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后赘言

交稿三年多之后，9月中旬，我总算等来了校样。我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把1 600来页的校样又对照原文修订了一遍。有时候，我还搬出草稿来参照。草稿是极其潦草地写在废纸背面的，多达2 500多页，上面涂抹勾画，凌乱得有的地方我现在竟然一时理不出头绪来。我得感谢我的妻子董梅，她将这样的草稿一字一句誊抄到了方格稿纸上，可真是难为她了。我的其他译稿大部分也是她抄的。没有她承担这种工作，我是没法接受上海译文派给我的这项任务的。在电子化了的今天，几乎没有人采用这种原始的书写手段了。现在很多出版部门非电子文稿不收，上海译文对我网开一面，算是很大的照顾了。说实话，这样的著作，不是翻译过三两本书的译者个个都能拿下来的；当然也不是干这种活非我莫属。比我高明的译者之所以不干，是因为这是件吃力不讨好的苦活，不仅费脑力，而且更伤视力，量太大，字太小，报酬不见得比翻译普通作品高。我退休了，没有什么爱好，把这权当打发日子的一种办法。

这本书中涉及的人名很多，感兴趣的读者可参照企鹅版完整索引查阅，涉及的页码指的都是边码，即企鹅版原著的页码（注释中的参照页码也是边码）。读完校样后，我又编了个“报刊和作品原名、译名对照表”和“非常见地名译名对照表”。为了不耽误出版时间给出版社再添麻烦，我请朱培和先生和王小平博士帮忙，将我的手写稿转换为电子稿，直接发给责编处理。另外，卢雨菁教授帮我在互联网上查找我从手头的辞书上查不到的资料，卢波女士帮我扫描我需要的一些文字，花了不少工夫。蒋翃遐、师彦灵、祁和平三位博士和脱剑鸣副教授也给过我不少帮助，对他们我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从第一部译作《洪堡的礼物》出版到现在刚好四十年，我也从一个壮年人熬成了八十岁的老朽。种种局限逼迫我在翻译这件事情上不得不画个句号了，尽管这个圆圈，像我们先前的代表人物阿Q一样，“羞愧自己画得不圆”。

今年很不太平，被世卫组织命名为COVID—19、我们称之为“新冠肺炎”的疫情肆虐了将近一年，时至昨日，据报道全世界已有六千二百多万人染疫，死亡人数达一百四十五万多。如果约翰生在世，他又会发什么样的议论呢？

蒲隆

2020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