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领域的灾害史研究
自邓拓的《中国救荒史》问世以来，中国灾害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未脱离其研究范式，这也在客观上形成了“就灾言灾”的局面。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视野的拓展，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主要集中于灾情、救灾备荒、救荒思想等主要内容上。特别是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和生态环境史等角度为推进灾害史研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就灾荒中的人与社会、人与文化和人与自然的多重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在灾荒与社会、民众意识与日常行为和灾荒记忆等方面丰富了灾害史的研究成果，推动了灾害史研究的深入。
1.灾荒的社会史视角
目前灾荒社会史探讨的主要问题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灾荒的社会应对机制，多集中于政府和民间不同层次的灾害应对与救济；二是灾荒的社会影响，即灾荒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灾害记忆与民众信仰，探讨民众的灾害意识、灾荒记忆和经历。
灾荒的社会应对研究。救灾历来是学界重点讨论的话题，包括政府和民间社会救灾活动、救灾制度以及民间信仰等方面。近年来，学界尤为致力于民间社会救济的研究以及社会互动研究，其中南方民间救济仍然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对宗族58、民间医家59、商人60、同乡组织61等群体救灾行为的研究，表明民间救灾群体的研究呈现多样化局面，已突破绅商群体的单一范围。对社会互动研究则主要集中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地方政府与地方乡绅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以及城乡之间的互动。
相比之下，近年来北方民间社会救济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如叶宗宝《同乡、赈灾与权势网络：旅平河南赈灾会研究》一书，以旅居北平的河南人组成的救灾组织为对象，对旅平赈灾会的成立、运作资金和赈灾活动等进行考察，借此揭示清末民初地方社会“权势网络”的形成与运作。62论文类研究多集中于单次重大灾荒的灾情及社会应对研究，其中多涉及民间社会救助。郝平以民国二十二年山西阳曲县水灾为例，详细探究了山西农民自强协会阳曲县水灾救济会进行救济的历史过程，认为尽管从空间范围和救济程度来看，民间救济所起到的作用比较小，但作为救灾体制走向现代化的一种努力与尝试，其意义却非常深远。63
灾荒的社会影响。部分学者对灾荒的整体社会影响予以研究。如张祥稳认为天灾严重威胁着乾隆朝的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粮食安全和财政安全，影响着民心的向背及社会稳定等，引发了多方位和深层次的社会危机，实乃乾隆盛世衰落的主因之一。64关于灾害的区域影响，各方面研究更为多见，郝平从社会史的视角考察了明清三次大地震同山西乡村社会变迁的关系，对每次大地震灾害的后果、危害以及赈灾方法和效果进行复原，力图呈现连续性的自然灾害与社会变迁，阐述了大地震后山西乡村社会的部分变化以及对社会发展变迁的作用和潜在影响。65一些学者则注重探讨灾荒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朱浒、黄兴涛探讨了清嘉道时期的环境恶化，包括气候变动异常、水旱灾害严重、垦荒泛滥、瘟疫频发等诸多方面，认为从灾荒这一极富中国特色的视窗出发,可以考察和认知嘉道变局的历史进程及其逻辑，并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社会从18世纪的繁盛到19世纪的衰落之剧烈转换过程。66郑民德通过论述道光十七年山东潍县马刚天柱教叛乱，指出叛乱的实质是清中叶后阶级矛盾不断积累与恶化的结果，是清政府对基层社会逐渐失控的具体体现。67
灾害记忆与民间信仰。汪志国通过探讨近代安徽自然灾害下的乡民习俗信仰，指出含有许多不科学成分和不合理因素的各种农事习俗，浓郁的祈神求丰的宗教信仰，以及愚昧落后的文化生活，正是大灾之后乡民精神上荒芜的体现。68吴才茂试图对明清以来清水江地区民众日常灾害防范风俗“请神祈禳”进行分析，讨论其存在的合理性。69
无论是从学术增长点还是从学术创新的角度来看，从社会史角度推进灾害史研究还大有可为。笔者曾从灾害史研究的三种路径出发，提出在社会史的视野下，结合各类民间资料与田野调查结果，力求在长时段视角下拓宽研究领域，做到不仅要研究灾荒中的历史，更要研究历史中的灾荒。70
2.灾荒的社会文化史视角
应当说，这一视角为灾害史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是一个值得深入推进的新视角。余新忠在《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灾害研究刍议》一文中，探讨了从文化史角度开展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并指出灾荒社会史与文化史的不同之处在于，文化史特别注意去“挖掘出事件背后我们的前人所经历和体验的人类生存状况”，呈现他们的日常的生活样态。71
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灾害文本和灾害认知的解析、灾民的日常经验和体验研究以及灾害史相关概念的界定等方面。朱浒辨析了《海宁州劝赈唱和诗》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内在脉络，认为在捐赈机制日益规制化的背景下，地方社会文化传统可以更为明显地表达本地救荒活动的独特面相。作者还提出，尊重文献作为文本的内在属性，探究文本得以生成的具体情境及其实践逻辑，不仅是践行社会文化史视角的必要路径，而且有利于反思以往文献认知方式的不足。72朱馨薇研究了《东方杂志》灾荒信息中所蕴含的救荒观念和信息传播理念，她指出《东方杂志》一方面用科学的话语解释灾荒，另一方面又非盲目地使用西方的救灾方法，而是在中西两种文明中寻求救荒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灾荒研究的世界眼界、科学话语及实践逻辑，并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理解。73德国学者安维雅选取史料特征不太显著的方志传记，研究其中隐含着的灾害体验的社会文化内容，并进而探讨中国灾害史的研究方法。74
灾害史相关概念的界定。夏明方通过梳理清末民初以前数量庞大的灾荒文献，对“荒政书”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界定，认为不能将“荒政”等同于“官赈”，而应在尊重古人的基础上，以当事人的立场和角度来理解此概念，荒政书的范围应包括历史上系统总结和整理源自官方和民间的救荒经验和赈灾措施的著作。75闵祥鹏认为“灾害”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历史概念，不同历史时期或者同一历史时期不同阶层对灾害的界定各不相同。通过分析历史语境中“灾害”界定的流变，他指出对灾害史文本的解读必须回归历史语境，遵循传统社会与人类发展的内在逻辑来审视历史时期灾害。76朱浒通过追踪“义赈”作为一个名词的话语及实践脉络，认为这种名称不变而实践内容发生剧烈转换的状况，体现的正是一种既传承又超越的新陈代谢进程。在此基础上提出灾害史的研究不应太过局限于社会史、经济史范围，也应进一步融入思想史、文化史的视角。77应当说，社会文化史视角下的灾害史研究，反映了灾害史研究者对既往研究路径的不满和反思，是灾害史研究寻求突破和创新的重要思路，其前景令人期待。
3.生态环境史视野下的灾荒
环境史研究作为一门新史学在当下的中国史学界引起研究者极大兴趣。灾荒作为环境史研究的对象，自然与此密切关联。夏明方较早地提出从环境史的角度深化和推进中国灾害史研究，他指出中国灾害史研究存在非人文化倾向，应深入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来消解这一问题。78此后，夏明方教授进一步倡导应以视野更加宏大的生态史观来研究历史，探寻人与自然界其他部分在交互作用过程中的一体化的分异和多样化的统一,79并应重视历史学家与其研究对象之间主客体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历史认知生态系统，进而推动“史学生态化”80。周琼认为中国的灾害史研究应脱离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使灾害史成为环境史研究的新主题。她指出，灾害的新定义显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影响、作用的历史是一个动态、复杂的过程，各时期、各地区环境变迁的路径、方式及特点千差万别，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备受关注，灾害史成为环境史研究中最具魅力及现实资鉴意义的部分。81基于此，周琼在环境史视野下探讨了中国西南大旱的成因，从长时段、跨区域的视角探讨旱灾的自然、历史、文化及现实原因，进而指出旱灾最严重的地区就是森林破坏及水土流失现象最严重的地区。因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石漠化加剧和水文地质环境的改变，才使当地涵养水源的生态能力减弱而演变为一场巨大的人为灾难。82
与此相应，环境史视野下的城市灾害史和乡村灾害史研究成果也日渐涌现。李嘎以吕梁山东麓三城为例，探讨了城市洪灾背景下人与环境之间多重的复杂关联。他认为有必要突破“洪灾破坏——社会应对”这一固有的研究路径，而应以 “洪灾的环境塑造”和“治洪的环境效应”等角度进一步推动城市洪灾史研究。83孟祥晓以卫河流域为中心，分析水患与华北平原村落的发展及村落之间的社会联系，认为在水患背景下村落变迁的过程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内涵上的聚积与数量上的裂变增多是并行不悖的。84胡英泽通过对清代至民国年间永济县沿河三村的四本黄河滩地鱼鳞册的研究，提出黄河泛滥并未导致农民因举债而转让、买卖土地，也未形成土地兼并的局面，进而提出灾害与地权分配关系的“停滞说”。85
立足于环境史的视野，无疑会更加注重灾害中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同时也拓宽了灾害史料的可研究范围和视域，加深了灾害史料的再利用程度。夏炎结合飞蝗迁飞的自然与人为因素，重新解读原有史料，认为“飞蝗避境”是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正常现象。通过这一视角，“飞蝗避境”从一个近乎荒诞的神话转变为蝗灾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并得以重新建构出历史“虚像”叙述背后隐藏的“实像”。86
4.中外比较视野下的灾荒
近年来，在中外比较视野下的灾害史研究也逐步发展起来，显示了当下灾害史研究视野的扩大。研究者探讨的问题主要有外灾赈济、中外灾荒比较、西方灾害认识等问题。孙会修通过对民初俄灾赈济会的研究，指出赈济会试图以国民外交促进中俄政府外交的愿望未能实现，国力不强是其“道德强国”梦碎的根本原因。87卜风贤在中西方历史灾荒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对比了中西方历史灾荒成因和中西方灾民生活史。研究表明，中国的灾荒主要是由于社会救助不力造成的，在原因层面属于弹性灾荒，欧洲的灾荒主要是因为灾害的强度导致的，属于刚性灾荒的范畴。88中国古代完备的荒政制度在救荒济民的过程中发挥了良好的救灾效果，大灾之后并非一定有大荒，欧洲国家缺乏有效的国家政策救济灾民，重大灾害发生后灾情极为严重。89赵艳萍通过19世纪中美应对大蝗灾的比较研究，认为中美两国在蝗灾问题上有显著的相似性，同时不同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下的灾害应对存在差异性。90
李岚通过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灾荒观，认为其在当下仍有很强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进而提出解决生态危机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91刘亮以《纽约时报》为例，分析近代西方人对“丁戊奇荒”的认识及其背景，认为西方媒体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清政府的赈灾措施，而其更多地将“丁戊奇荒”的原因集中于中国基础交通设施的落后是受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92
这一视角提醒研究者，对于灾害史的研究，既要转换视角，也要扩大视野。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灾害史的研究。当下中国灾害史研究正是由于不断翻新的研究视角和不断扩大的学术视野，才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能够不断地推陈出新，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