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何以“东南亚”？
《东南亚政治导论》是我在学校开设的一门课程，课程的主要目的是让大学二、三年级的学生对东南亚国家政治以及国家间关系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每个学期的第一节课，我都会向学生抛出这样一个问题：“东南亚指的是哪里？”学生们会断断续续地数出这样10个国家：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柬埔寨、越南、老挝、缅甸、文莱——其中，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往往会最先被提及。而一些有国际关系或外交学背景的学生，可能会更加自信地回答，东南亚指的就是“东盟十国”（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简称）。当然，还有人会补充性地提到作为东盟候选成员国的东帝汶。
今天，当我们提到东南亚时，绝大多数人都习惯将东南亚这个区域等同于11个主权国家。摊开一张东南亚地图，你很快就会发现，地图可能仅会展示印度、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以及中国的部分领土。这无疑是在告诉我们，那些国家并不属于东南亚这个地区。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东南亚地区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的边界，被清晰无误地勾勒出来。
然而，有趣的是，在东南亚国家中，除泰国从未经历过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以外，其他国家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获得独立的，其中最“年轻”的东帝汶在2002年才获得独立。同样，东盟这个区域性合作组织也直到1967年才成立，当时仅有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5个成员国。1984年文莱成为东盟的第六个成员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才先后加入东盟，东盟的成员国扩展到今天的10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通过国家还是通过区域合作组织来界定“东南亚”，都不会是历史上一以贯之的做法。那么，“东南亚”的这个概念到底从何而来？我们对于东南亚区域边界的界定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正是本章想要回答的问题。
迟到的“东南亚”
“东南亚”（Southeast Asia）是一个相对新近的概念。中国人习惯将这一地区称为“南洋”，意思就是“南方的水域”。相似的，欧洲人也以自己为中心，将这一区域称为“外印度”（Further India）。但是，对于这一区域的具体范围和边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缺少普遍性的共识。欧洲的学者们甚至没有将“印度以东、中国以南”的这片地理意义上的地区，视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区域”。正如约翰·李吉在《剑桥东南亚史》开篇就写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有一个普遍倾向，即把注意力集中在东南亚的各个组成部分，而没有将这一区域视为一个能被作为整体来研究的对象。[1]事实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东南亚”的这一术语的拼写上，英语世界还就“如何大写” “是否使用连字符”等问题存在着广泛的分歧。“South 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Southeastern Asia”等诸多拼写方式散见于各种学术作品及政府文件中。[2]
什么原因导致了“东南亚”的迟到？这个地区被殖民的历史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世界上的各主要“区域”，不难发现，“区域”的产生除了受到地理临近性、文化相似性这样的“客观”因素影响之外，其背后还有着尤为突出的“人为”因素。例如，频繁的贸易活动与密切的人员往来，就是区域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的形成以及区域边界的不断变化，反映的是“人类不断变化的实践”。[3]
在前殖民时代，东南亚的不同王国间也曾保持着密切的贸易联系和人员往来。然而，16世纪初开始，欧洲殖民者纷至沓来——1511年葡萄牙人击败马六甲苏丹，十年后，西班牙麦哲伦航队在菲律宾的宿务登陆。以此为开端，一个个欧洲人的贸易据点开始出现在地图上，东南亚逐渐成为欧洲人全球贸易的一个重要环节。到了19世纪后期，东南亚国家中除暹罗（泰国旧称）因地处英法两国殖民地的缓冲地带、并割让了大片领土而勉强保存了主权之外，其他国家都被置于欧洲人的殖民统治之下。
正是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攫取和掌控，打断了东南亚区域形成的进程。[4]国内工业革命的发生与深化，让欧洲殖民者逐渐意识到，要想实现更大规模的财富积累、更高的经济效率，商业贸易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殖民地的生产与消费中。欧洲人全新的殖民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殖民地的经济结构，每一处殖民地的经济功能都要根据宗主国的需要来设定。在英国人的“设计”下，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缅甸稻米种植和出口量增长了近十倍，马来半岛也涌现出不计其数的橡胶种植园。单一的生产和出口结构导致了殖民地对宗主国严重的经济依附，地区内原有的分工与贸易联系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殖民者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对立与竞争。对于来自各宗主国的总督来说，他们的任务在于更好地让殖民地为帝国的经济与政治利益服务，他们并没有动力推动区域内联系的深化。比如，没有任何记录显示，在菲律宾的美国人曾尝试与马来亚（马来西亚旧称）的英国人或是印度支那的法国人建立任何外交关系网络。[5]
殖民地间的相互隔绝还塑造着整个世界，尤其是知识阶层，对于东南亚的认知。在殖民主义盛行的年代，人们不再将马来亚与爪哇视为同属一个地区的两个政治单元，相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会被分别标注为“英属马来亚”与“荷属爪哇”。有趣的是，正是因为德国和奥地利在东南亚没有任何殖民地，这两个国家的学者反而有了更超前的眼光，最早开始将东南亚看作一个整体，并开创了欧洲“东南亚区域研究”的先河。[6]
“东南亚”的诞生
作为一个迟到的概念，“东南亚”的最终诞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38年9月，英法两国在绥靖政策的指导下，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纳粹德国，这一举动也让日本进一步确认了英法的软弱。协定签署的次月，日本就开始了南进行动，先后占领了中国的广州和海南，并进一步将目光投向了东南亚。如果从1941年7月日军占领法属印度支那算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日本就从老牌帝国的手里夺取了后者经营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殖民地，将东南亚地区纳入了其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7]
从一定意义上讲，日本对东南亚的占领，打破了欧洲殖民者统治下该地区的隔绝。日本甚至可以被称为“有史以来第一支将统治范围扩张到整个东南亚的政治力量”。在占领的早期，一些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者受到日本的迷惑，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拥趸。1943年11月，大东亚国家大会在东京召开，菲律宾总统何塞·劳雷尔、缅甸总理巴莫，以及泰国总理代表旺·怀他耶功出席了会议。此前，从未有多位东南亚领导人同时出席过国际会议。[8]也正是受到日本的启发，一些东南亚领导人开始有了关于区域主义的思考。[9]然而，日本的权力巅峰也是其衰败的开始，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岛战役中的失败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1943年8月，英美在魁北克召开会议，作为会议的一项成果，英美决定设立“东南亚司令部”，推进在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的对日作战。司令部由蒙巴顿任最高统帅，史迪威任副统帅。
“东南亚司令部”的设立，被许多东南亚史学专家视作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尽管“东南亚司令部”的主管战区与今天我们理解中的东南亚仍有很大区别——没有覆盖菲律宾，却包括了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以及今天印度的部分领土。[10]但正是该司令部的出现，让“东南亚”这个名词出现在世界政治版图上，并走进公众的视野。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前所未有地让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将注意力投向了东南亚。正如历史学家霍尔写道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南亚是西方大多数人不了解的地方，它在印度和中国的对比之下完全失去了光辉。用印度以远地区或印度支那等术语去形容东南亚广大地区，而且用印度尼西亚或东印度群岛去称呼它的岛屿世界，这不但模糊了它的形象，而且也低估了它的重要意义。但现在，一下子情况完全变了……战后的世界已开始意识到东南亚了，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11]
在霍尔看来，战争让西方人突然意识到，自己以及整个国家的切身利益原来与东南亚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荷兰国民储蓄的很大一部分都投资到了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的存在维系了法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而很多英国人的亲人曾在殖民政府工作，因为日军的突袭而成为俘虏，并最终死于日军的苦役。
这样的变化也带来了政治与决策阶层的变化，并推动了知识阶层的转向。1945年，美国国务院首次设立了东南亚事务局。相应的，学界也越来越多地将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以及耶鲁大学分别于1946年和1947年开设了东南亚研究分支。[12]1955年，史学界也出版了第一本有关东南亚地区历史的专著——英国学者霍尔的《东南亚史》。[13]
持续分裂的现实
日本投降后，英、法、荷等老牌殖民国家纷纷重返东南亚。然而，当他们回到自己的旧日王国时，却发现这里早已变了天地。东南亚各国的民族主义组织在日据期间获得了极大的壮大，很多组织都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在占领的后期，江河日下的日本当局为了获取当地民众的支持以便更好地阻击盟军的反扑，给予了东南亚国家名义上的独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东南亚人民追求独立建国的政治意识。在老牌帝国中，除了英国以较为开明的态度，通过协商与谈判为自己的殖民统治画上了句号，荷兰和法国都遭遇了新建立的民族主义政权的激烈抵抗，并陷入旷日持久的殖民地战争。
而此时的美国已经跃升为整个国际体系内的超级大国，它更多地将欧洲国家主导的殖民体系视为战后秩序构建的绊脚石。我们不难理解，对于美国而言，殖民地对欧洲宗主国的经济依附，无疑将妨碍美国建立新的自由贸易体系。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看来，如何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蔓延，才是当务之急，而欧洲殖民者与东南亚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战争，只会为苏联提供向东南亚“渗透”的机会。正是在这样的考量下，美国才不断向荷兰施压，迫使后者同印尼共和国政府达成协议，印尼最终获得了独立。
然而，东南亚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并没有随着殖民体系的终结而开启。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东南亚”这个术语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但此时的东南亚并未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相反，冷战的爆发延续了地区内不同国家间的隔绝。
1949年，中国国内战争的结束，让“多米诺骨牌理论”在美国甚嚣尘上。为了防止下一块“多米诺骨牌”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开始将遏制战略扩展至东南亚。与此同时，法国逐渐在印度支那战场上处于劣势地位，如何填补法国撤出后印度支那出现的“权力真空”，成为美国政策界最为关注的问题。1954年7月，法国在国内政府倒台与战场失利的双重压力下，最终签署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两个月后，在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推动下，美国联合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几个西方传统盟友，以及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马尼拉召开会议，并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和条约议定书等文件，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就此成立。[14]
虽然被冠以“东南亚”之称，但条约的签订对于东南亚区域边界的确定以及区域的整合，却并没有过多助益。事实上，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立进一步分化了东南亚国家。如果以我们今天对“东南亚”的定义作为标准，在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正式成员中，仅有菲律宾和泰国这两个“地道”的区域内国家。就地理范畴来看，条约虽然明确将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划入了保护范围，[15]但却没有提及区域内其他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相反只是泛泛地使用了“东南亚的一般地区”“西南太平洋的一般地区”等模糊的表述。[16]
在大国频繁干预的背景下，东南亚国家也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外交选择。一边是泰国与菲律宾，它们将共产主义视为最主要的威胁，选择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保障国家与政权的安全。另一边则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在拥抱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主张通过武力革命的方式彻底清除西方国家在地区内的残余势力。而采取中间立场的则有印度尼西亚、缅甸和柬埔寨，这三个国家后来成为不结盟运动的成员。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尼一直主张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与任何大国缔结军事同盟。事实上，印尼政府从一开始就拒绝了杜勒斯关于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提议。[17]印尼还在1955年亚非会议的召开和不结盟运动的发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一言以蔽之，今天已经被我们熟识且广泛使用的“东南亚”，实际上是一个新近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在被创造出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东南亚”仅仅是一个外部强加给这个地区的名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东南亚”这个术语更多地是在向强大的西方命名者致敬，反映的是他们的认识，而不是那些被命名的、居住在这里的人民。[18]直至冷战结束前，外部力量始终对区域一体化的走向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更准确地讲，大国间的博弈持续分化着东南亚，造成了区域内部的隔绝甚至是对立。
在谈及前殖民时期的东南亚时，著名学者王赓武写道，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民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存在任何文化上的共性，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地区归属感”。[19]其实，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描述20世纪50年代的东南亚。尽管“东南亚”这个名称已经被创造出来，但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是否已经形成？这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区域”是否存在，最终还是取决于居住在这里的人民，取决于他们是否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个区域。
区域：想象的共同体
在继续探寻东南亚形成的过程之前，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区域”的本质。究竟什么是“区域”？今天，我们不仅经常使用“东南亚”这个术语，也常常将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构成了东南亚这个区域存在的基础？
通常来讲，地理上的临近性是构成“区域”的必要条件之一。然而，就地理来看，因为海洋和密林的分割，东南亚并不具备“区域”形成的优越条件。部分东南亚海洋国家的版图甚至可以用支离破碎来形容——现代印尼的领土就是由13466个岛屿组成的，菲律宾的岛屿也多达7641个。[20]东南亚大陆国家的地理则呈北高南低的态势，山地少数民族常年与低地主体民族相互隔绝，中南半岛历史上的古王国也多建立在平原地带，其权力范围很少延伸到北部山区。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都未存在过任何统治范围与现代国家领土一致的古王国，更不存在任何政治力量曾统治过整个区域。显然，仅从地理临近性的角度出发理解区域的本质，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地理临近性的观点更无法解释，为什么与印尼接壤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会被划分为大洋洲国家。
除了地理因素，民族的联系也会增强人们的地区归属感，促进“区域”的产生。但是，历史上的东南亚地处种族和民族迁徙的十字路口，有“人种和民族博物馆”的别称。根据“约书亚人口数据项目”（Joshua Project Peoples Data）的统计，已知的、居住在东南亚的族群就超过1800个。[21]即便采用最宽泛的分类法，我们也会发现，依据民族划分的区域边界与我们今天看到的东南亚并不完全吻合。比如，有民族学学者就认为，就民族的相似性而言，东南亚应该包括印度的部分地区（如安达曼群岛、尼科巴群岛、阿萨姆）以及中国南部（如云南、海南），而印度尼西亚在新几内亚岛西部的领土则应该划入大洋洲，因为那里居住的主要是美拉尼西亚人。[22]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存在的基础呢？一些学者主张从文化共性的角度出发回答这个问题。例如，法国学者赛代斯就指出，从公元1世纪到13世纪，东南亚经历了漫长的印度文明的洗礼，涌现出一批印度化王国。[23]如今，无论是在越南的美山圣地、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还是在柬埔寨的吴哥窟，我们仍能看到印度文明留下的印记。但是，印度文明扩散的范围也与当今东南亚的区域边界有着明显的出入。一方面，缅甸、老挝和泰国北部的高地地区，以及整个菲律宾并没有受到印度文明的影响，而越南（至少是越南的北部）则更多地接受了儒家文明。然而，今天没有人会质疑菲律宾与越南的东南亚国家的身份。另一方面，与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一样，锡兰（斯里兰卡旧称）也深受印度文明的影响，事实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仍有不少人将锡兰视为东南亚国家，盟军的东南亚司令部就曾将总部设在该国。但如今，斯里兰卡则被视为南亚国家，而且这一地区身份甚至已经变得确凿无误了。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区域边界的理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变化甚至可能是相当迅速的。正因如此，历史上文明传播形成的相对固定的边界，似乎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我们观念上的变化。
从地理、民族、文化出发来界定“区域”，只会产生更多疑问。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区域？在这一点上，建构主义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将民族称为“想象的共同体”，这是因为即便对最小的民族而言，其成员也不可能见过彼此，或者听到过彼此的声音，但在每个成员的思想中却存在着一种团体的意象。在安德森看来，只有原生的村落是以面对面接触为主的，任何大于村落的共同体都是“想象的”。[24]事实上，不仅民族是想象的，区域更是如此。
可以说，当今我们对于东南亚边界的认知，并不符合任何客观条件所限定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区域”是主观的，存在于我们的观念里，是“想象的共同体”。正如东南亚问题专家、建构主义学者阿米塔·阿查亚所指出的，“想象”就意味着，“无论是从（区域的）外部看还是从内部看，没有了‘区域的观念’，地理上的接近与功能上的互动都不足以构成一个区域”。[25]
所谓“想象”并不是说“区域”是虚假的，或是被凭空创造出来的。无论是东南亚古国间的贸易历史，还是这一地区共同受到的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影响，或是一些国家间存在的宗教与族群间的联系，都构成了“区域想象”的基础。缺少了这种基础，想象将无以为据。然而，“想象”同时也意味着，一切客观因素都是可以被选取的、甚至是被重新阐述与塑造的。与此同时，作为一种观念，关于区域的想象也是持续变化的。就像阿查亚指出的：“区域的一致性和身份认知都不是既有的，而是区域领导人与人民的有意识的社会化的结果。”[26]而在东南亚的经验中，东南亚各国的领导人又在区域的想象和建构中，发挥了异乎寻常的主导的作用。
作为政治单元的东南亚
在东南亚区域的形成过程中，政治的需要永远是被放在第一位的。政治家在地区的整合中，更是发挥了毋庸置疑的领导作用。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用11个主权国家来定义东南亚，这种通过国家的领土边界来划定区域边界的做法本身就说明，东南亚是一个政治的单元，而非人种的或文化的单元。1969年，当印尼最终从荷兰人手中收复了新几内亚岛西部的领土时，东南亚区域的边界也因此向东拓展了，而所谓的“人种与文化的一致性”显然已经无法为这一新的边界辩护了。
更重要的是，东南亚区域的最终形成也是各个国家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自主的结果。正是在寻求民族解放的过程中，早期的东南亚领导人萌生了区域主义的想法——他们希望借助区域主义的力量，加快殖民体系的瓦解。早在1945年9月，胡志明就曾提出建立一个由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马来亚、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组成的“泛亚共同体”。[27]
由政治家发起的区域合作也使东南亚的边界变得更加清晰。1967年8月，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五国外长在曼谷举行会议，随着《曼谷宣言》的发表，东南亚国家联盟正式成立。从短期来看，东盟的成立似乎深化了邻近国家间已经存在的裂痕——尽管东盟尽力淡化其政治和军事色彩，并特别突出成员国在国内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合作，但东盟仍被普遍视为一个亲西方的、反共的阵营，它的成立也遭到了越南的强烈反对，柬埔寨和缅甸亦拒绝了该组织发出的邀请。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能以更长远的目光来看，我们将发现东盟的成立对于东南亚区域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意义，它将在冷战后成为东南亚区域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石。不同于东南亚条约组织，东盟具有纯正的东南亚血统——它是一个来自地区内部的合作倡议，而不再是在某个地区外大国主导下建立的合作机制。更重要的是，它还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克服了一系列内部危机，成功地存活下来。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东盟实现了进一步的扩容，东南亚国家间的分裂也随着冷战的终结而逐渐弥合。文莱取得了国家独立，越南放弃了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野心，缅甸也调整了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随着新成员国的加入，东南亚终于以“一个”区域的形象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从此以后，“东盟成员国”的身份逐渐成为划定区域边界的重要标准。
东盟在东南亚区域形成中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为区域身份认同的产生做出了重要贡献。东盟长期以来所提倡的一系列规范，不断强化了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的区域归属感。这些规范不仅包括不使用武力、区域自治、互不干涉内政等一般性原则，还有许多更具特色的做法，比如东盟国家更加偏爱非正式的、基于协商与共识的决策制定过程，这与西方国家所喜爱的制度化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制定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众多东南亚领导人看来，正是这些规范，让东南亚成为一个独特的、有别于西欧和北美等区域的政治单元。[28]换言之，这些规范为区域共同体的“想象”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具体的素材。领导人对于区域的认知，也通过新闻报道等多种渠道传递给民众，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东南亚各国人民对于区域的理解与想象。
当我们审视今天的东盟或东南亚时，我们很容易以“目的论”的观点来理解二者的发展，[29]并认为东盟的成功是必然的，它终将会把东南亚国家引领到合作的道路上来，东南亚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区域”也一定会形成。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在东盟成立之初，很少有人预见了它今日的成功。事实上，东盟诞生前，由东南亚国家发起的两次区域合作——“东南亚联盟” （ASA）以及“马菲印联盟”（MAPHILINDO）——都遗憾地以失败告终。东盟也是在成立8年后，才第一次召开了领导人峰会，而在其成立的前25年时间里，东盟仅召开过4次这样的峰会。[30]就成立的目的而言，东盟也具有明显的“内向性”——与其说东盟的创立是为了促进区域一体化，不如说它是为了进一步巩固成员国政府的合法性。东盟成立时，其五个成员国无一例外都面临着武装叛乱、族群矛盾与冲突等国内问题，成员国之间也存在着包括领土纠纷在内的各种矛盾。东盟的成立意味着成员国政府做出承诺，不再从事针对彼此的渗透与颠覆活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承诺，东盟国家才可以专注于国内经济的发展与秩序的构建。
综上所述，政治在东南亚区域的形成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国家的形成和领土的勘定，使东南亚有了更加清晰的边界；大国政治——尤其是冷战的爆发与结束——直接影响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东盟框架下的国家互动与规范扩散也成为成员国区域身份认同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政治博弈与利益也是迅速变化的，这也决定了，东南亚区域的形成实际上也充满着不确定性。1967年，锡兰拒绝了东南亚国家发出的加入东盟的邀请，否则，我们今天可能会看到一个更加广阔的“东南亚”。
小结
最后，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一章要回答的问题：东南亚从何而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作为术语的“东南亚”是一个新近的概念，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名称才开始被广泛使用。而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区域，东南亚则来得更迟。这是因为，一个真正的区域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需要人们——尤其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具有关于区域的“想象”。而长期以来，东南亚地理的破碎、民族与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殖民者的割据，都阻碍了区域想象的产生。最终，政治家的需要以及他们对于区域的“想象”，从根本上塑造了东南亚。可以说，“东南亚”是一个政治的概念，这个区域则是一个政治的单元。这也意味着，从政治的角度审视和研究这个区域，也许将带给我们更多有益的收获。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黄文磊：《地缘政治下的强势遏制：杜勒斯与东南亚条约组织（1954—1959）》，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喻常森：《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区域合作的政策选择——从东约（SEATO）到东盟（ASEAN）》，《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5期。
[澳]J.D.李吉：《东南亚史的撰写》，《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贺圣达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澳]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法]G.赛代斯：《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英]D.G.E.霍尔：《东南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英文文献
Acharya，Amitav，and Jillian Moo-Young，“Constructing Security and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No.2，Winter/Spring 2006.
Acharya，Amitav，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
Acharya，Amitav，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 Region，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Anderson，Benedict，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New Left Books，1983.
Emmerson，Donald K.，“‘Southeast Asia'：What's in a Name？”，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15，No.1，1984.
Gungwu，Wang，“Introduction”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9th to 14th Centuries，edited by David Marr and Anthony Crothers Milner，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1986.
Hall，D.G.E.，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London：Macmillan，1955.
Katzenstein，Peter，A World of Regions：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
“Protocol to the Manila Pact”，The Avalon Project：Documents in Law，History and Diplomacy，1954，https：//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usmu004.asp.
“Southeast Asia Collective Defense Treaty（Manila Pact）”，The Avalon Project：Documents in Law，History and Diplomacy，1954，https：//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usmu003.asp#art4.
[1] [澳]J.D.李吉：《东南亚史的撰写》，载[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2] 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London：Macmillan，1955，p.3；Donald K.Emmerson，“‘Southeast Asia’：What's in a Name？”，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5，No.1，1984，footnote 6.
[3] Peter Katzenstein，A World of Regions：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p.12.
[4] [澳]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
[5] Amitav Acharya，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 Region，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81.
[6] Donald K.Emmerson，“‘Southeast Asia’：What's in a Name？”，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5，No.1，1984，p.5.
[7] [英]D.G.E.霍尔：《东南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20—923页。
[8] Amitav Acharya，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 Region，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83.
[9] Amitav Acharya，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 Region，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111.
[10] Donald K.Emmerson，“‘Southeast Asia’：What's in a Name？”，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5，No.1，1984，p.8.
[11] [英]D.G.E.霍尔：《东南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36页。
[12] Donald K.Emmerson，“‘Southeast Asia’：What's in a Name？”，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5，No.1，1984，p.8.
[13] 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London：Macmillan，1955.
[14] 喻常森：《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区域合作的政策选择——从东约（SEATO）到东盟（ASEAN）》，《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5期，第52页。
[15] “Protocol to the Manila Pact”，The Avalon Project：Documents in Law，History and Diplomacy，1954，https：//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usmu004.asp.
[16] “Southeast Asia Collective Defense Treaty（Manila Pact）”，The Avalon Project：Documents in Law，History and Diplomacy，1954，https：//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usmu003.asp#art4.
[17] 黄文磊：《地缘政治下的强势遏制：杜勒斯与东南亚条约组织（1954—1959）》，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第21页。
[18] Donald K.Emmerson，“‘Southeast Asia’：What's in a Name？”，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5，No.1，1984，pp.3-4.
[19] Wang Gungwu，“Introduction”in David Marr and Anthony Crothers Milner eds.，Southeast Asia in the 9th to 14th Centuries，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1986，xviii.
[20] 参见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The World Factbook，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
[21] Joshua Project，https：//joshuaproject.net/.
[22] Donald K.Emmerson，“‘Southeast Asia’：What's in a Name？”，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5，No.1，1984，p.11.
[23] [法]G.赛代斯：《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页。
[24]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New Left Books，1983，p.6.
[25] Amitav Acharya，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 Region，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23.
[26] Amitav Acharya，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 Region，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23.
[27] Amitav Acharya，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 Region，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108.
[28] Amitav Acharya and Jillian Moo-Young，“Constructing Security and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12，No.2，Winter/Spring 2006，p.63.
[29] 所谓的“目的论”指的是从事物的功能出发来解释其产生的原因。
[30] 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