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主义

除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外，还有一些因素影响我们对公元500年至公元1500年间欧洲的认知。后来复兴的全球影响、概念的挪用、走进寻常百姓的“中世纪”元素，诸如此类都影响着我们的认知。19世纪时，人们高度认可前现代欧洲的美学价值。对一些人来说，这是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反叛，因为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强调，指导人类活动的理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并认为早期时代是“以野蛮名义进行的野蛮冒险”。19世纪的“中世纪主义”追寻过去共同体的价值——这是商业社会和全球市场兴起前的价值，是由虔诚宗教精神指引的属灵的价值。还有一部分人反对法国大革命和它的血腥，常常颂扬欧洲的旧秩序，即旧政权（ancien régime），如传统的君主制和建制化的教会，认为这才是欧洲人生活的长久之道，英国和普鲁士应该珍惜这种制度，或者法国应该恢复旧制度。

斯塔尔夫人（1766—1817）是一位浪漫主义小说家和法国大革命评论者，她盛赞中世纪美学中欧洲文明的日耳曼渊源。同样，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受到他所理解的中世纪修道院中合作与劳动精神的启发，在他1843年的《过去与现在》中，提倡一种新的后基督教时代的“工作的教义”。在几十年中，工业爆炸式发展，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有了铁路，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人类的苦难。这时，中世纪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失去的世界”的形象——这是一个更好管理的社会，人性化且规模更合理。威廉·莫里斯（1834—1896）既是设计师，又是一名社会思想家，试图通过模仿中世纪的雕刻和绘画，从中获得手工艺的品质。他这么做，不是出于对天主教的向往，而是出于对乡村生活的向往，乡村的粮仓才是人民真正的大教堂。

在全欧洲，天主教行动和天主教建筑有显著的复兴。自由宪法和改革法案解除了对天主教教徒长达几个世纪的限制，比如1829年英国的《天主教解放法案》，新的文化力量走上历史舞台。因此，像法国移民之子奥古斯都·普金（1812—1852）这样的天主教皈依者，接受了来自英格兰、爱尔兰甚至澳大利亚的天主教大教堂、小礼拜堂和神学院的大量委托。牛津运动不仅热烈拥护中世纪价值观，积极呼吁宗教的革新，还引入了此前宗教改革已经废除的仪式。在法国，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废除的天主教信仰不久得到恢复。随后，法国政府非但不试图破坏古老的天主教遗产，而且还将其恢复为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国家开始资助大型的项目，如重建——并不断装饰——有尖顶、雕塑和石像的“哥特式”建筑，其中最著名的是巴黎圣母院大教堂。

中世纪的复兴不只是反对共和或民主政治，或天主教赞助的产物。它还回应了那些在民族国家中培养民族认同与民族表达者的愿望。人们的理解是，民族是由语言、历史和景观整合而成的，而德意志、波兰、匈牙利或挪威所谓的“浪漫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在过去中寻找19世纪民族认同的根源。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在古代英雄叙事中，发现了德意志民族性的精髓，这些古代的英雄叙事在12世纪末逐渐形成了《尼伯龙人之歌》类型的诗系。因为每个国家都需要对过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法国建筑师兼修护者欧仁·维欧勒·勒·杜克（1814—1879）领导了维护中世纪修道院和大教堂的工作，这些修道院和大教堂是民族遗产的一部分，却在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沃尔特·司各特（1771—1832）的小说在欧洲家喻户晓，这些小说以中世纪背景为框架，叙写探寻勇气、创造力和具有骑士精神的男子汉理想的故事。在英国，人们认为，通过不断裂的法律和民族传统，现实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过去紧密相连。当1836年公开竞争重建议会大厦的设计时，普金的室内外哥特式视觉效果脱颖而出，取得了胜利。在改革和工业化时代，英国民主的立法起源与1215年的大宪章时代有关。在20世纪，想象的中世纪乡村“郡”启发了中世纪英国文学教授J.R.R.托尔金（1892—1973）的作品。而C.S.刘易斯（1898—1963）在他的寓言作品中探索了天主教和中世纪主题，这些书籍已经成为儿童文学经典，并且也受到成年人的喜爱。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中世纪”形成了一个参照点，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可以利用它塑造自己的身份并进行辩论。因此，可以假设出许多复杂的情况：“中世纪”既可以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也可以和极端保守主义有关，既可以成为工会凝聚力的基础，也可以成为王室典礼上夸夸其谈的谈资。中世纪可以激发受压迫的少数族群的认同感，也可以激发国家扩张和建立帝国的幻想。这是一份遗产，也是一种机会；它提供了鼓舞人心的事例，也提供了需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教训。在我们的城市设计、博物馆珍品、音乐、虚拟游戏、文学和景观中，中世纪始终伴随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