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医药文明的萌生

一、原始的卫生保健

（一）原始人群的体质形态与疾病

“元谋人”是我国迄今已发现的早期类型的直立人代表，距今约170万年。1963—1964年在陕西蓝田发现了我国最早的一枚猿人头盖骨化石，距今约80万年，其体质特征为：头盖骨骨壁极厚，头骨高度甚小，额骨很宽，向后倾斜，眉脊粗壮，脑容量很小，估计约为780mL，大约只有现代人的一半。这些特征表明“蓝田人”比“北京人”原始（“北京人”脑容量为1059mL）。几十年来考古发掘的“北京人”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共有6个，以及一些头骨残片和股骨、胫骨、下颌骨、牙齿等化石，经鉴别是属于40多个男女老幼不同的个体。“北京人”身体各部分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中四肢的发展较头部进步，特别是手的演化最为进步，手腕的灵活程度和现代人的手腕很接近。

由于人体只有骨骼能够形成化石，因此，骨骼上留下痕迹的疾病，可以通过考古发掘加以研究确证。在原始人的遗骸化石上发现最多的是关节僵直、骨质增生、骨膜炎、骨折、佝偻病等骨病，以及小儿疾病、口腔疾病、孕产疾病等多种疾病。从考古发掘的人骨化石上，大多可见到伤痕，其中有些是动物啮伤或器物击伤的痕迹。有很多“河姆渡人”患有严重的腰椎病和骨质增生症，可能是长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所致。原始人所患口腔疾病也较多，如龋齿、牙周病、齿槽脓肿等。从考古发掘所见，原始人的孕产疾病也较多。北京“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的人骨化石中，有一具是尚未出生而死于母腹中的胎儿；甘肃永靖大河庄原始社会遗址墓葬中，也发现有因难产而使母婴俱丧的遗存。由于恶劣的生活环境，原始人的寿命是很短的。在许多原始墓葬中，小儿遗骨均占有较高的比例。

另外，从原始人所处极为恶劣的生活环境推论，伤残必然是首当其冲的。严寒酷暑、日晒雨淋所带来的寒暑病、皮肤病，茹毛饮血、饥不择食而引起的食物中毒、肠胃病、寄生虫病，以及各种传染病，也应当是原始人常见的病种。这些情形，从流传至今的有关原始社会的传说中，也可窥见一斑。如《韩非子·五蠹》记载：“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总之，由于生活环境恶劣，卫生保健措施落后，原始人在生存繁衍的历程中，付出了艰辛而沉重的代价。

（二）婚姻状态

早期的原始群，人类处在自然杂交状态，不存在婚姻，也没有家庭。如《列子·汤问》所称：“男女杂游，不媒不聘。”随着采集、狩猎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中按年龄分工的出现，促使原始人群不断分化，由于个体青春期的延长，成年期的推迟，自然形成了辈分的观念，这时的婚姻关系只能在同辈兄弟姐妹之间进行，父母和子女之间不得婚配。按这样的婚姻关系而结合成的社会组织叫作“血缘家庭”，也叫“班辈婚”。至古人时期，原始人进入群婚的早期阶段，这是人类婚姻形态的一大进步。当时很少有人能活到把自己的子女抚养成人，这就决定了个体家庭无法解决种族的繁衍问题，只有实行群婚，依靠血缘家族，才能世代延续下去，也决定了这种社会形态只能是母系氏族社会。

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是人类社会由血缘群婚向族外婚转变的重要时期。随着人类的逐渐增多，人们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各氏族之间的接触相应增多，客观上也需要加强氏族之间的联系。再者，两个不同血缘集团间的男女结合所生育的后代，要远比实行族内婚制生育的后代发育健壮而较少遗传性疾病，这一事实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于是，人类的婚姻便开始由族内群婚逐渐过渡到族外群婚，这是群婚的高级阶段。在考古发掘出的母系氏族发展时期的半坡村遗址中，没有男女合葬的现象，而是男女分别集中埋在一起。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是实行族外婚的。族外婚的实行有利于人类的发育和繁衍，并可加强各通婚氏族间的联系互助。

到了父系氏族时期，由于农业的进步，社会发展的重心由人的生产、种族的繁衍逐渐转移到物质的生产和财富的追求方面。于是，在体力上占有优势并担负着物质生产主要任务的男子，代替了妇女在经济生活和氏族公社中的支配地位，在婚姻形态上也逐渐由交互群婚过渡到相对固定的对偶婚，就是“合则聚，不合则散”。直到氏族公社解体，家庭成为社会细胞，婚姻形态也向着一夫一妻制（专偶婚）过渡。距今3500—3200年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已有夫妻合葬墓，丈夫近旁的随葬品超过妻子，墓葬中的夫左妻右已成定制，说明父系氏族的专偶婚家庭已经形成。

以上表现在婚姻形态上的演变和进步，有利于人类身体素质的提高，大大减少了遗传性疾病，因而也是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卫生保健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火的使用

早在170万年前的“元谋人”遗址中即发现有少量的炭屑，而且还伴有40余种动物化石，其中有些颜色发黑的骨头，经专家鉴定，可能为烧骨，因而不排除当时人工用火的可能性。在“蓝田人”遗址中也发现了粉末状的黑色物质，经化验确定为炭屑。在距今50万年的“北京人”洞穴中，发现有大量用火的痕迹。洞穴内木炭、灰烬、烧石、烧骨集中堆积，层叠很厚，其中最厚处达6米，显然不是野火留下的痕迹。这说明“北京人”不仅在使用天然火，而且已能有意识地对火进行控制。原始人可能是从原始森林着火或火山爆发中发现了火，并将它引进山洞，再一代一代将火种保留下来。

此后，在制作石器的过程中，经过无数次摩擦敲击的启示，原始人终于发明了人工取火的方法，时间大约在“山顶洞人”之前。我国古代文献上关于燧人氏“钻燧取火”的传说，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反映。

火的使用，特别是人工取火的发明，对人类的文明进步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人类第一次掌握支配一种自然力来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火的使用，可以让人们取暖御寒，改善生活居处环境，以减少风寒引起的外感疾病和阴冷潮湿导致的风湿病。火可以用来照明，驱赶野兽以减少伤害，从而加强了人的自卫能力。尤其是自从开始人工用火后，人类茹毛饮血的生食习惯得到了改变，由生食到熟食，缩短了人体消化食物的过程。同时，熟食可对食物起到一定程度的消毒杀菌杀虫作用，减少了消化道疾病和寄生虫病的发生。此外，熟食还扩大了人类的食物范围，使一些肉类及生食难以下咽的鱼鳖蚌蛤之类成为可口的食物。特别是肉类食物所含的优质蛋白，使脑髓在发育过程中获得必需的丰富营养，从而更为完善。火的使用，还为原始的治疗方法，如热熨法、灸治法的产生提供了技术前提。总之，火的使用在人类卫生保健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四）居处的改善

远古时期，人类刚从动物中分离出来，仍然过着“穴居野处”的生活。为了保护自身免遭风雨和野兽的侵袭，构木为巢，栖身于树上，即传说中的有巢氏时代。《庄子·盗跖》称：“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之民。”但是随着大自然的变迁，气温下降，巢居难以避寒，于是人类逐渐过渡到穴居。《礼记·礼运》关于“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的记述，反映了人类为适应季节气候的变化，采取了“巢居”与“穴居”交替的居住方式。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洞穴、广东韶关马坝乡狮子山洞穴、湖北长阳赵家堰洞穴、广西柳江通天岩洞穴等，都是原始人类穴居的遗址。

巢居与穴居，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免遭野兽的侵害，但风雨和潮湿仍严重威胁着人类先民的健康。随着火的发明和工具的使用，原始人在自然面前取得了很大的主动权，开始在平坦的原野建造房屋，改善自身的居住条件。《周易·系辞》记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墨子·辞过》更进一步说明：“为宫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从考古发掘的遗址来看，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能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筑起不同形式的房屋。从最初的土窖、地窖逐渐发展为有墙壁、屋顶的土屋、木屋和石屋。如西安半坡村遗址，房屋多为圆形和长方形的建筑，室内有出入门户的通道，有透光和透风的天窗。在住宅旁边还发现有20多个储藏食物的窖穴，此外还有两个用细木柱围成的圆圈，考古学家认为可能是用以豢养家畜的圈栏。众多房屋周围还有防止野兽袭击的深沟，在围沟（相当于后世的村墙城池）之内、房舍之侧，有埋葬幼儿的陶罐和成人的墓地。我国南方原始人则在巢居的基础上，发明了把居住面架设在木桩柱上的干栏式建筑。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距今7000多年前的世界上最早的干栏式木结构建筑遗迹，其中有带卯榫的木构件，最长的木屋达23米。这种建筑形式适合于南方多雨潮湿的自然环境，对于防潮湿、避虫兽十分有效，一直延续至今。此外，还发现一口人工开凿的水井，距今5800—5500年，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水井。水井的出现，通过渗透和过滤，清除了水中的杂质，提高了水质，对于改善饮水条件，减少疾病，促进人类卫生保健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五）衣着的发明

在由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人体大部分毛发退化脱落，失去了对身体的保护作用，皮肤直接暴露在外，导致了很多疾病的产生。原始人在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赤身裸体生活以后，出于保护自身的需要，逐渐学会了缝制衣服。他们将树皮、兽皮，或者羽毛、树叶、茅草等加以简单的编织，披在身上，这就是人类最早的“衣服”。《礼记·礼运》中记有“昔者先王……未有麻丝，衣其羽皮”，《白虎通》也有“太古之时……能覆前而不能覆后……衣皮韦”的记载，说明远古时期的人类，在衣着上产生了原始的文明，由裸体而进步为半裸体。

到了氏族社会，随着制作骨器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始磨制骨针来缝制衣服。在距今约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有纺轮和一端带孔的骨针，这显然是缝制衣服的工具。

随着生产的改进和提高，人们又发明了原始的纺织技术。在我国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曾发现纺轮。西安半坡村出土的部分陶器上留有布纹痕迹，乃是制作陶坯时以麻布垫底而印上的。在河姆渡文化遗址还发现有管状骨针、木刀、木棒等，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原始的纺织用机刀、卷布轴、梭子和分经木等。这表明“河姆渡人”已经制作了较为完整的纺织器械用来织布。当时的纺织原料多是野生麻类和其他野生植物的纤维，在江苏苏州草鞋山下层，曾发现有麻布的残片。河姆渡文化遗址还出土过一件以象牙制成的木杖端饰，其表刻有编织纹和一圈“蚕”纹图样，“蚕”体呈曲身蠕动状，身上的环节皱纹和脚均清晰可辨；在孢粉分析中，还发现了桑树花粉。这表明河姆渡的先民已经学会了种桑养蚕。

原始人从赤身露体到穿上纺织而成的衣物，减少了劳动过程中对皮肤的擦伤及其引起的感染，又可相对减少蚊虫的叮咬，并增强对自然界寒暑风雨变化的适应能力，减少由于严寒湿冷而产生的疾病，是人类卫生保健史上的又一进步。

（六）舞蹈与导引

舞蹈最早是一种宣泄情感的方式，起源于远古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原始人在狩猎、征战的前后，或祭祀、求偶时，往往手舞足蹈地跳跃，以表示祝福和庆祝，或表达虔诚、爱慕之情。在隆重的场合，还要披上兽皮，插上羽毛，戴上花朵。当时的舞蹈形式，可以从一些出土文物和原始壁画中看到。如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发现的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一个彩绘陶盆，上面有三组舞蹈绘画，舞者五人一组，手拉手，朝向一致，头侧各有斜飘发辫，摆向也一致，服装有尾饰。

舞蹈不仅能给人带来欢乐，而且能使身体的疲劳和痛楚得以减轻或消失。相传在尧舜时代，人们就已发现舞蹈的健身作用了。《吕氏春秋·古乐》说：“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

《素问·异法方宜论》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故导引按者，亦从中央出也。”这就是说，在上古之时，黄河流域地势平坦而湿润，当地人民多痿痹、厥逆之疾，于是人们从实际经验中总结出用“导引按”的方法来治疗疾病。由此可见这时舞蹈已发展成为一种医疗保健的方法了。

古代导引疗法是在原始舞蹈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为它对防治某些疾病确有一定功效，故流传至今，成为体育疗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导引是最古老的体疗，其出现为古代医疗卫生保健增添了新的内容。

综上所述，远古时代，人类的祖先在极其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为了求得生存，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采取了一些今天看来极其原始的用以保护自身的措施。这些措施构成了人类最早的卫生保健活动，其对于改善人类生活条件、增强人的体质、促进生存繁衍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