，认为“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344明人丁耀亢撰《续金瓶梅》，因见“只有夫妇一伦，变故极多，……造出许多冤业，世世偿还，真是爱河自溺，欲火自煎，一部《金瓶梅》说了个色字，一部《续金瓶梅》说了个空字，从色还空，即空是色，乃自果报，转入佛法矣”345。鲁迅指出：“然所谓佛法，复甚不纯，仍混儒道，与神魔小说诸作家意想无甚异，惟似较重力行，又却无所执著，故亦颇讥当时空谈三教一致及妄分三教等差者之弊”346。

在鲁迅的作品中，对这种三教合一的思想和反映也有一些描写。小说《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的祖母去世后，亲族聚议，要魏连殳在丧葬仪式上必须按照以下三大条件去办：其一是穿白，其二是跪拜，其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和尚、道士一起超度亡魂，说明三教合流意识在民间影响的普遍。小说《祝福》中的鲁四老爷，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窗下案头是《近思录集注》《四书衬》，墙上挂着“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条幅，这是朱熹解释《论语·季氏》的语录。但在他的书房墙壁上则挂着朱拓的大“寿”字，是“陈抟老祖”写的。陈抟为五代、宋初道士，字图南，自号扶摇子。相传他常炼功长睡，百余日不起，世称“隐于睡”者。在旧时的传说中，他被附会为“神仙”。透过这个“寿”字，可以看到鲁四老爷企望长生的道教式生活情趣。他是杂糅儒、道两教为一身的颇有代表性的人物。

本文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