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制度

（一）周礼

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西周初年，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在辅弼周成王和主持政事期间，曾组织力量对夏、商两代之礼进行斟酌损益，加上周族原有的礼制，初步制定了一套通行于天下的“周礼”，其内容非常广泛，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社会、家庭等各方面的规范体系。实际上，西周时期的礼制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经过了武王、成王、康王、昭王几代的努力，到了西周中叶周穆王时期才算是完全成熟。而战国时期的儒生则将他们所能见到的“古礼”全部归结于周公一个人的制作，从而将周公树立为儒家学说中首屈一指的圣人。

从概念内涵来看，周礼包括“礼义”“礼制”“礼仪”“礼器”四个层次：

1．礼义：贯穿周礼体系的基本原则。周礼的三大原则性义理是“亲亲”“尊尊”“和为贵”。

2．礼制：落实“礼义”的基本制度。周礼的三大基础性制度是分封制、宗法制、国野制（详见下文）。

3．礼仪：展现“礼制”的礼节仪轨。

4．礼器：施行“礼仪”的器物服饰。

从具体礼典上看，周礼可分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

1．吉礼：指国、家祭祀天神、地祇、人鬼的礼仪活动。据《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沈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左传》中涉及的吉礼有外祭（郊、望、雩、禜等）和内祭（禘、尝、烝等）两类。

2．凶礼：指吊慰国、家凶事忧患的礼仪活动。据《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灾，以禬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左传》中涉及的凶礼主要是丧葬之礼和吊唁他国丧事之礼。

3．宾礼：指与邦国间外交往来相关的礼仪活动。据《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眺曰视”。《左传》中涉及的宾礼主要是朝、聘、会、盟之礼。

4．军礼：指邦国有关军事方面的礼仪活动。据《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左传》中涉及的军礼主要是田猎、阅兵、征战之礼。

5．嘉礼：指国、家具有喜庆意义及一部分用以亲近人际关系、联络感情的礼仪活动。据《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嘉礼亲万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左传》中涉及的嘉礼主要有享、宴、射、昏、冠、庆之礼。

（二）分封制

分封制是周人占领了广袤的商朝旧地之后，通过分封土地和民众给特定贵族来构建天下体系的政治制度，它确定了周王和诸侯、君主和卿大夫这两对基本的尊卑等级关系。

分封制有两个层次：

1．分封诸侯。就是周王将直辖区域“王畿”外的土地和民众分封给特定贵族，或者承认当地既有首领，从而建立高度自治的诸侯国（参见图4《西周诸侯国分布示意图》，可扫码阅读，码见辑封页，下同）。

2．分封卿大夫。就是周天子将王畿内的土地和民众分封给王室卿大夫，从而建立高度自治的卿大夫家（也称为畿内国）；诸侯将其境内的土地和民众分封给诸侯卿大夫，从而建立高度自治的卿大夫家。

细致说来，王畿外分封诸侯国和王畿内分封卿大夫主要发生在西周前中期，而诸侯国内分封卿大夫主要发生在周王室衰弱、诸侯国壮大的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

就分封诸侯而言，周代分封有这么几类：

1．同姓内亲。比如说，鲁国始封君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晋、鲁、卫、燕、曹、吴都属于这一类。

2．异姓外戚。比如说，齐国始封君是与姬姓周人长期联盟的姜姓吕国君主吕尚。齐、许、纪、申、吕都属于这一类。

上述两类由周王室内亲外戚建立的国家，都是以前并不存在的新国家。它们的分封，其实是周王室将自己最信任的人派到东方商朝旧地去，建立武装领地。这两类国家最为重要。

3．先代之后。比如说蓟国始封君是黄帝的后代，祝国是唐尧的后代，陈国是虞舜的后代，杞国、鄫国是夏禹的后代，宋国是商汤的后代。这里面有的是当地本来就有国家，换一个统治团队；有的则是建立新国家。

4．既有方国。比如说楚、越、徐等，它们是商朝时就存在的边远方国。周王室并不派新团队过去另建国家，而是承认它们，给它们一个封号，让它们象征性地交一些贡赋，把它们在名义上纳入周的封国体系里面来。

周王室通过分封诸侯，建立起一个分权共治的天下体系。在西周强盛时期（从周公平叛到周穆王），周王室是天下最大的地主，而且从天下诸侯征收贡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下，周王室在宗周部署有六师，成周部署有八师，军事实力也远远超过任何一个诸侯国，王权是天下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方面，周王室有责任作为主力征讨四周的蛮夷，抵御蛮夷对中原的侵扰，调解诸侯国之间的矛盾，镇压诸侯国内部的动乱，也就是提供一系列“公共产品”来保障天下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诸侯国有义务向王室缴纳贡赋，到周王室述职，承担王室要求的兵役、劳役，并且在王室出现政治危机时出力匡扶。这就是所谓的“王道政治”。

（三）五等爵

与分封制相联系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五等爵。据《春秋》《左传》等传世文献记载，春秋时的诸侯国君有一种相对固定的称号，包括公、侯、伯、子、男五种，如宋公、晋侯、郑伯、沈子、许男。根据《礼记·王制》《孟子·万章》《周礼·春官·大宗伯》等较晚出文献的观点，这五种称号是西周分封诸侯时赐予他们的爵位名称，体现了一种尊卑有序的“五等爵”制度。“五等爵”制度的历史真实性和形成、演变过程一直是先秦制度研究的热点之一。

公侯伯子男这些称号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一种观点认为，西周的贵族分为内服王臣和外服封君两个序列，其中外服包括接受王命“侯于某”的诸侯，以及未被封为诸侯的邦君。诸侯包括：1．“侯”，由同姓宗亲和异姓姻亲担任，其封地所处地理位置大多具有战略意义；2．“田”，情况不明；3．“男”，由异姓贵族担任。邦君包括：1．“公”，比如殷王室之后的宋国君主；2．“伯”，指已经融入周文化圈的异族邦君；3．“子”，指周文化圈范围之外的蛮夷戎狄之君。总而言之，在西周时期，“公”“侯”“伯”“子”“男”都是外服封君的称号，但是他们分属于诸侯和邦君，还没有形成一种等级体系。不过，在朝聘会盟等特殊场合，这些封君之间已经有了礼仪等级的差别，比如说，宋“公”被周王室视为客而非臣，礼制上最为尊贵；诸侯“侯”“田”“男”尊于邦君“伯”“子”，而称“子”的蛮夷君长位次最低。

有学者认为，到了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诸侯之间频繁进行朝聘会盟等有多国参与的国际政治活动，产生了对参与活动的各国君主进行等级划分的现实需要。“公侯伯子男”这五种称谓被选中来满足这种需要，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等级含义的国君称谓体系。到了战国时期，希望宣扬社会等级理念和“法古”思想的儒家学者，利用春秋时期“公侯伯子男”这个具有等级意味的称谓体系，构拟出了一个理想化的、尊卑有序的五等爵制，并声称这是从西周建立伊始就实施的“古制”。

（四）宗法制

宗法制是周王、诸侯国君、卿大夫的继承制度，它的核心是在宗族层面区分大宗和小宗，在子嗣层面区分嫡子和庶子。宗法制确定了大宗和小宗、嫡子和庶子这两对基本的尊卑等级关系。

根据宗法制的规定，凡是有君位和爵位的必须由嫡长子（嫡妻所生子中最长者）世世继承，百世不迁，是为大宗。宗法制分为周王、诸侯、卿大夫三个层次：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为大宗，是王族的族长，又是天下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统治天下的权力；周王诸弟分封在外为同姓诸侯，或者留在王室担任卿大夫，对周王而言为小宗。诸侯君位由嫡长子继承，为大宗，是公族的族长，又是本国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统治诸侯国的权力；诸弟则被任为卿大夫，对诸侯君主而言为小宗。卿大夫家长由嫡长子继承，为大宗，掌有统治采邑的权力；诸弟为小宗，或称“侧室”。在周王、诸侯、卿大夫等各级贵族组织中，大宗宗主以族长身份代表本族掌握政权，成为各级政权的首长。

在宗法制实践中，对于继承人确定过程出现的特殊情况，据襄三十一·三·五·一，其处理原则是：嫡长子死，则立其同母弟；若无，则立庶长子（姬妾所生子中最长者）。如果可立之庶子年龄相当则选贤者，若贤能亦相当，则以占卜决定。

（五）宗庙

与宗法制相联系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宗庙。周王和诸侯国君去世后，其神主（木质牌位）进入为其专门建造的宗庙接受供奉。周王宗庙有七，即现任周王之父、祖、曾祖、高祖、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及周始祖庙。诸侯宗庙有五，即现任国君之父、祖、曾祖、高祖及该国始封君庙。对于已经超出庙制范围的先王或先君，则不再单独设庙供奉其神主，而是将其神主转移至周始祖庙／国始封君庙集中供奉。除此之外，周王室王子出封为诸侯者，可以在其国立庙祭祀其父王。例如，鲁始封君周公旦为周文王之子，故鲁有周文王之庙，称“周庙”。

周始祖庙／国始封君庙又称“太庙”。在太庙中，除了供奉周始祖／国始封君的神主，还有高祖之祖以上／高祖以上的先君神主。这些神主的排列顺序是：周始祖／国始封君居中，其子在左为“昭”，其孙在右为“穆”，如此交替向左右两侧延伸排列，使祖孙同列，而父子分在始祖两边。

宗庙特别是太庙，是周王室及诸侯政治文化生活的中心。具体说来：一、宗庙是祭祀祖先的场所。二、宗庙是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如标志男子成年的“冠礼”，君主即位／卿大夫就职之礼，诸侯朝见周王的“觐礼”，卿大夫会见他国国君的“聘礼”，周王赏赐臣下或任命官职的“策命礼”，出师前的“授兵礼”，凯旋后的“献俘礼”等。三、国君朝聘、会盟、出征，出行前要在太庙向祖先告别（“告庙”），回来后要在太庙举行酒会向祖先报到（“饮至”）。四、太庙还经常成为政治危机时的结盟之处。

（六）国野制

国野制是春秋时期周王畿和诸侯国内部的基本社会组织制度，它确定了国人和野人这对基本的尊卑等级关系。

诸侯国的都城，内圈的城墙称为“城”，“城”外的第二圈城墙称为“郭”。有的在远郊还有第三圈防御工事，称为“郛”。内城、外郭所包围的核心城区，加上郊区（若有郛则在郭—郛之间），合称为“国”。“国”内居住的除了国君、卿大夫之外，主要是士人、手工业者和商人。广义的“国人”就是指“国”内居住的所有人，而先秦经典中所说的“国人”应该指的是除开国君卿大夫的、占“国”内人口主体地位的其他居民。“国”之外的广大远郊地区为“野”，其居民为“野人”。国人和野人都被称为“民”，但性质很不相同。国人具有公民性质：他们有缴纳军赋、服兵役和力役的义务，也享有一定的权利（如受教育、担任低级官员、议论政治），是国君和卿大夫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柱。国君的废立、卿大夫武斗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国人的态度。野人的地位则低得多：他们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有缴纳田税、服力役、参与狩猎和出征的义务，却不能成为正式的士兵，也没有国人具有的权利。

国、野采用两套不同的行政系统。就春秋早、中期而言，国中的组织系统从小到大是轨、里、邑、连、乡（齐国，据《国语·齐语》）或邻、里、乡、党、州（鲁国，据《论语》何晏注引郑玄语）；野中的组织系统从小到大是井、邑、丘、甸、县、都（据《周礼·地官》）。

除此之外，诸侯国疆域之内还有一些大城邑，这些大邑及邑外的近郊为“都”，而其远郊为“鄙”，都鄙制实质上就是国野制在地方上的版本。

上面所说的国、野区别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说，春秋中晚期，各国纷纷以丘为单位向野人征收军赋，同时征召野人当兵，逐渐打破了国人当兵的特权。到了战国初年，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破坏了井田制度，彻底清除了国、野界限，士、农、工、商之民杂居共处，“编户齐民”成为新的基层社会组织形式，原先存在于国、野中的两套社会组织系统混一，被由从小到大为里、乡、县、郡组成的新系统所代替。

（七）县与郡

作为地方组织制度的县和郡是在春秋时期逐渐形成的。当时的四大国齐国、晋国、楚国、秦国都在发展县制，但是其实质性内容并不一样。

齐国的县，是在管仲改革时出现的，是大城市外鄙野地区邑、卒、乡、县、属分级行政区划体系中的一级，是在既有土地上划分出的县，为区划化的秦汉郡县制提供了重要制度资源。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楚国、秦国、晋国主要是在新占领的土地上设立县。

楚国是春秋时期最早建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县的国家。春秋早期楚武王开始在南方大规模地吞并小国、侵略扩张，楚灭权国之后设立的权县号称“中华第一县”。楚国模式的县制为中央集权的秦汉郡县制提供了重要制度资源，这是因为：第一，楚县的最高长官——县公职位由楚王任免，一般不世袭。比如说，据《左传》记载，楚臣斗班、叔侯、屈巫臣、王子牟、寿余等人都担任过申县县公，屈御寇、王子朱都担任过息县县公。第二，位于边境地区的楚县可以说是服务国家战略、听从楚王命令的直辖军镇，楚县的自有军队是楚国边境防御和侵略扩张的重要军事力量。楚国也有封赏土地给卿大夫的制度，而且这种分封制和县制之间是存在着冲突和斗争的。总体而言，在春秋时期的楚国地方政治体制中，灭国设县是主流，分封采邑是辅助，封邑制发展得不充分，从而有效地遏制了大族在地方上的势力。

秦国是春秋时期继楚国之后较早设立县的诸侯国。前688年，楚武王去世两年后，秦人灭邽戎、冀戎后，在其居地设立邽县、冀县；前687年，秦人攻占荡社、郑国旧地之后，设立杜县、郑县。秦县的性质类似于楚县，是由公室直辖的，县的设置同样达到了巩固和增强公室实力的目的。不过，秦国县制在春秋时期发展应该是比较缓慢，秦武公之后，下一个见于传世文献的就是前456年秦厉公在频阳设县，分封采邑可能还是春秋时期秦国的主流。

晋国在春秋中期建立了县制，主要是在新开辟的疆土上设立县。前636年晋国占据河水以北的南阳地区之后，晋文公在南阳设立温县、原县，任命狐溱为温大夫，赵衰为原大夫，将他们定位成为国君守县的大夫，而不是以温县、原县为采邑。然而，晋国的县制并未能按照晋文公的意愿发展下去，而是被裹挟入晋国封赏土地给卿大夫的大流中，逐渐转化为卿大夫的采邑。不过，春秋晚期晋国六卿灭祁氏、羊舌氏之后，将祁氏采邑分为七个县，将羊舌氏采邑分为三个县，并且主要根据功劳和贤能任命了十位低阶贵族为县大夫，这说明晋国的县制已经出现区划化、官僚化的倾向，这也为秦汉郡县制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资源。

到了春秋末年，晋国又出现了郡的组织。前493年赵简子在战前动员时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说明当时郡的地位比县低，这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县已经成为新的内地，而郡则设立在地理位置偏远的新占疆土上，而未必意味着郡比县的土地面积要小。

春秋时代县、郡的出现，动摇和打破了宗法分封制的壁垒，在地方政治管理体制方面开创了新的格局，为战国以后郡、县二级制地方行政制度的普遍推行开辟了道路。

（八）称谓

西周至春秋时期，国君／卿大夫在世时有姓、有氏、有名、有字，有的死后还有谥。

1．姓。姓是具有统一远祖的血缘集团的称号。夏王族为姒姓，商王族为子姓，周王族为姬姓。西周分封诸侯，周王室宗亲所封国皆为姬姓，所谓“同姓国”，如鲁、蔡、曹、卫、滕、晋、郑、吴、虞、虢等。周朝还有很多的异姓国，比如妫姓的陈（虞之后），姒姓的杞、鄫（夏之后），子姓的宋（商之后），姜姓的齐、许、申、吕、纪，嬴姓的秦、徐、江、黄，偃姓的六、蓼、群舒（舒、舒蓼、舒庸、舒鸠），己姓的莒，风姓的宿、任、须句、颛臾，任姓的薛，妘姓的鄅、逼阳，曹姓的邾、小邾（郳），芈姓的楚、夔，曼姓的邓，归姓的胡等。周时遵循“同姓不婚”的原则，因此国君、卿大夫娶妇，必须知道女子的姓。出嫁贵族女子称谓里都会标明其母家姓，比如鲁惠公元妃“孟子”（子姓，宋女）、郑武公夫人“武姜”（姜姓，申女）、卫前庄公妃“厉妫”（妫姓，陈女）等。

2．氏。是姓的分支，是宗族的称号。诸侯国君应该是以其国名为氏（有争议），但也有例外，例如楚国国君是熊氏。诸侯国君给卿大夫命氏，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以祖父之字为氏，在郑国卿族中较多见。公（国君）的儿子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公孙的儿子不能叫“公重孙”，而是要另命氏立族。比如说，郑公子去疾的字是“良”，他的儿子是公孙辄，他的孙子是良霄，他的曾孙是良止，他们这一家被当时人称为“良氏”。第二，以官为氏，在晋国卿族中较多见。卿大夫担任某个官职有功，他的后代可以官名为氏，建立宗族。比如晋国的士氏、中行氏，“士”是理官，“中行”是军官。第三，以采邑为氏，在晋国卿族中较多见。国君分封采邑给卿大夫，他的后代可以邑名为氏，建立宗族。比如晋国的赵氏、魏氏、韩氏、知氏。此外，有以居住地的地名为氏的，比如鲁国的东门氏、卫国的北宫氏；有以所出先君的谥号为氏的，比如文氏（楚文王之后）、闵氏（鲁闵公之后）；有以排行为氏的，比如鲁国的“三桓”季氏、孟氏、叔孙氏。女子不能成为宗族继承人，因此女子无氏。

3．名和字。除了标明渊源的姓，以及标明宗族的氏，春秋时代的国君、卿大夫在世时有两个称谓，即出生三月后举行命名礼时由其父命的“名”，以及成年举行冠礼时由贵宾命的“字”。

根据《左传·桓公六年》的记载，春秋时命名的基本规则有五条，所谓“信”（出生时就带着名）、“义”（用祥瑞的字眼来命名）、“象”（根据与婴儿某方面相类似的事物命名）、“假”（借用万物的名称来命名）、“类”（用和父亲有关的字眼来命名）。比如说，孔子的儿子名鲤，就是根据“假”命名的。

春秋之时，贵族男子之“字”一般为单个字，常在前面加上“伯、仲、叔、季”等排行，在后面加上男子美称“父”或“甫”，组成完整的称谓，比如仲山甫（排行＋字＋甫）、仲尼（排行＋字）、尼父（字＋父）。春秋时还常在字前面加上男子美称“子”，组成完整的称谓，如子产、子贡。“字”在意义上与“名”经常有联系。比如郑卿公子字驷，“”是驾车四马中两旁的马，而“驷”是驾车四马的统称。

春秋之时，贵族女子也有名有字。

4．谥。春秋时代，谥是周王、诸侯国君、卿大夫去世之后，下葬之前，由朝廷根据其生时事迹所赐予的具有评判褒贬性质的称谓。如齐桓公之“桓”，谥法曰“辟土服远曰桓”，此为美谥。郑厉公之“厉”，谥法曰“杀戮无辜曰厉”，此为恶谥。有的国君夫人也有谥。

谥法起源于西周初年，最初是追美先人的讳称。后来逐渐在其中寄寓善恶褒贬，具备了“盖棺定论”的政治功能。周初文、武、成、康以美谥成分居多，其后昭、穆或为平谥，而宣、厉、幽等谥，善恶褒贬的意谓已经比较明显了。西周谥法的行用，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扩展过程。西周前期，周王一直有谥，但诸侯国君、卿大夫却很少有谥。从穆王开始，诸侯、卿大夫死后制谥的情况就逐渐多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