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受到帝王、同僚及故吏的揄扬或进献而得以流传

如徐幹《中论》问世即受到曹丕高度评价。曹丕《与吴质书》称赞徐幹“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业，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注162。阙名《中论序》则明确指出徐幹《中论》为“阐弘大义，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注163之作。

仲长统《昌言》问世后受到其友缪袭（186—245）的重视，他在《上〈昌言〉表》中对此书进行了高度评价。《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载，缪袭曾盛赞仲长统，将其与西汉贾谊、董仲舒、刘向、扬雄诸大家相提并论。缪袭还指出《昌言》乃仲长统有感于古今世俗行事的“发愤”之作，《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刘劭传附仲长统传》裴注云：

袭撰统《昌言》表，称统字公理，少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汉帝在许，尚书令荀彧领典枢机，好士爱奇，闻统名，启召以为尚书郎。后参太祖军事，复还为郎。延康元年卒，时年四十余。统每论说古今世俗行事，发愤叹息，辄以为论，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注164

魏明帝曹叡高度评价其父曹丕的《典论》。《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载，太和四年春二月壬午，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戊子，诏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注165曹魏明帝时在洛阳所刻的《典论》石碑，经历西晋后期以降的社会动乱，直到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犹存四碑。注166

魏任嘏所撰《任子道论》，则是由其故吏程威等奏献朝廷的。《三国志》卷二十七《魏书·王昶传》载王昶颇称赞徐幹、任嘏的为人，其推重任嘏云：“乐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内敏外恕，推逊恭让，处不避洿，怯而义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愿儿子遵之。”裴注引《任嘏别传》，其略云：

太祖创业，召海内至德，嘏应其举，为临菑侯庶子、相国东曹属、尚书郎。文帝时，为黄门侍郎……累迁东郡、赵郡、河东太守，所在化行，有遗风余教。嘏为人淳粹凯悌，虚己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修身履义，皆沉默潜行，不显其美，故时人少得称之。著书三十八篇，凡四万余言。嘏卒后，故吏东郡程威、赵国刘固、河东上官崇等，录其事行及所著书奏之。诏下秘书，以贯群言。注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