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家思想影响的持续

儒学作为重要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在魏晋仍然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首先，当时坚守或捍卫儒学传统的学者、思想家不乏其人。如荀悦、徐幹皆为儒家者流，二人持论以儒家为先，往往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斥责诸子之书。荀悦在成于建安五年的《汉纪》卷二十五《孝成皇帝纪》中论曰：“经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阴阳之节在于四时五行，仁义之大体在于三纲六纪……于是在上者则天之经，因地之义，立度宣教以制其中，施之当时则为道德，垂之后世则为典经，皆所以总统纲纪，崇立王业。及至末俗，异端并生，诸子造谊，以乱大伦，于是微言绝，群议缪焉。”其推崇儒学，斥责诸子之观念溢于言表。在成书于建安十年的《申鉴》中，荀悦以为“夫道之本，仁义而已”，“其于仁义也，申重而已，笃序无疆，谓之《申鉴》”（《政体》）；站在崇儒的立场上，他主张“放邪说，去淫智，抑百家，崇圣典，则道义定矣”（《时事》）。徐幹有志于“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以继承先秦儒家传统为己任，因而著《中论》之书。其《中论·智行》赞扬孔、孟曰：“仲尼、孟轲，可谓达于权智之实者也。”徐幹议论诸子，往往以儒家圣人为准则。如其《中论·考伪》云：“昔杨朱、墨翟、申不害、韩非、田骈、公孙龙，汩乱乎先王之道，诪张乎战国之世，然非人伦之大患也。何者？术异乎圣人者易辨，而从之者不多也。”《中论》之思想，以承继荀学为多。《荀子》首篇为《劝学》，《中论》则以《治学》为首。《中论·审大臣》称颂荀况：“有睿哲之才，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明拨乱之道。”魏末著名子书作家傅玄也颇推重儒家思想，王沈称赞其《傅子·内篇》“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注64。概言之，魏晋士人或立足于儒家思想，继承东汉后期以来的社会批判思潮，针对所处时代的政治弊端、社会矛盾提出自己的政略治术，致力于制度和人伦建设。其言论大体上以儒家为主而杂取名、法、道诸家，多近于礼法兼综的荀学思想。

其次，在士人接受启蒙教育时的基本读物方面，魏晋时期人们或同于汉代，仍然是以儒家的系列典籍为先，如前面所引曹丕《典论·自叙》就持此态度。曹丕之弟曹彰，英勇善战有余，而儒雅不足，其父曹操则注重他的全面发展，辅导其阅读儒家经典，史载：“（彰）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数从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尝抑之曰：‘汝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课彰读《诗》《书》……”注65又钟会在《母张夫人传》中自谓少年依次读书经历，遍及儒家经典，有云：“夫人性矜严，明于教训，会虽童稚，勤见规诲。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谓会曰：‘学猥则倦，倦则意怠；吾惧汝之意怠，故以渐训汝，今可以独学矣。’”注66可见，作为钟家子弟教养之基础的依然是儒家著述。曹植心目中的思想偶像，仍是儒家先师孔、孟，有云：“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盖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灭，士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论，孟轲有弃生之义。彼一圣一贤，岂不愿久生哉？志或有不展也。”注67对汉代大儒，人们也相当尊敬，如何晏《冀州论》称扬冀州人物，以为“儒雅博通，莫贤于董仲舒”。

再次，汉末魏晋人关于儒者功能的定位问题，或着眼于其著述能否贯通古今，将儒家理论与现实政治需要结合，以匡时济物，而非章句训诂之讲诵。如汉魏之际的应劭在其《风俗通义》中云：“儒者，区也，言其区别古今，居则玩圣哲之词，动则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纲纪国体，原本要化，此通儒也。若能纳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讲诵而已，无能往来，此俗儒也。”注68佚名《〈中论〉序》称赞徐幹所撰《中论》：“志在总众言之长，统道德之微……考混元于未形，补圣德之空缺，诞长虑于无穷，旌微言之将坠，何暇欢小学，治浮名，与俗士相弥缝哉！故浮浅寡识之人，适解驱使荣利，岂知大道之根？”注69这种认识，事实上已是对先秦儒家学者之认识的回归。荀况所谓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者，即强调儒者之效用在于能匡时济物，以有为于当世，其次则昌明教化，以助熙平之治。所谓汉魏之际儒学之衰，主要体现于儒家经典阐释方面，而非原始儒学本身。“儒家所衰落的只是它那种浅薄的天人感应的神学形式和令人望而生畏的繁琐的注经方法，而不是儒家所特别重视的名教理论本身。儒家思想在学术领域仍然享有其他诸子所不可超越或替代的崇高地位。”注70

此外，汉晋之际儒学之盛衰，与统治者适时调整政略治术之思想导向密切相关。东晋义熙年间，何承天作《鼓吹铙歌·上邪篇》，有云，“承平贵孔孟，政敝候申商”，揭示的便是此种情况。其实，这种适时调整统治思想的思维，汉末魏晋人多有。建安八年夏，曹操下令有云：“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注71但每当社会趋于比较稳定的时候，统治者往往会提倡儒家思想，曹氏父子也不例外。平定吕布、袁绍等割据势力后，曹操听从荀彧复兴儒学的建议；曹丕、曹叡皆有类似的复兴儒学的诏令。关于曹丕对儒学复兴的贡献，《三国志》卷二《文帝纪》载其下诏有“将率陈军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缙绅考六艺”云云；同卷还记载曹丕即位之初，“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对此，曹植也是有所认识的，同卷裴注引曹植《文帝诔》赞美曹丕恢复儒学的功绩云，“礼乐废弛，大行张之；仁义陆沉，大行扬之”。晋代的某些统治者和大臣往往强调儒学教化，抨击虚无放诞风气。如《晋书》卷三《武帝纪》载，泰始四年，晋武帝诏曰，“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注72。某些士人蔑礼弃教、狂放不羁的行为，对于封建统治秩序显然是不利的，故在玄风盛行的西晋时期，时有提倡儒学而反对玄风的声音。《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载，晋武帝初即位，傅玄上疏，主张尊崇儒学，有云：“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注73《晋书》卷三十五《裴传》载，“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注74东晋立国江南，晋元帝司马睿初即位，便采纳重臣王导崇儒兴学的建议，《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载王导上疏曰：

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五教明，德礼洽通，彝伦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学。故《周礼》，卿大夫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贵士也。人知士之贵由道存，则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乡，学于乡以登朝，反本复始，各求诸己，敦朴之业著，浮伪之竞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则忠，用之莅下则仁。孟轲所谓“未有仁而遗其亲，义而后其君者也”……今若聿遵前典，兴复道教，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化成俗定，莫尚于斯。注75

与王导同时期的葛洪、干宝以及其后的孙盛、范宁、王坦之等则基本继承了裴的精神，站在尊崇及捍卫儒学传统的立场而斥责礼教崩弛、虚无放诞的不良风气。如干宝《晋纪总论》总结西晋覆灭的原因，其中抨击了玄学盛行及某些士人的放诞风气，有云，“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魏晋玄学崇尚老庄，孙盛则撰《老聃非大圣论》《老子疑问反讯》，称赞儒学广大悉备，而将老庄并列，置于儒家的对立地位予以驳斥。此外，重臣陶侃也批评老庄玄学和某些士人蔑视儒家礼教的现象，云：“《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当正其衣冠，摄以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耶？”注76后世或有极端化的判断，将曹魏、西晋及东晋相提并论，均将之视为儒学被排斥，处于边缘、低落状态的时代。如《宋书》卷五十五《臧焘徐广傅隆传》论曰：“《六经》奥远，方轨之正路；百家浅末，捷至之偏道。汉世登士，闾党为先，崇本务学，不尚浮诡……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注77《晋书》卷九十一《儒林传》云，“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注78。此种判断是片面的，它只强调了诸子思想尤其是老庄思想盛行的大体时段，而未及这个大体时段内，具体情况之间的差异。以蔑视礼法、言行放诞下判断，限定于某些士人则可，但不加限定地云“莫不”，云“儒教尽矣”“名教颓毁”，则显然失于粗疏、武断。注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