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双盛永”一生相守的祖父和叔祖父

家业经过了父亲的曾祖、祖父，一直到了父亲的父亲和叔父，也就是我的祖父和叔祖父手里的时候，还是三亩三分三厘“坟地”。

生于光绪二年（1876）和光绪七年（1881）的兄弟俩白手起家，想从卖包子开始谋求“翻身”（父亲的祖父曾经在新立屯当厨工，留下了包包子的手艺），可是，负责跑外的祖父“羞口”，不好意思吆喝，所以卖包子的营生一直不景气，经常是满屉的包子热着背出去，凉了背回来。

兄弟俩开始商量长远的、避短扬长的方针大计，最后决定：停止卖包子，举债开商店（当时叫作“开小铺”），二十年以后达到“翻身”。兄弟俩笃信勤俭、努力是“翻身”的根本，他们计划着：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家境从穷到富，需要的时间是二十年。

“二十年”是当时农民对于“翻身”时间的一般计算，比如：从一无所有当长工开始，一个长工一年的工钱是六十块钱，“扛活”期间有饭吃，也有时间种自家的地，而且，牲口、大车、碾子、面磨，都可以借用“东家”的，六十块工钱是一年的纯收入。当时的地价是一百块现大洋一亩，五年可以买三亩地，二十年是十二亩，有了十二亩地，一个农家的生活就可以算是“脱”了“贫”、“翻”了“身”。

父亲说，当时，大多数农民都是这样的做法，一辈、两辈、三辈，勤俭努力总会让人越来越富，而弄到赤贫的人，多半是有点“不良嗜好”，沾着点“吃、喝、嫖、赌、抽”，抑或是不喜欢终生都在勤俭、努力之中度日的浪荡子。

祖父和叔祖父相信，“亦农亦商”比“扛活”要付出更多、更复杂的努力，脱贫翻身的时间也自然会提前。

哥俩给小铺取了一个吉利的名字——“双盛永”，取兄弟两个永远兴旺的意思。

他们从一开始就定下了以做“大买卖”的方式进行经营的“基本策略”——精选进货渠道，决不以假乱真；讲究公平信义，决不缺斤少两；不怕付出辛苦。兄弟俩的具体分工也是“扬长避短”的：身体强健却“脸皮薄”的祖父分管“跑外进货”和“种地”，身子骨羸弱却脑筋灵活，能做到“出入账目清楚”和“脸硬”的叔祖父，负责“看摊”经营商店。

按照当时的商业规矩，小铺批量进货和零售都是采用“赊销”的方式，也就是说，买和卖都是平时“记账”年底“结账”。

祖父的“跑外进货”起始是连背带扛，后来是赶着自己的大车，专门到唐山进“美孚”“亚细亚”牌煤油，从韩城最好的点心铺“福德斋”进各种点心，到“德记”进醋和酱油，到“福盛昌”进最好的酒，其他烟、茶、糖、盐、纸张、笔墨、绸缎百货、日用杂品，也是到胥各庄、河头的固定商铺进质量最好的货……

因为当时双盛永是刘各庄的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小铺，所以开张不久就挣了钱，挣了钱就“置地”，置地之后，小铺所卖的粮食、芝麻、各种豆子就都是由祖父和长工种的，咸菜和酱是自家做的，面粉是自家磨的。叔祖父自己学会了“炒芝麻、蹾香油”……双盛永经营到鼎盛时期，货物品种达到了几百种，除了不卖棺材，基本上可以应付村里的红、白大事。

祖父和叔祖父没有满足于小铺商品的品种齐全，兄弟俩凭着“冬三月”（在冬闲的三个月里，私塾先生收费教授成年人认字和写字）的文化水平，开始钻研一个新的行当——卖药。

在看摊的同时，叔祖父把北京同仁堂药书上的二百五十六种中成药的药理、构成、适应症和禁忌，背得滚瓜烂熟，俨然自修成了一个可以下药的药剂师。一般的头痛脑热、肠胃不和、风火牙疼、无名肿毒、小儿脐风、妇女经期不准，“二老爷”（村民称呼叔祖父）都可以药到病除。他还可以区分“阴霍乱”和“阳霍乱”：阴霍乱的病人手脚冰凉，要吃“卧龙丹”；阳霍乱病人发高烧，另有药可以对症，千万不能用反了……在农民看来，这真是大大的“学问”和“本事”。而在今天看来，叔祖父就是一个无照经营的江湖郎中了。

同时，祖父的“跑外”业务也扩展到北京，他开始进京采买最好的丸、散、膏、丹。从前门火车站下了火车之后，祖父在宝安客栈落脚，那是一个家在刘各庄西边三里地四神庄的远房亲戚——四姑姥爷高胜田在前门外打磨厂开的客栈，住在那里便宜而且也有个照应。

祖父背着钱靫子（搭在肩上前后都可以装东西的布袋），先步行到距离火车站最远的北大后身的易晓堂，从那里购买“开胸顺气丹”起始，然后一路向南，到珠市口周家去买“周氏回生丹”，再拐到杨梅竹斜街的雅观斋，买薛家的“保赤万应散”，最后的大宗药品进货是到同仁堂，然后，再从前门坐火车到胥各庄车站下车，背着采购的丸、散、膏、丹走十五里地回到刘各庄……

寒来暑往、日出日落，从不认路到对北京的胡同了如指掌，祖父在北京蹚出了一条“进药”的最佳路线，回到家还能倒背如流，把自己在京城采买一路上的见闻说给弟弟听……兄弟俩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辛苦，他们觉得为养家活口付出辛苦是男人的本分。

双盛永卖北京同仁堂的药在三里五屯开始出名，“二老爷会下药”的说法也不胫而走，在韩城一带，除了镇上的药铺之外，双盛永是第二家。

按照当时的商业规则，一般买卖赢利是一分五厘，可是卖药甚至可以超过五分利，比如：牛黄清心丸在批量进货时，每丸可以平均到三毛钱，零售时却可以卖到七毛……卖药是双盛永财源茂盛的重要原因。

1919年出生的父亲说在他十多岁时候的记忆中，“前店后厂”的家在村子里已经很有规模：前院长宽都是三丈，包括一间门房、两间店铺，拉货的大车和篷子车都停在那里。

第二层院子长三丈，两间东屋住长工，东屋的北邻是牲口棚，里面有一头骡子、一头驴，长工照管着牲口吃夜草；西屋是面磨和仓库，在那里做酱、腌咸菜、磨面；正房三间，进深一丈五尺，西边住着祖父和祖母，东边住着叔祖父和叔祖母，中间是穿堂屋，也是厨房和饭厅。

第三层院子是里院，长四丈余。那里的三间东房里，南边住着父亲和母亲；北边是粮仓和油磨，叔祖父在那里做香油。父亲说，这三间房盖在东边，是因为风水先生说么家旧宅“艮中缺肉，不利少男”，祖父和叔祖父为了“子嗣”就在旧宅的“艮位”，也就是旧宅的东北方向，盖上了三间瓦房，然后，父亲就应运而生了。

第四层院子宽到五丈，长四丈余，除了厕所、菜窖、两丈长短的木柴棚之外，空地上种着自家一年四季要吃的蔬菜。

第五层院子长将近七丈，那里主要是场院，场院周围种着土豆，祖父在那里种了三棵响杨树，他经常用手指丈量响杨的粗细，说是杨树笔直，将来可以卖给船家做撑船的篙。

第六层是家里的后院，祖父和叔祖父在那里种了二十几棵榆树、柳树，家里所有的柴草、玉米秸、麦秸、高粱秸、高粱皮全都搭了棚子，存放得井然有序……

那时候，一辈子不曾分家的兄弟俩都已经娶妻生子，叔祖父生了两个女儿，祖父一儿一女，兄弟俩决定“不分家”，让父亲做他们的“兼祧男”，那叫作“一子两不绝”。

他们用以男子为中心的粗暴方式维持着家庭的安静和稳定：每当后院的两个妯娌吵架的时候，兄弟俩都是同时奔向后院，不问情由地把自己的老婆痛打一顿，然后回到前院继续处理家中的大事。

当他们都到五十岁开外的时候，事业和年龄都到达了高峰期：双盛永已经置地五十余亩、两处宅院（北院和南园子，南园子种着一百多棵树，那里虽不住人，但也有碾子、面磨和油磨），家里有全套的农具、牲口，拉货的大车和拉人的小车子，两盘面磨、两盘油磨、碾子和场院……全村都是借用“双盛永”的面磨磨面……对于一个农户来说，双盛永已是应有尽有。

而且，双盛永也已成为刘各庄的公益中心的信用：村里的公会和小学用钱、用货、用纸张文具，都是先从双盛永赊欠，等到“秋后传粮”的时候，农户把粮食卖给双盛永之后，再和双盛永结算一年之中赊欠的钱……

双盛永可以“赊销”、可以“存款”，也可以“借贷”，就像是刘各庄以及周边村落的一个小钱庄……

到了年末，祖父和叔祖父与村里有头有脸、有名誉地位的人一起“会年茶”，商议、决定村子里的公益安排和大事，双盛永的社会地位在逐年攀升，已经逐渐成了当时、当地的商业中心……

让祖父和叔祖父不厌其详地回忆和叙述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是在父亲“满月”的时候，村里的“名流”都来贺喜、送对联……这些都使祖父和叔祖父很有面子，那时候双盛永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正在蒸蒸日上。

第二件是在祖父和叔祖父都已经四十多岁的时候，他们的两个姐姐，死于同一个飘着鹅毛大雪的大年三十：那一年年三十的下午，先是嫁到刘各庄西北五里的西韩庄的大姑奶奶家来人报信，说是：“大姑奶奶不好，请舅爷去见最后一面。”祖父对叔祖父说：“天儿不好，你身体也不好，我去吧！”然后就穿上衩裤，跟着来人一步一蹅奔了西韩庄。

祖父刚刚出门，嫁到刘各庄东南十五里地的艾坨子的二姑奶奶家也来人报信，说是：“二姑奶奶不好，请舅爷去见最后一面。”叔祖父一边感叹着：“哥哥心疼我，替我去了五里地的西韩庄，我可就摊上了十五里地的艾坨子，这真是命中注定。”叔祖父也穿上衩裤，一步一蹅地上了路……

两个姐姐对两个弟弟说了同样的“托孤”遗愿：家境贫寒而且担心自己死后，儿女落在后娘手里受委屈，请弟弟代为抚养自己的儿女……傍晚，祖父和叔祖父回到家里的时候，祖父的手里牵着一个外甥女，叔祖父的身后，跟着两个外甥女和一个外甥……那年头讲究“娘亲舅大”。

祖父和叔祖父性格倔强、刚强而且有担当，他们是那种把“家族”责任视为人生天地之间男人的第一要事、无可推脱的“责任”的人。四个外甥和外甥女，加上祖父的一双儿女、叔祖父的两个女儿，兄弟俩把八个孩子养大成人、男婚女嫁……

祖父和叔祖父是两个凡事认真、不惹事也不怕事的人。在他们的年代，如果一个没有背景，却又“富裕”得让人眼红的家族之中，没有强悍的男人可以“支撑门户”，就会不断地受到地痞流氓的“欺负”。祖父和叔祖父曾经对付过一个“看坟人”用伪造的“假字据”讹诈钱财的事情，“经官”之后的结果是，那个地痞写下了“画押”的字据，承认错误赔礼道歉；祖父和叔祖父也曾经遇到过“东院”“西院”同宗本家想要把“共有的”墙和井据为己有的麻烦，祖父用了最古老、最有效的“拦轿喊冤”的方式，把县里的“马大老爷”请到家里主持公道，实地勘察平息纠纷……从此，这些事成了祖父和叔祖父的骄傲，也成为兄弟俩的口碑——没有人再来挑起事端。

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兄弟俩提前做到了“二十年翻身”……在兄弟俩双双年过半百的时候，他们做到了娶妻生子、传宗接代、盖房买地，做到了家产业就，他们的“事业”达到了峰巅……那是1928年，祖父五十二岁，叔祖父四十七，他们共同的儿子——我的父亲只有九岁。

他们付出的沉重代价是：兄弟俩一生勤恳劳作，祖父劳累至死，叔祖父双目失明……

在父亲的遗物里，有两个毛边纸手抄本“同仁堂药书”，那是“民国六年九月二十”抄完的，两个抄本字迹不同，显然是仅有着“冬三月”文化的祖父和叔祖父兄弟二人的手笔……想象着节俭而努力的祖父和叔祖父，在昏黄的煤油灯光下，一边学习和认记那些陌生而奇特的药名，一边一笔一画地把它们抄写成册，度过了一年又一年漫长的日月，一直到叔祖父的眼前慢慢地变成一团黑暗……那是怎样令人心碎、辛酸的情景……

像所有的人一样，祖父和叔祖父的“悲剧性”在于：不会有后人理解他们的愿望，包括兄弟俩的“兼祧男”——我的父亲。在他的被父亲和叔父洗去了对于生活的“忧患”意识的年轻的心里，并不懂得“理解”和“珍重”父亲和叔父用一生的时间和生命换来的那份来之不易的“家业”……

如果说在叔祖父双目失明之后，双盛永还可以勉强支撑（叔祖父的大女儿接班“管账”和“看摊”，叔祖父自己仍然可以在柜上“坐镇”“主事”）的话，1935年祖父的去世，实际上宣告了双盛永的终结——“进货”和“种地”的人没有了，且不说生意难以为继，即使是“支撑门户”也很难做到了——标志性的事件是：全家为祖父出殡回来之后，发现家里的前后门四敞大开，粮仓、小铺和为了办丧事而准备的招待全村人的猪肉、豆腐、粉条、土豆、白菜全部遭到了洗劫……几乎是全村的人（从祖父“倒头”之后，在“攒棺材”的一个星期以来，一直都在双盛永“吃伙饭”的人）都觉得“偷了白偷”“不偷白不偷”……双目失明的叔祖父潸然泪下。他觉得双盛永和兄长一起被埋葬了，自己很难能够继续撑持这个家，特别是当时十六岁的我的父亲——祖父和叔祖父的接班人，在祖父和叔祖父的荫蔽之下，还在过着没心没肺、无忧无虑、阳光灿烂的日子……

1937年，双盛永停业，祖父和叔祖父的事业戛然而止，那一年父亲十八岁。

1937年，双目失明的叔祖父在自己的兄长死后，开始接近“五台山普济佛教会”，以期修行“来世”。听了几次“宣讲”之后，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卖掉十亩地全部作为“布施”，让全家都参加了这个“五台山普济佛教会”，以使全家人的“来世”都能得到拯救。

十八岁的父亲，替自己失明的叔父充当了“募化布施”的角色，由于做事勤勉，他“募化布施”颇有成绩，不久就成为“理士”。理士的职责是“宣讲佛理、募化布施”，并且定期把募化来的佛款送到北京的“五台山普济佛教会”总会。

一年以后的1938年，父亲在进京“交佛款”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住在新街口八道湾的他的上级李佛爷住处豪华、妻妾成群、生活腐败，大家都传说他是在“吃佛财”。父亲忽然觉得自己和众多的信众都已上当受骗，在疑惑和犹豫之中，他带着手里的“佛款”，回到刘各庄，召集手下的交款人到一个佛堂集合，他烧了高香，出示了自己一年来“募化布施”的账目以示清白，然后，逐一退还所有的“布施”，从此金盆洗手……当时父亲十九岁。

后来，叔祖父死于1948年，在没有兄长的十三年里，他经历了用一生口撙肚攒积累起来的家业的迅速败落；容忍了对于自己来说，既是侄子又是儿子（我的父亲）的所有的“反叛”行为；承受了他的侄子和儿子（我的父亲）在成长过程中付出的近于残酷的代价，他用对于全家生活支出最大限度的“节俭”，表现了对父亲宽阔无边的容忍和支持，他用自己的“沉默”等待着父亲的“成熟”……谁也不知道，在十三年黑暗的生活之中，他的内心曾经有过怎样的煎熬、他的“比兄长长寿”究竟是祸是福。

…………

祖父和叔祖父是以几十年如一日的“勤恳”和“节俭”取得“成功”的农民，他们完成了传统的、镶嵌在一个家族系列上的“男人”的历史使命。他们与双盛永一生相守，使么家在他们这一代脱贫致富，从农民走向亦农亦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