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佛教传入日本

佛教发源于印度，在公元前后的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过魏晋的初传，到南北朝时已广泛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佛教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经过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入结合，逐渐演变为中国民族宗教之一。隋唐时期，形成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完成。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国佛教传播到朝鲜，又传入日本。

朝鲜是中国的近邻，自古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公元3、4世纪，在朝鲜半岛兴起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经过长期的互相兼并战争，7世纪中叶，新罗国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吞灭高句丽和百济，在朝鲜半岛建立了统一的新罗王朝。佛教是在三国分立时期传入朝鲜的。据高丽僧一然《三国遗事》卷三记载，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年），中国北方前秦王苻坚派使者和僧顺道到高句丽，送去佛像、经论；四年（374年），晋僧阿道到高句丽传教。王为顺道建省门寺注19，为阿道建伊弗兰寺。这是佛教传入朝鲜之始。此后佛教在高句丽逐渐流传，到广开土王三年（394年）在平壤建寺9所。佛教传入百济的时间是枕流王元年（384年），东晋的胡僧摩罗难陀到达百济，被迎入宫内受到礼敬，第二年在汉山州创立佛寺，度僧10人。新罗位于半岛东南部，北边经高句丽与中国北方相接，西边与百济接壤，通往中国南方的水路经常受阻于百济，佛教传入最晚。据《三国遗事》卷三载，新罗第十九代王讷祇王（417—457年在位）时，沙门墨胡子从高句丽来到新罗，住于一善郡毛礼家，最早传播佛法；此后又有我道（或阿道）带弟子前来传法。到第二十四代王法兴王（516—539年在位）时佛教有较大发展，王于京城庆州建寺7所。总的说来，在三国佛教中，高句丽佛教与中国北朝关系密切，而百济、新罗的佛教受中国南朝佛教的影响较大。注20

日本的佛教虽源自中国，但从传播路线来看，7世纪之前主要通过朝鲜传入，此后才与中国发生频繁的直接的佛教往来。

一、佛教传入日本的时间

佛教何时传入日本？这也是日本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日本学者对佛教传入有所谓“公传”和“私传”的说法。“公传”是指佛教通过朝廷传入，“私传”则是通过民间传入。日本学术界一般把公传的年代作为日本佛教传播之始。

佛教公传的年代

有两种说法影响较大：

（一）钦明天皇十三年壬申（公元552年）佛教传入说。据8世纪成书的《日本书纪》卷十九记载：

冬十月，百济圣明王遣西部姬氏达率怒唎斯致契等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别表赞流通礼拜功德云：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辨注21无上菩提，譬如人怀随意宝，逐所须用尽依情。此妙法宝亦复然，祈愿依情无所乏。且夫远自天竺，爰洎三韩，依教奉持，无不尊敬。由是百济王臣明，谨遣陪臣怒唎斯致契，奉传帝国，流通畿内，果佛所记：我法东流。

是日，天皇闻已，欢喜踊跃。诏使者云：朕从昔来，未曾得闻如是微妙之法。然朕不自决。乃历问群臣曰：西蕃献佛，相貌端严，全未曾看，可礼以不？苏我大臣稻目宿祢奏曰：西蕃诸国一皆礼之，丰秋日本岂独背也。物部大连尾舆、中臣连镰子同奏曰：我国家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为事。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国神之怒。

按照这个记载，在钦明天皇十三年（按干支纪年是壬申岁），即公元552年，百济圣王（圣明王）派使者赴日，进献金铜佛像、幡盖及佛经，并上表赞颂信奉佛教的功德。钦明天皇有意信奉，向群臣征询意见。大臣苏我稻目主张仿效大陆各国，崇奉佛教，而大连物部尾舆和中臣连镰子表示反对，认为改奉佛教会招致日本传统祭祠的众神之怒。

（二）钦明天皇七年戊午（538年）传入说。据奈良时代（710—784年）成书的《元兴寺伽蓝缘起》记载：

大倭国佛法，创自斯归岛宫治天下天国案春岐广庭天皇（按，指钦明天皇）御世，苏我大臣稻目宿祢仕奉时，治天下七年岁次戊午十二月度来，百济国圣明王时，太子像并灌佛之器一具及说佛起书卷一箧度而言……

在另一部于奈良时代成书的《上宫圣德法王帝说》，与《古事记》、《日本书纪》所据资料不同，有很高史料价值。亦记载说：

志癸岛天皇（按，钦明天皇）御世，戊午年十月十二日，百济国主明王，始奉度佛像经教并僧等，敕授苏我稻目宿祢大臣，令兴隆也。

按照《日本书纪》的纪年，钦明天皇是继安闲、宣化二天皇之后（即公元540年）即位的，而戊午岁相当于宣化天皇三年。日本史学界有些学者认为，在继体天皇死（公元531年）后曾存在钦明天皇与安闲、宣化二天皇并立的局面。按照这种说法，钦明天皇是在继体天皇死后立即即位的，到《日本书纪》所载他死之年（辛卯，571年）正好四十一年，与《上宫圣德法王帝说》所说“志归岛天皇治天下四十一（年）”也相符合。注22

以上二书所载内容在时间上虽与《日本书纪》说法有所不同，但二者也有相同之处：一、在钦明天皇治世传入佛法；二、向日本派使者传入佛像、佛经的是百济圣明王。

目前日本学术界多采用戊午佛教传入说，即认为在公元538年由百济正式向日本传入佛教。

佛教私传的年代

按照常识推断，随着中国和朝鲜移民不断东渡日本，5世纪后日本与中国南朝有着频繁的使节往来，可以说在日本社会上不仅有不少人对佛教早已有所了解，也有一部分人已是佛教信徒。但这方面缺乏文字记载。日本12世纪皇圆《扶桑略记》记载，在继体天皇十六年壬寅（522年）有中国人来到日本，结庵供奉佛像。原文曰：

日吉山药恒法师《法华验记》云：延历寺僧禅岑记云：第廿七代继体天皇即位十六年壬寅，大唐汉人案部村主司马达止，此年春二月入朝，即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本尊，归依礼拜。举世皆云：是大唐神之出缘起。隐者见此文，钦明以前，唐人持来佛像，然而非流布也。

据日本学者考证，药恒生活在10世纪中叶，延历寺禅岑当生活在9世纪初。注23这里所引的是一个传说。“案部”或作“鞍部”，当是以制鞍为业的由移民组成的部民组织。司马达止，有的书作司马达等，是中国移民。“大唐”、“唐”是在唐王朝建立后日本人对中国的称呼。这个记载是说，早在佛教公传之前，在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年），中国移民司马达等已在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建草堂，安置佛像礼拜。

根据以上所引日本史书中关于佛教公传、私传的资料及其他有关资料，可以认为：

第一，在早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主要是通过朝鲜半岛间接地进行的。中国佛教首先传入朝鲜，再由朝鲜传入日本。朝鲜半岛当时三国并立——北部有高句丽，东南部有新罗，西南部有百济。日本在4世纪时派兵在朝鲜南部扩张势力，曾在任那（弁韩旧地，一度包括今全罗南道和庆尚南道西部）设日本府。百济为对抗高句丽和新罗，曾与日本有较密切的关系。因此，《日本书纪》中所载百济圣明王派使臣赴日献佛像、佛经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但所谓百济圣明王称臣奉表的内容是不足凭信的。

此时期的日本国，仍处于带有氏族制血缘关系的不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在文化上，有主张积极引进大陆先进政教文化的上层人士，他们在外交上主张与百济结盟，此以大伴氏（如大伴金村，6世纪后失势）、苏我氏（如苏我稻目）为代表。另有主张固守传统文化的上层人士，在外交上主张联合新罗，此以中臣氏（如中臣镰子）、物部氏（如物部尾舆）为代表。据传说，苏我氏统率中国移民秦氏、东西文氏，管理三藏（斋藏、内藏、大藏），对大陆文化比较了解。物部氏管军事、刑狱，在钦明天皇时与苏我氏并列控制朝政。中臣氏世掌祭祀。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苏我氏主张仿效大陆国家支持佛教流行，并且亲自奉佛，而物部氏和中臣氏则主张仍奉敬“国神”，反对佛教传播。

第二，在日本钦明天皇时传入佛教的说法是可信的，因日本古代无成文历史，故后代追记的年代难免有误。《元兴寺伽蓝缘起》和《上宫圣德法王帝说》所载佛教在日本公传的年代比较可信，本书即以公元538年作为佛教正式传入日本之年。天皇接受佛像、经幡等，让大臣苏我稻目先奉佛法，看其效应。物部氏、中臣氏反对，认为应奉祭“天地社稷百八十神”，否则将会招致“国神之怒”。这里讲的天地社稷之神、国神，即日本原始神道所奉的天地日月等自然神灵和祖先神。这两种不同的态度，拉开了日本佛教史上奉佛与排佛之争的序幕。

第三，据日本学者考证，《日本书纪》中的百济圣明王之表及天皇之诏，是后人伪造的。例如表文中赞颂佛法，“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取自中国唐代义净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寿量品》：“是金光明最胜王经于诸经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逐所须用尽依情”，取自此经《四天王护国品》之颂：“如人室有妙宝箧；随所受用悉从心”；天皇诏书中的“朕从昔来，未曾得闻如是微妙之法”，取自此经《四天王护国品》：“我从昔来，未曾得闻如是甚深微妙之法”。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在唐武周长安三年（703年），上距钦明十三年有151年之久。可见，此表、诏显然是后人编造，用以粉饰日本历史。但这并不妨碍其中包含真实的内容：在钦明天皇时佛教从百济传入日本。因为当时日本没有成文记载，后人著史时为了美饰天皇及佛法的传入，参照唐译《金光明最胜王经》，把原来简单朴素的传说加以补充和修饰，造出表奏及诏书，是可以理解的。

第四，关于佛教私传，即民间传入，按理说应早于公传。《扶桑略记》所载虽不无可疑之处，但把它轻易否定，也不妥当。它的最初来源也是个传说。“司马达止”似乎应解释为“司马达到达”。后人以“司马达止”作为人名，按中国人起名习惯，不太可能。后人还把“司马达止”与“司马达等”看作是一个人。“司马达等”也许是以司马达为首的一批人的意思。因为缺乏必要的资料，本书仍按日本学术界的说法，把“司马达等”当作一个人看待。他在坂田原结庵拜佛，显然是个佛教徒。此地后为坂田寺，是后来飞鸟文化的发祥地。据史书记载，司马达等之子是多须奈，出家为德齐法师；女儿叫岛，出家为比丘尼，称善信尼。

二、佛教初传情况

钦明天皇见物部氏、中臣氏反对奉佛，便把百济王献的佛像、佛经赠与苏我稻目，“试令礼拜”（《日本书纪》卷十九）。苏我氏把佛像安置到在小垦田的家中，后又为建向原寺。此后日本国内流行疫病，人民病死者很多。物部尾舆、中臣镰子同奏：“昔日不须臣计，致斯病死。今不远而复，必当有庆。宜早投弃，勤求后福！”（《日本书纪》卷十九）天皇准奏，有司把寺焚毁，把佛像投到难波的堀江之中。此年，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为庚寅年，即钦明天皇三十一年（570年）注24。苏我稻目于此年去世。

此后，敏达天皇十四年（585年），苏我稻目之子苏我马子有病，得到天皇允许，供奉百济所献佛像和弥勒石像，“乞延寿命”（《日本书纪》卷二十）。在此前一年命司马达等之女岛从高句丽比丘尼惠便、法明出家，名善信尼；又命善信尼的弟子二人出家。苏我马子在家宅之东营建佛寺，安置佛像，请善信尼等在此修法，并特为她们施置水田以供衣食所需。翌年国内又有疾病流行，物部尾舆之子物部守屋与中臣胜海上奏天皇：“宜断佛法”，天皇准奏。物部氏等人即把苏我马子所建的佛寺烧毁，把佛像等投到堀江。又强令夺去三位比丘尼的法衣，把她们禁锢起来（《日本书纪》卷二十）。这一年按干支纪年是乙巳年，佛教史书称这次灭佛事件为“乙巳法难”。

然而实际上佛教并没有被消灭。尽管物部氏及其党羽称佛是“蕃神”，予以排斥，宣传信奉佛法会招致“国神之怒”，带来灾害，但在皇室和贵族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对佛教产生信仰，认为礼拜佛像，建寺造像和供养僧尼，可以消病祛灾，招致福祥。在用明天皇的第二年（587年），天皇生病，表示要信奉佛教，命群臣商议。大连物部守屋和连中臣胜海反对，声言：“何背国神，敬他神也！”（《日本书纪》卷二十一）但苏我马子坚决支持，要大家“随诏而奉助”，于是由天皇庶弟引丰国法师入宫传法。在天皇病重之时，为祈愿病愈而建寺，造药师佛像，据传说此即法隆寺。司马达等之子鞍部多须奈为祈求天皇身体康复而出家为僧，发愿造丈六佛像，此即南渊坂田寺的佛像以及挟侍菩萨像。

用明天皇在此年死去，朝廷围绕天皇继承问题发生激烈斗争。大臣苏我马子与泊濑部皇子、竹田皇子、厩户皇子等联合，率军诛灭物部守屋，拥立泊濑部皇子，即为崇峻天皇。在讨伐战争处于困难的时刻，厩户皇子为祈祷胜利，许愿建四天王寺。苏我马子也发誓愿说：“凡诸天王、大神王等助卫于我，使获利益，愿当奉为诸天与大神王，起立寺塔，流通三宝（按，佛、法、僧为三宝）！”（《日本书纪》卷二十一）在战争结束后，厩户皇子果然在摄津建四天王寺，把物部氏的奴隶分出一半作为“寺奴”，分出其田宅作为寺的“田庄”。苏我马子也按战时发的誓愿，在飞鸟（今奈良高市郡明日香町）建造法兴寺。此寺直到推古四年（596年）才完成，也称元兴寺、飞鸟寺。

崇峻天皇元年（588年），百济国派使臣并僧惠总、惠实、令斤等，献佛舍利；后又遣僧聆照，律师令威、惠众，及寺工、炉盘博士、瓦博士、画工等赴日。苏我马子让他们参与造法兴寺。又派善信尼等入百济学习戒律。善信尼在崇峻天皇三年（590年）回国，住樱井寺，举行度尼授戒仪式，据载有大伴狭手彦连女善德、大伴狛夫人、新罗媛善妙、百济媛妙光、汉人善聪、善通、妙德、法定照、善智聪、善智惠、善光等受戒出家。可见，在日本早期出家者之中，除日本原籍人（如大伴氏）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来自朝鲜、中国的移民及其后裔。

此后，佛教在日本开始顺利传播。经圣德太子的提倡和扶植，佛教迅速深入日本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