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词科的设置
哲宗绍圣二年（1095），朝廷正式设立宏词科，后又改为词学兼茂科、博学宏词科，通称“词科”。词科的设置，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实际上是对科举罢诗赋之流弊的补救。
一、词科设置的历史背景
哲宗之所以设置“宏词科”，徽宗时改为“词学兼茂科”，其背景得从科举罢诗赋、罢制科和禁“元祐学术”说起。王安石认为诗赋无益于治道，又不能“一道德”，故在熙宁变法时坚持罢之，而改试经义。稍后又罢制科。但罢诗赋、习王氏新经义的结果，并未实现最初革科举之弊或“一道德”的目的，士子们不过是把经义当作一块新的敲门砖罢了。毛滂《上苏内翰书》写道：“熙宁间作新斯文，而丞相（王安石）以经术文章为一代之儒宗，天下始知有王氏学，灏灏乎其犹海也。其执经下座、抠衣受业者，如百川归之海，于是百家之言，陈弊腐烂，学士大夫见必呕而唾之。呜呼，一旦取覆酱瓿矣。当时历金门，上玉堂，纡青拖紫，朱丹其毂者，一出王氏之学而已。”(77)而其消极后果还不止于此，更严重的是文士的写作水平普遍下降，文化历史知识严重缺乏。朱弁《曲洧旧闻》卷三载：
科举自罢诗赋以后，士趋时好，专以三经义为捷径，非徒不观史，而于所习经外，他经及诸子，无复有读之者。故于古今人物及时世治乱兴衰之迹，亦漫不省。元祐初，韩察院以论科举改更事，尝言臣于元丰初差对读举人试卷，其程文中或有云“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当时传者莫不以为笑。此与定陵（按：指宋真宗）时省试举子于帘前上请云“尧舜是一事，是两事”绝相类，亦可怪也。
据说神宗晚年深患经术之弊，有复诗赋取士的打算(78)。又传王安石暮年曾悔罢诗赋而用经义，有“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之叹(79)。这些说法是否真实已无从查考，但以经义取士的流弊却是实实在在的。
绍圣以后，特别是徽宗崇宁蔡京专权后，由迫害元祐党人发展到肃清“元祐学术”，于是由科举罢诗赋发展到传习诗赋也被立法禁止。崇宁元年（1102）十二月，朝廷下诏道：“元祐学术、政事不得教授学生。”次年四月又下诏：“三苏、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及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焚毁。”(80)《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七：政和元年（1111）十一月十五日，禁诗赋，榜朝堂，对“缙绅之徒、庠序之间尚以诗赋私相传习或辄投进”者，“御史台弹劾”。《容斋四笔》卷一四曰：“自崇宁以来，时相（指蔡京）不许士大夫读史作诗，何清源（执中）至于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经学，痛沮诗赋耳，于是庠序之间以诗为讳。政和后稍复为之。”又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
政和间，大臣有不能为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等，请为科禁。故事，进士闻喜燕例赐诗以为宠，自何丞相文缜（
，政和五年进士第一）榜后，遂不复赐，易诏书以示训戒。何丞相伯通（执中）适修敕令，因为科云：“诸士庶传习诗赋，杖一百。”是岁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吴门下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上和赐之。自是圣作时出，讫不能禁，诗遂盛行于宣和之末。伯通无恙时，或问初设刑名将何所施？伯通无以对，曰：“非谓此诗，恐作律赋、省题诗，害经术尔。”而当时实未有习之者。
蔡京党严禁诗赋和史学，与科举改革已毫不相干，同时也并非他们不学无术到此地步，而完全是出于赤裸裸的政治目的；何执中也不是真的“无以对”，只是不能道破罢了。马端临论及此事时，痛快淋漓地戳穿其阴谋，他写道：
尊经书，抑史学，废诗赋，此崇、观以后立科造士之大指。其论似正矣。然经之所以获尊者，以有荆舒（王安石）之三经也；史与诗之所以遭斥者，以有涑水（司马光）之《通鉴》，苏、黄之酬唱也。群
借正论以成其奸，其意岂真以为六籍优于迁、固、李、杜也哉！(81)
这种学术思想上的箝制和文化毁灭，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降，在中国历史上还极为罕见，正如清王士祯所说：“此古今风雅一大厄也！”(82)
罢诗赋、制科和禁“元祐学术”，造成了士子不能为文，且知识贫乏，空疏无学。鉴于朝廷及官府文书大量使用四六应用文，如吴奂然所说：“施之著述则古文可尚，求诸适用非骈俪不可也。大而丝纶之所藻绘，小而缄縢之所络绎，莫不以四六为用，食之醯酱，岂可一日无哉！”(83)而此又非经义进士所能胜任，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人才荒”；作为补救措施，哲宗于是另立“宏词科”，以培养词章之士；徽宗改为“词学兼茂科”，以弥补文化知识之不足。这就是二帝设科、改科的历史背景。洪迈《容斋三笔》卷一〇曰：“熙宁罢诗赋，元祐复之，至绍圣又罢，于是学者不复习为应用之文。绍圣二年（1095），始立宏词科。”《四朝闻见录》甲集《制科词赋三经宏博》也说：“制科、词赋既罢，而士之所习者皆《三经》。所谓《三经》者，又非圣人之意，惟用安石之说以增广之，各有套括，于是士皆不知故典，亦不能应制诰骈俪选。蔡京患之，又不欲更熙宁之制，于是始设词学科，试以制、表，取其能骈俪；试以铭、序，取其记故典。”
“收文学博异之士”，造就朝廷“应用文”也就是四六骈文的写作人才，是哲宗设置“宏词科”及徽宗改“词学兼茂科”的出发点，也是培养目标。到此科已经衰落的南宋嘉定七年（1214）三月十五日，刑部尚书曾从龙、礼部侍郎范之柔、左谏议大夫郑昭先、刑部侍郎刘爚等四人在联署的奏章中写道：“窃见宏博一科，所以为异日词臣之储，其选盖其遴也。”(84)可见此科的培养目标，始终是一致的。它在规模、重要性和影响力方面虽无法与进士科比，但在专门人才的选拔培养方面，曾起过特殊的作用，并受到相当的重视，又非制科可与齐肩。
二、词科科名的变迁
“博学宏词科”科名始于唐代。徐松《登科记考》卷七载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博学宏词科”，原按曰：“唐之博学宏词科，岁举之。”又引《唐语林》云：“开元十九年置宏词，始于郑昕。”这是吏部的科目选。宋代早在真宗朝，就有人提出重设此科。《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一曰：“真宗景德三年（1006），龙图阁待制陈彭年奏请条制贡部宏词科，采择经术，许流内选应宏词、拔萃科，明经人投（原误“设”）状自荐，策试经义，以劝学者。”这当是欲将吏部的两个科目选，变为贡部（礼部贡院之别称）的制科科目，但当时并未实现，故大中祥符初罢制科，“惟吏部设宏词、拔萃、平等科如旧制”(85)。
哲宗绍圣间所设的宏词科，徽宗大观间设的词学兼茂科，以及南宋绍兴初改设的博学宏词科，与作为吏部科目选的唐代“博学宏词科”、宋初“宏词科”，在设科目的、考试内容以及待遇等方面都完全不同。宋初作为吏部科目选的宏词科，是“采择经术”、“策试经义”，而绍圣宏词科正好相反：撇开经义，只取文学。
由北宋后期到南宋，词科的名称凡三变焉，而每一变即伴随着应试格法、考试内容、选材标准和待遇的更改。这里只述科名变迁，有关考试等问题归类到本书第三章叙述。
1．绍圣初设词科时，名曰“宏词科”。《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二：“哲宗绍圣元年（1094）五月四日，中书省言：有唐随事设科，其名不一，故有词藻宏丽、文章秀异之属，皆以众之所难劝率学者。今来既复旧法，纯用经术取士，其应用文词如诏诰、表章、箴铭、赋颂、赦敕、檄书、露布、诫谕之类，凡诸文体施之于时不可阙者，在先朝亦尝留意，未及设科。诏：别立宏词一科。”次年，此科第一次开科取士。
2．徽宗大观间，改“宏词科”为“词学兼茂科”。《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六：大观四年（1110）五月十六日诏：“绍圣之初，尝患士之学者不复留意文词，故设宏词科，岁一试也。然立格法未至详尽，不足以致实学有文之士，可改立词学兼茂科，每岁附贡士院引试，听有出身人不以京朝官(86)、选人，经礼部投状就试，岁中有取，不得过三人，如无合格则阙之。”《续资治通鉴长编拾遗》卷二九引《通鉴续编》：“帝（徽宗）以宏词科不足以致文学之士，改立词学兼茂科，岁附贡试院。”又王应麟《词学指南序》：“宣和五年（1123）七月，职方员外郎陈磷奏‘岁试不无幸中’，乃有省闱附试之诏，由是三岁一试”。
3．南宋高宗绍兴初，又改为“博学宏词科”。《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一一：绍兴三年（1133）七月六日，都司言：“工部侍郎李擢奏，乞令绍圣宏词与大观词学兼茂两科别立一科事，看详：绍圣法以‘宏’为名，大观后以‘词学兼茂’为名，今欲以‘博学宏词科’为名。……（高宗）从之。”事又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七。王应麟《词学指南序》称更名之后，“三岁一试如旧制”。
以上两次更换科名，实际上是词科内涵的逐步扩大。“宏词科”的着眼点仅仅是“词”（词章），目的也仅仅是选拔“应用文词”的写作人才；而“词学兼茂”则由“词”扩大到“学”，注重“有文”而不偏废“实学”（主要指典故记诵），避免了唯取文词的华而不实和急功近利，以纠补士子历史文化知识严重缺乏的弊端。至于“博学宏词”，则将“学”的位置提前，且要求“学”要“博”。宋代学者以为只有详达“制度典故”才算“博学”，才称得上是“通儒”。(87)因此，所谓“博学”，实际上就是穷尽式的记诵典章名物制度。于是，词科最终仍然走上了宋代科举重记问的老路，而且较进士科有过之而无不及。王应麟曾辨析过三个名称的区别：“盖是科之设，绍圣颛取华藻，大观俶向淹该，爰暨中兴，程式始备。科目虽袭唐旧，而所试文则异。”(88)
三、词科的盛衰
从北宋绍圣设科到南宋嘉定以前的百余年间，可谓词科正常运作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词科兴盛期，其标志是网罗了不少四六文专家，而取此科者大都得到重用。如北宋末年中选的赵鼎臣、慕容彦达、刘弇、葛胜仲、晁咏之、李正民等等，皆曾身居高位，而南宋尤盛。洪迈《容斋三笔》卷一〇《词学科目》述绍兴至绍熙此科取士及任用情况道（原仅称字或谥、封号者，今用括号补其名）：
自乙卯（绍兴五年，1135。按绍兴三年改立博学宏词科，五年正式开科取士）至于绍熙癸丑（四年，1193），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绍熙庚戌（元年）阙不取(89)。其以任子进者，汤岐公（思退）至宰相，王日严（
）至翰林承旨，李献之（
）学士，陈子象（岩肖）兵部侍郎，汤朝美（邦彦）右史，陈岘方进用，而予兄弟居其间，文惠公（洪适）至宰相，文安公（洪遵）至执政，予冒处翰苑。此外皆系已登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必大）至宰相，周茂振（麟之）执政，沈德和（介）、莫子齐（济）、倪正父（思）、莫仲谦（叔光）、赵大本（彦中）、傅景仁（伯寿）至侍从，叶伯益（谦亨）、季元衡（南寿）至左右史，余多碌碌，而见存未显者，陈宗召也。
《宋史·选举志二》也说：博学宏词科，“南渡以来所得之士，多至卿相、翰苑者”。虽然以仕历显晦为品评标准很不全面，但也可见此科受当权者重视程度之高。即以四六文成就论，南渡以后此科也人才辈出，除上述三洪、周必大外，像周麟之、唐仲友、吕祖谦、真德秀等等，皆出类拔萃之选。
但是，到嘉定以后，博学宏词科忽然衰落。其原因，《宋会要辑稿》所存史料语焉不详，《宋史·选举志》不置一词，似有必要作一番考察。
《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著录《宏辞总类》时，写道：
戊辰（嘉定元年，1208）以后，时相不喜此科，主司务以艰僻之题困试者，纵有记忆不遗、文采可观，辄复推求小疵，以故久无中选者。
嘉定以后的“时相”是史弥远。他为何不喜此科？这里有微妙的政治背景。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宏而不博博而不宏》条曰：
真文忠公（德秀）、留公元刚字茂潜，俱以宏博应选。(90)时李公大异校其卷，于文忠卷首批云“宏而不博”，于留卷首批云“博而不宏”，申都台取旨。时陈自强居庙堂，因文忠妻父善相，识文忠为远器，力赞韩氏（侂胄）二人俱置异等。
这是说，李大异并不满意真、留二卷，是韩、陈死党将其置为“异等”的。开禧北伐失败后，史弥远诛韩专政，因为真德秀的关系，遂对“博宏”科“不喜”。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四便把问题挑明了：
嘉定间，当国者惮真西山刚正，遂谓词科人每挟文章科目以轻朝廷，自后，词科不取人。虽以徐子仪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误而黜之(91)，由是无复习者。
按《四朝闻见录》甲集《词学》曰：“是岁（开禧元年），毛君自知为进士第一人，对策中及‘朝廷设宏博以取士，今谓之“宏而不博”，“博而不宏”，非所以示天下，然犹置异等，何耶？’至文忠立朝时，御史发其廷对日力从臾恢复事，且其父（毛宪）阅卷，遂驳置五甲，勒授监当，后庙堂授以江东干幕。终文忠之立朝，言者论之不已，后终不得起。”毛自知是追随韩、陈的，他对策质问“何耶”，显然是针对李大异等人，而为韩、陈助威。据《宋史·宁宗纪三》，早在嘉定元年（1208）三月，即“以毛自知首论用兵，夺进士第一恩例”(92)，而“言者”犹抓住不放，很明显，攻击毛自知，其实是“项庄舞剑”，潜台词是真、留二人为韩、陈私取，矛头则直指真德秀。据《文献通考》卷三三《博学宏词科》，真、留二人乃“宁宗喜其文，命俱置异等”，虽当时韩侂胄、陈自强专权，但取真、留，也算是“通天”了。关键是真德秀为人“刚正”，与史弥远对内专横独裁、对外妥协投降的路线不合，使之如芒刺在背，非除之不可。于是真氏在韩侂胄专政时登词科，便成了政敌绝好的炮弹。“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词科也从此一蹶不振。总之，党争与权相专政的黑暗政治，词科成了牺牲品。
词科衰落的第二个原因，是其制度自身存在不少弊端。首先是绍兴法允许“卿大夫之任子亦就试”，显然有利于大官僚子弟，使词科的公平性从此失衡。洪迈三兄弟都是以任子资格中选的，所以他在《容斋三笔》卷一〇中，对“任子进者”津津乐道（详上引），较之“余多碌碌”的以“已登科人”资格进者，显然心存轩轾。对任子插足词科，当时就有不同的声音。叶适《宏词》尝批评“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其人未尝知义也，其学未尝知方也，其才未尝中器也”(93)，这给感觉良好的“任子进者”们，不啻当头棒喝。“三洪”兄弟固才杰之士，其父洪皓使金被拘，深得皇帝眷顾。但他们考试时也不无作弊之嫌。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词学》载：“洪氏遵试《克敌弓铭》，未知所出。有老兵持砚水密谓洪曰：‘即神臂弓也。’凡制度、轻重、长短，无不语洪。有司以为神。”其实不是洪遵“神”，而是“老兵”有鬼。词科作为朝廷抡材的选举制度之一，既让权力介入，则必失公平竞争，难以餍服人心。其次，南宋后期政治腐败，科场弊事百端，玩习为常，词科也不例外。嘉泰四年（1204）十一月十三日，右正言林行可上奏指出：“间有公然挟书，略无愧耻，曰‘博学’、曰‘宏词’，果何取于是名哉！”(94)科举一旦失去严肃性，也就失去权威性和号召力。
词科衰落的第三个原因，是叶适等人对它的批评。叶适尝作《宏词》一文，写道：“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显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他同时指出，王安石当初罢诗赋的出发点，是“患天下习为词赋之浮华而不适于实用”；然而词科的设置，“是始以经义开迪之，而终以文词淫蔽之也”，因此他主张“直罢之而已”(95)。叶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其犀利的笔锋，可谓击中了词科的要害。《四朝闻见录》甲集《宏词》曰：“先生（叶适）《外藁》(96)，盖草于淳熙自姑苏入都之时，是书流传则盛于嘉定间。虽先生本无意嫉视词科，亦异于望风承旨者，然时值其时，若有所为。”这是说，叶适对词科的批评，是早在淳熙间的事，而到嘉定时正好被“时相”史弥远及其党羽所利用，成了他们攻击政敌的炮弹。此事造成了真德秀与叶适之间的矛盾，上引《四朝闻见录》又曰：“文忠真公亦素不喜先生（叶适）之文。……文忠得先生《习学记言》观之，谓：‘此非记言，乃放言也。’岂有激欤！”同时认为：“嘉定间未尝诏罢词学，有司望风承旨太过，每遇群试，必摘其微疵，仅从申省。”除叶适外，不少学者也曾指出词科之弊，如朱熹说：“词科则又习于谄谀夸大之词，而竞于骈俪刻雕之巧，尤非所以为教。”(97)
词科衰落的第四个原因，是庆元党禁弛禁之后，从嘉定起理学逐渐成为统治集团的统治思想，而理学家向来是反对词科的。《鹤林玉露》甲编卷三《德行科》曰：“杨诚斋（万里）初欲习宏词科，南轩（张栻）曰：‘此何足习，盍相与趋圣门德行科乎？’诚斋大悟，不复习，作《千虑策》，论词科可罢曰：‘孟献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去班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详，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词科哉！’晚年作诗示儿云：‘素王开国道无臣，一榜春风放十人。莫羡榜头年十八，旧春过了有新春。’”(98)《宋史》卷四二〇《王埜传》曰：“王埜字子文，宝章阁待制介之子也。以父荫补官，登嘉定十二年（1219）进士第。仕潭时，帅真德秀一见异之，延致幕下，遂执弟子礼。德秀欲授以词学，埜曰：‘所以求学者，义理之奥也。词科惟强记者能之。’德秀益器重之。”又同书卷四三七《刘清之传》：“刘清之字子澄，临江人。……登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第。……初，清之既举进士，欲应博学宏词科。及见朱熹，尽取所习焚之，慨然志于义理之学。吕伯恭、张栻皆神交心契，汪应辰、李焘亦敬慕之。”理学学风与词科文风背道而驰，宋末文士大多唯义理是习，感兴趣的是先儒语录，所作则有如讲义。《鹤林玉露》丙编卷六《文章性理》曰：“近时讲性理者，亦几于舍六经而观语录。甚者将程、朱语录而编之若策括、策套。”这类人连作诗都认为是“玩物丧志”，如何愿习四六？在理学学风的影响下，士子纷纷由词学转到义理之学。加之宋末政治黑暗，正直的士子不屑于抽青妃白、歌功颂德的官方四六。于是，词科在宋季衰落，便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词科的式微，标志着南宋曾一度辉煌过的四六文也随着衰落。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王竹西驳论黄潜善汪伯彦》一则记曰：“嘉定中未尝诏罢科目，凡以宏博应选者，有司承意，不敢以名闻。尝用余嵘为中书舍人，余素不习此，余表侄应子和镛尝试曾学，有司亦仅与申省：文得典诰体。时为安吉宰，安吉去行都三日可达，余之草制，皆取之安吉。省吏趋请词头，余之左右必晓之曰：‘安吉人未回。’……陈正甫，讳贵谊，以词学中等。尝考潘子高词卷，六篇俱精博，惟《集贤院记》偶不用李林甫注《六典》书目事，陈以此为疑而黜之，然心服其文。当其寓直玉堂，凡常行词，皆属潘拟稿。”余嵘完全不能作四六，只好让其表侄应镛代笔；陈贵谊虽尝中词科，也常请潘子高拟稿，而应、潘两位词学高手，却被挡在词科大门之外。又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四《词科》曰：嘉定以后，词科不取人，“由是无复习者。内外制，唯稍能四六者即入选，……往往褒称过实，或似启事谀词，雕刻求工，又如宾筵乐语，失王言之体矣。胡卫、卢祖皋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尽扫于胡尘。’太学诸生嘲之曰：‘胡尘已被江淮扫，却道江淮尽扫于。’又曰：‘传语胡、卢两学士，不如依样画胡卢。’端平初，患代言乏人，乃略更其制，出题明注出何书，乃许上请，中选者堂除教官。然名实既轻，习者亦少”。张端义也说：“掖垣非有出身不除。……自嘉泰、嘉定以来，百官见宰相，尽不纳所业，至端平，衔袖书启亦废，求举者纳脚色，求阙者纳阙札而已。文人才士，无有自见，碌碌无闻者杂进。三十年间，词科又罢，两制皆不是当行，京谚云‘戾家’是也。不过人主上臣下一启耳，初无王言训诰之体。如拜平章二相三制，岂不有惭于东坡？如改元、灾异罪己诸诏，岂不有惭于陆贽？”(99)南渡以后伴随词科而盛极一时的四六文，已无可挽回地成为昨日黄花。
四、词学科
晚宋词科衰落，直接影响了朝廷的公文写作，于是在“博学宏词科”之外，降等另立“词学科”。《宋史·选举志二》：理宗嘉熙三年（1239），“臣僚奏：‘词科实代王言，久不取人，日就废弛。盖试之太严，故习之者少。今欲除博学宏词科从旧三岁一试外，更降等立科，止试文辞，不贵记问。命题止分两场引试，须有出身人就礼部投状，献所业，如试教官例。每一岁附铨闱引试，惟取合格，不必拘额，中选者与堂除教授，已系教官资序及京官不愿就教授者，京官减磨勘，选人循一资。他时北门、西掖、南宫舍人之任，则择文墨超卓者用之。其科目，则去“宏博”二字，止称词学科。’从之。淳祐初，罢。景定二年（1261），复嘉熙之制。”王应麟《词学指南序》谓词学科“以今题四篇，分两场，行之三年而废，景定二年复词学科，至四年而止”(100)。他在所著《词学指南》中，记载了理宗嘉熙二年（戊戌，1238）、三年（己亥）、四年（庚子），以及景定二年（辛酉，1261）、四年（癸亥）辞学科考试的“制”题、“表”题，景定二年“诏”题，嘉熙二年、景定四年“铭”题，嘉熙二年、三年、四年及景定四年“记”题，嘉熙四年、景定二年“赞”题，嘉熙三年“序”题，但无上榜人“题名”名单，录取情况不详。《淳熙三山志》卷三二《科名》“嘉熙二年 词学科”：“卢壮父、林存。”可补王氏之缺（按：嘉熙时《三山志》作者梁克家久已过世，此乃后人补书）。“词学科”既是“降等”，故对它的要求和待遇，都比“博学宏词科”低，它是由博学宏词科派生出来的一个科名。
由宋入元的王义山，在其《稼村自撰墓志铭》中说：“初，宋乙卯（宝祐三年，1255），台谏奏科举后增试小词科，环海内亡应令者。余起而为之倡，所拟九百余篇，左帑容斋先生刘公元刚、丞相文山先生文公天祥为之序。”(101)“小词科”是在“科举后增试”，与“附铨闱引试”的词学科似有不同。然王义山又在稼村书院庚午（咸淳六年，1270）义试《策问》中说：“（博学宏词科）以三古三今为题，谓之‘大词科’；以四今为题，谓之‘小词科’。”(102)“小词科”既以“四今为题”，则与上引王应麟所说“以今题四篇，分两场”的词学科的考试方法同。或“附铨闱引试”难以吸引士类，故宝祐三年又改为“科举后增试”欤？然《词学指南》未记所谓“小词科”的试题。既“环海内亡应令者”，盖实际上并未开科取士。宋季乃多事之秋，小朝廷风雨飘摇，为苟延残喘已自顾不暇，所谓“词学科”或“小词科”，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其实并没有延揽到什么人才。
五、关于博学宏词科的性质问题
聂崇岐《考略》第二节《书判拔萃博学宏词皆非制科》，上节已辨“书判拔萃科”，这里再论“博学宏词科”，主要是此科的性质问题。
《考略》以为非制科的“博学宏词”，情况要复杂些。宏词科是唐人创立的，最初也是制科的一种，后来变为科目选。宋初，设有作为科目选的宏词科，如《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一载：“真宗景德四年（1007）闰五月二十七日，龙图阁待制陈彭年言，请许流内选人应宏词、拔萃科。诏可。”到大中祥符初罢制科，吏部的宏词、拔萃等如旧，已见前引。而后来的“博学宏词科”，与守选人所应的“宏词”完全不同。《文献通考》卷三三《选举六》曰：
绍圣元年（1094）罢制科。自朝廷罢诗赋、废明经，词章记诵之学俱绝，至是而制科又罢，无以兼收文学博异之士，乃置宏词，以继贤良之科。
马氏此论与史实略有出入，实际上置宏词科稍早于罢制科。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二，哲宗绍圣元年五月四日，中书省上言称“应用文词……凡诸文体施之于时不可阙者，在先朝亦尝留意，未及设科。诏：别立宏词一科”。而制科罢于是年九月十二日(103)，晚于宏词之设四个多月。但绍圣初的政治气氛，是一切恢复熙宁旧制，故下令罢制科虽稍晚，实际上是早在酝酿中了。对此，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制科词赋三经宏博》说得很清楚：
制科、词赋既罢，而士之所习者皆《三经》。……于是士皆不知故典，亦不能应制诰骈俪选。蔡京患之，又不欲更熙宁之制，于是始设词学科，试以制、表，取其能骈俪；试以铭、序，取其记故典。
这表明宏词科与制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制科、进士科之词赋已罢而有宏词科，则宏词科当然不可能是制科，否则就是恢复制科；但宏词科是在“词章、记诵之学俱绝”的情况下创设的，目的是弥补罢诗赋、罢制科后所造成的人才知识空白，故又不可能没有联系，所以说宏词是“继贤良之选”，《宋史·选举志》所以于制举一节“杂书”博学宏词科（《文献通考》亦如此），乃是就其来源而论，也应该不算失误。
那么到底“博学宏词”属于何科？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制科》孙氏（志祖）解曰：“沈作喆《寓简》云：予中进士科后，从石林（叶梦得）于卞山。予时欲求试博学宏词，石林曰：‘宏词不足为也，宜留心制科功夫。’据此，则宋世所谓博学宏词，非制科也。近人称博学宏词为制科者，盖制举无常科，以待天下之才杰，以天子亲策之，故谓之制科。宋高宗创举此名，三岁一试，与制举无常科者异。然亦必召试定等，而后授官，则亦可谓之制科也。”他认为博学宏词与制科既有异也有同：选材目标异，而考试方法同。事实上，考试方法也不全同，如制科皇帝必亲策，而词科则否，且无殿试。因此，宋代的博学宏词科（包括它的前身宏词科、词学兼茂科），似难以用“常科”、“制科”范围之，可以看作制科的变种，是宋代特有的一个科目。
综观宋代科目的设置，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较之唐代，科目逐渐减少，最终向只有一科（进士科）的方向发展。宋理宗于淳祐元年（1241）付知举官杜范以下御札说：“朕惟我朝取唐诸科并归进士，名卿硕辅，皆繇此途，其选重矣。”(104)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而在唐代曾一度兴盛的制科、明经诸科，逐渐归于消亡。首先是制科科目较唐代大为减少，且时置时罢，南宋虽保留了“贤良方正”一种，但极少有人应制，实际上是名存实亡。接着是熙宁时诸科被取消。最后词科与制科相似，南宋后期应之者寡，到开庆元年（1259）王应麟之弟应凤应试入等之后，也就“无疾而终”。于是，剩下进士一科独大（但进士科内部，又有诗赋、经义之分）。这种趋势，体现了科举的科目设置由繁到简，由杂乱到单一、规范，有其必然性。进士科的一枝独秀，直接影响到元、明、清三代的科目设置。这三代都以进士科为主(105)，所考为经义（制义）、论、诏、诰、表等诸体文，清代还考格律诗赋，殿试都对策，中式者赐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实际上是宋代经义进士、诗赋进士的合一。
(1) 《新唐书》卷三四《选举志上》。其中学究一经、《三礼》、《三传》、史科不纯是贡举，同时也是吏部科目选的科目，参见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三章第一节《科目》。
(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七。“书判拔萃”同时又是吏部科目选的科名。
(3) 郭见义《创建三元庙碑》，《粤西文载》卷三七。
(4) 柳开在《请家兄明法改科书》（《河东先生集》卷七）中，以贤良科为“上”，进士科为“次”，《礼》《传》诸科为“下”。“贤良”属制科，与常科不同类，可不论；进士、诸科相较，无论在授官拟职还是在社会舆论的认可度上，后者都明显低于前者。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一曰：“到得本朝，（进士与明经）待遇不同：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至明经之科，不过为学官之类。”
(5)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
(6) 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一三。
(7)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
(8)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一、《文献通考》卷三〇《选举三》。
(9) 《文献通考》卷三〇《选举三》。
(10)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三三。
(11) 《节孝先生文集》卷一三。
(12) 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〇，此句作“不许诸科新人应举”，意更简明。
(13)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四三。详参《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今按：“中书门下言”之文字，即王安石《乞改科（举）条制劄子》（仅有个别异文），见《临川先生文集》卷四二。
(14) 有学者认为经义进士即唐明经，如元人王恽《贡举议》，即以宋之经义由唐明经来：“唐有明经、进士等科……前宋易明经为经义。”（《秋涧集》卷三五）顾炎武也说：“当时（指唐代）以诗赋取者谓之进士，以经义取者谓之明经。今罢诗赋而用经义，则今之进士，乃唐之明经也。”（《日知录》卷一六《明经》）其实唐明经科所考为墨义、贴经，只能说是经义进士的远源，因两者考试方法很不相同；倒是嘉祐二年所置明经科，试三经墨义、大义及帖经，又试时务策三道（详本书第三章第一节），增加了大义（即经义）、时务策，与经义进士较为接近。
(15) 《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
(16)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1页。顺便言及：该书谓“除进士科外，其它所有的科目统称明经诸科”，恐非是。“明经科”置于嘉祐二年，已见上考，没有“明经诸科”的说法。这里引用时，在“明经”后径加顿号，以与“诸科”隔开。
(17)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二。
(18)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三。
(19)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20) 《摛文堂集》卷九。
(21)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四。
(22) 但直到政和、宣和间，诸科的遗留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仍有诸科举子附试或参加特奏名试。参见《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一〇至一二。
(23) 《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四。
(24)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三。
(25) 参见《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考四》。
(26)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四。
(27) 慕容彦逢《论黄甲拟官奏状》，《摛文堂集》卷九。
(28) 《忠肃集》卷四，参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二。
(29)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二。
(30)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二。
(31) 《摛文堂集》卷九。
(32)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四。
(33) 此下原有“然未及行”句，有注曰：“绍兴十一年七月庚子，可参考。”今检该条，未记科举事。所谓“未及行”，当指科目虽复而并未立即开考，至绍兴十一年方“始就诸路秋试”，见下引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三“新科明法”条。
(34)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四。
(35) 如《邵氏闻见录》卷九：“富韩公（弼）初游场屋，穆伯长（修）谓之曰：‘进士不足以尽子之才，当以大科名世。’……（范文正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已同诸公荐君矣。’”所称“大科”，皆指制科。
(36) 初刊于《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五期（民国二十七年，1938），后收入氏著《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
(37)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六。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
(38) 《咸平集》卷一，《宋人集》丙编本。又见《诸臣奏议》卷八二、《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六四。方括号中“见”“成”二字，据本文及上引《辑稿》补。
(39)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一。
(40) 见《宋史》卷二六三《张昭传》。
(4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
(4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
(43) 《诸臣奏议》卷八二。
(44)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七。
(45) 北宋前期，自将作监主簿以上至秘书郎、著作郎、太常丞、宗正丞、秘书丞共七阶，为京官；太子中允、中舍阶与太常、秘书、宗正丞、秘书郎以上至太师阶，为朝官。神宗元丰改官制后，有所变化。详参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665页，中华书局，1997年。
(46)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七。
(47)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一〇。
(48) 宋真宗之所以改学士院试为中书试，盖他对学士院试责之过苛有所不满。《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一一载景德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诏，命应制举人赵宗古等“依例赴中书试”。原注曰：“初，学士院考宗古等所业文，皆不中式，特命就试焉。”但《儒林公议》说：“景德后又先于中书试六论，应系条式者方预临策，益为艰峻矣。”则中书试也未必轻松。
(49)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一五。
(50) 按：宋代制科御试对策，文献皆称须三千字以上，此言五千字，疑“五”字讹误。
(51)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一五。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七：“（真宗时）及议封禅，吏部科目皆废。夏竦既执政，建请复制举，广置科目，以收遗才。上从之。”原注曰：“既而用夏竦议置六科，其议亦自（盛）度始。”
(52)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二一。
(53)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二五。
(54)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五。
(55)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二一。
(56)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五。
(57)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一八。
(58)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二一。
(59)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二五。
(60) 按苏辙制举策试，在嘉祐六年（1061）八月。
(61) 按：“经父”原作“常父”。应制举以策诋新法的是孔文仲（经父），而非武仲（常父），作“常父”误，因改。孔文仲制举策试，在熙宁四年（1071）五月。
(62) 《忠肃集》卷四。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六、《诸臣奏议》卷八二。
(63)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一五。
(64) 《上皇帝第三书》，《欧阳修撰集》卷三。
(65)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二〇。
(66)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二三。
(67)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三二。聂崇岐《宋代制举考略》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一科，遂于绍兴元年正月，又得复置。”按据所引高宗绍兴元年正月一日《德音》，只是令礼部讲求典故，至此才正式下诏复置，聂氏误。
(68) 叶适谓韩侂胄当权时曾废，见《滕季度墓志铭》（《水心文集》卷二四）。
(69) 参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五章《科目选》，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
(70) 尚书吏部，原作“尚书吏”，据《宋史》卷一《太祖纪一》补。
(71) 《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72) 迪功郎、修职郎、从政郎、从事郎、文林郎、儒林郎、承直郎凡七阶，称“选人”。“选人”各时期内涵不同，较为复杂，详参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
(73) 《文献通考》卷三三《选举考六》引。
(74)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二。
(7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四。又见《隆平集》卷七《李若谷传》附《李淑传》，小题作《议科迁》。《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三：“（仁宗）景祐元年二月四日诏：书判拔萃，今后更不置。”罢书判拔萃科既在景祐元年二月，则李淑上《时政十议》，当在明道末至景祐元年正月之间。
(76)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三至四。
(77) 《东堂集》卷六。
(78) 《曲洧旧闻》卷二。
(79) 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一。
(80) 《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一《禁元祐党人上》。
(81) 《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
(82) 《香祖笔记》卷一〇。
(83) 《圣宋名贤四六丛珠序》，《圣宋名贤四六丛珠》卷首。
(84)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二五。
(85) 《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所谓吏部“科目选”，是为不够“格限”（守选时限未到）的选人而设，属于铨选而非科举。
(86) 元丰改官制后，去京官之名，多用“承务郎以上”，俗亦谓之京官，包括承务郎、承奉郎、承事郎、宣义郎、宣教郎，凡五阶。文臣寄禄官通直郎（正八品）以上至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为朝官。详参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665页。
(87) 见《宋史》卷四三八《王应麟传》。
(88) 《词学指南序》，《玉海》卷二〇一《词学指南》卷首。
(89) 按：是年陈晦应试及格，因犯濮王允让偏讳未推恩。庆元四年（1198），诏依下等赐同进士出身。见《南宋馆阁续录》卷八、卷九及《中兴学士院题名录》。
(90) 按《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二四，两人登此科在开禧元年（1205）。
(91) 按徐凤字子仪，其见黜事详《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二五、《四朝闻见录》甲集《词学》。
(92) 又按：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八：开禧元年“五月己已，亲试举人”原注：“（毛）自知对策，首论宜乘机以定中原，因擢为伦魁。嘉定改元，自知降充殿试第五甲，以首论用兵也。”
(93) 《宏词》，《水心别集》卷一三。
(94) 《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二八。
(95) 《宏词》，《水心别集》卷一三。
(96) 按：收在《水心别集》。
(97) 《学校贡举私议》，《朱文公文集》卷六九。
(98) 按：所述杨万里《千虑策》，指其中《人才（上）》篇，见《诚斋集》卷八七，然诚斋所论为制科而非词科。又，所引“孟献子有友五人”数句，乃摘录或撮述大意，而非原文。
(99) 《贵耳集》卷上。
(100) 《玉海》卷二〇一《词学指南》卷首。
(101) 《稼村类稿》卷二九。
(102) 《稼村类稿》卷一五。所说文天祥序今存，题《跋王元高词科拟稿》（载《文山全集》卷一〇）。
(103)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二〇。
(104) 《咸淳临安志》卷一二。
(105) 虽有时也设有其他科目，但毫无特色。如《清史稿》卷一〇八《选举志三》：“康、乾两朝，特开制科，博学宏词，号称得人。所试者亦仅诗赋、策论而已。”这与宋代进士科没有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