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旧制度与启蒙运动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1789年标志着欧洲革命巨变新纪元的开端，以及至少在法国的专制君主制（monarchy）旧制度（old regime）的终结。然而，法国旧秩序的推翻影响深远，并不仅限于法国境内，其中有诸多原因。18世纪，法国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富强的国家之一。法国文化也被整个欧洲的上层阶级纷纷膜拜与效仿。法语也是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大陆贵族与皇室的专用语言。法国国王路易十四（King Louis XIV，又称“太阳王”）于17世纪在凡尔赛建造的宫殿象征着君主专制（absolute monarchy）的高贵、财富以及权力，随后，其他国家的君主也纷纷效仿凡尔赛宫打造自己的宫殿。由于法国君主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它于1789年被推翻后，其影响也波及了整个欧洲。因此，了解法国旧制度的性质以及导致该制度被推翻的因素尤为重要。

法国的旧制度

18世纪的欧洲，几乎遍地都是专制君主制以及君主制国家，这些国家由国王或女王统治，他们通过世袭上位，随后也会把王位传给他们的长子或长女。这些君主知道没有什么可以限制他们的权力，并宣称自己是上帝在地球上的代理人，并基于君权神授（divine right）的原则对自己的国家进行统治。英国与这种统治模式稍有不同。1688年光荣革命结束了议会与斯图亚特王朝的长期纠葛，由此，专制君主制被君主立宪制（constitutional monarchy）所取代，依据该政体，法律限制了君主的权力【1】。17世纪与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权力强大的君主不断打破封建地主的权力，将权力集中，并创造统一以及更加现代化的国家（states），通过该过程，欧洲君主的权力得以不断膨胀。

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大部分任期内都专注强化君主的权力，以及将政治权力集中在巴黎，或者更加精确地说，是将政治权力集中在他那位于凡尔赛的富丽堂皇的宫殿内，该宫殿位于巴黎以南10英里的地方。凡尔赛宫旨在彰显路易十四的伟大，并且推进路易十四的中央集权政策。过往，法国的国王及其皇室成员经常在法国境内出巡，巡视各个皇家领地以及达官贵族位于各省的府邸。而路易十四以凡尔赛宫为中心对法国进行集中统治，因此那些希望得到皇家恩惠的贵族就不得不常年住在凡尔赛宫。自此，凡尔赛宫成了国王权力以及法国本身的象征。它也影响了其他欧洲君主：俄国沙皇彼得大帝以及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纷纷参照凡尔赛宫建立自己的宫殿。

法国的“旧制度”（old regime或者ancien régime）这一术语由1789年的革命支持者所提出。该制度曾基于死板的社会等级而建立，依据该制度，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出身决定，而非他的辛勤劳作或才能。社会的组织架构参考大链条理论，该理念自中世纪时期就广为流传，依据该理论，整个世界的组织以及划分方式都是依照等级，从链条顶端的上帝和天使，到底端诸如石头等无生命物，而人类则位于该链条的中间位置。人类链条的顶端则是君王，是上帝治理世人的神圣代表，路易十五（Louis XV，1715—1774年在位）曾在1766年公然宣称：“主权的权力都寄予我一人之身……我的政策，之所以得以存在并发挥效力，均因为我而已……立法权均属于我一人，无所依赖，也不得分享……所有的公共秩序均因我而产生。”【2】路易十五的曾祖父——太阳王（the Sun King）则表达得更为简单直白：“朕即国家。”

君王之下，整个法国社会则分为三层阶级或身份，每一层阶级或身份都有着其特定的社会责任，并严格遵守等级制度。第一层身份是教会神职人员。他们为百姓提供精神安慰，被视为最接近上帝的群体，因此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然而，他们只占全社会人口的不足1%。

第二层身份是贵族。他们为君王提供军事支持，占总人口的1%～2%。其实，贵族是一个差异分化巨大的社会群体。最富裕以及最具权势的贵族屈指可数，仅有100多个家族而已，他们被称为“大贵族”（Les Grands）。他们坐拥偌大的庄园、体面的酒庄城堡，并作为国家官员与地方法官，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而地方贵族则占贵族比重更多，且地位稍微逊色。这类贵族也称为二等贵族（seigneurs）。他们拥有自己的庄园，并雇用许多农民，依据不同的安排分工，在其庄园田地上工作。还有一些贵族，他们的财产不多，却还要摆排场，只是空有一个“贵族”的头衔罢了。

第三层身份则是剩下97%的普罗大众。他们负责生产产品，提供服务。与欧洲同期其他国家一样，法国那时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农民占到社会总人口的85%，因此，绝大部分民众都属于第三层身份。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法国农民较为富裕。即便如此，只有不到40%的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大多数法国农民从地主手上租赁农田，有的作为佃农，有的则将庄稼的部分收成作为租金交付于地主。

因此，旧时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一般都是自给型农业，农民的收成只够他们自己糊口罢了；任何额外的收成，都得用于交付地租、什一税、贵族费（seigneurial dues，交付于庄园地主的费用）以及其他税费。18世纪晚期，法国还没有统一的国家货币，或统一的称重衡量系统，也没有出现全国统一市场。尽管那时已有非常通达的皇家公路，乘四轮马车从巴黎到马赛，仍需要花上至少五天的时间（如今也就大概八小时车程）。

除上述传统农业外，17世纪以及18世纪，由于皇室政策支持，法国的商贸也在不断发展。17世纪起，重商主义理论（mercantilist theory）成为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该理论主张巩固国家财富的最佳方式就是不断积累金银等珍贵金属。对于像法国这样没有这些金属储备的国家而言，则不得不依赖对外贸易获取。君主鼓励发展制造业，为国际市场提供商品。法国因生产诸如丝绸、绸缎、蕾丝织物、香水以及织锦等奢侈品而闻名于世。制造业与商贸的发展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即资产阶级（bourgeoisie），也称中产阶级，另外还使小本商人和小商店店主得以壮大，他们被称为小资产阶级（petite bourgeois）。18世纪末，重视贵重金属与政府监管的重商主义理论（mercantilism），逐渐受到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见下文）与资产阶级本身的挑战。

法国旧制度主要由罗马天主教占统治地位，天主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以及制度，在法国发挥着重要作用。宗教渗透进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仪式与庆典在法国大部分的城镇乡村中，都是最重要的活动。学校的老师由牧师担任，而那些失业群体则依赖教会获取慈善救济。同时，作为一个具有政治权力的机构，教会与君主紧密相关。作为上帝钦点的君王，法国国王通常在兰斯（Reims）的教堂中加冕，此外，教会中所有主教以及教会官员均由国王任命。教会拥有庞大的资产，包括法国10%的土地。而由这些资产所产生的收入也相当庞大，有时候甚至是皇家政府年收入的一半。

上文所描述的法国国家社会结构与18世纪其他欧洲国家的国家社会结构相似。自称拥有神圣权力的基督教君主统治着所有主要强国（最重要以及最强大的国家包括：法国、奥地利、俄国、普鲁士以及英格兰），这些强国都是封建或半封建的国家，拥有重商的经济制度，以及固化的社会等级结构。欧洲各国首都的皇室家族通过共同的宗教文化纽带以及血亲关系而联系在一起，致力维护旧秩序以及它们的地位。17世纪中期以来，欧洲各国君主有意推行一套力量平衡政策，在该政策体系中，国际联盟阵营不断变化，防止其中任何一国变得过于强大。各国之间发动战争的目的不再是意识形态（ideology）差异或民族主义（nationalism），而是维持各国间的力量平衡；由此，这些冲突相对而言得到了抑制。战胜国也不愿将战败国赶尽杀绝，否则将打破现有的力量平衡；而战败国未来也是战胜国潜在的盟友。

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一国内国际体系先后遭到了启蒙思潮（Enlightenment）、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及工业革命和新兴中产阶级的冲击与挑战。19世纪初，君主制、基督教、教会、社会等级以及重商主义均处于被推翻的边缘。1815年，旧秩序得以重建，但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

启蒙主义

法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旧制度不仅受到自身国内矛盾与紧张局势的威胁，同时也受到新思潮的冲击。启蒙主义起源于17世纪与18世纪，它既是一场文化运动，也代表着一系列新思想；它强调人类思维对于个人解放以及社会改善的力量，因此这一时期也被称为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启蒙哲学家们认为，一切知识归根到底都来源于经验、实验与观察。他们鼓励人们运用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摆脱固有的偏见，以及教会与国家无理的权威与压迫，从而实现个人的思想解放。1784年，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在著作中写道，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他还认为：“不成熟指的是人们在缺乏别人引导时，无法运用自己的理智，无法进行独立判断。”由此，康德认为，启蒙主义的口号便是“敢于认知！（Sapere aude!）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进行独立判断”。【3】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在其著作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他说道：“无论是怎样有益的书，其价值的一半是由读者创造；他们将作者撒下的思想种子发扬光大。”对于旧制度，尤其是教会与国家的权威而言，对理智、科学与独立判断的号召是一股巨大的冲击。

从某种层面而言，启蒙主义的原则是16世纪与17世纪科学革命发现及理论的延续。那时，科学观察与实验冲击威胁着教会的世界观与权威。16世纪，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提出了一套宇宙理论，否定了地心说，而提出了日心说。17世纪，意大利人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制作了一架天文望远镜，并透过望远镜，证实了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教会对其异己之见充满质疑。1687年，英国哲学家与数学家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在其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Mathem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中提出了万有引力与运动定理；他将宇宙描绘成一台大型机器，并认为大自然受一系列理性恒定的法则所支配。法国地质学家发现了化石，推翻了《圣经旧约》中所提到的人类时间轴。上述学者通过观察与实验，所得出的结论推翻了那个时代的既定认知。

启蒙主义哲学家将科学革命所提倡的方法用于研究社会与政府，而非物质世界，他们认为自然法则支配人类行为与体制，正如它们支配着宇宙一般。作为启蒙主义运动的先驱，英国人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首先提到，理性与知识源于经验。洛克认为，人性本善（与《圣经》中所倡导的原罪教义相反），人的性格是其所处环境、成长经历以及所受教育的综合产物。因此，通过改变社会与环境，以及提供教育，可以营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在《政府论·下篇》中，洛克提出，人对生命、自由以及财产拥有与生俱来且不可剥夺的权利。他还写道，政治社区（如政府）通过人民的统一意愿而组建，这表明在君权神授盛行的年代，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在默默萌芽扩散。洛克的理念，甚至是他的言辞，对于大西洋对岸其他启蒙运动时期的政治思想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包括托马斯·杰斐逊。这些思想随后也被写进了美国的《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以及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

尽管启蒙运动是一次在欧洲范围内所爆发的文化运动，但该运动主要的推动者还是法国的作家、思想家以及哲学家，他们被称为启蒙哲学家（philosophes）。查理·路易·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极力批判专制主义政府，并讽刺路易十四的统治，以及精英社会与教会（甚至称教皇是魔术师）。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中，他提出，法律源于自然（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启蒙思想风格，令人信服）；他还进一步发展了分权思想，即将政府的行政、立法与司法功能分散到不同的政府组织机构，这又是一个为美国启蒙思想家所吸收的理念，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制定《美国宪法》（the U.S.Constitution）时就充分体现了该分权理念。

另外一位重要的法国思想家、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就洛克的自然权利与人民主权的思想做了进一步阐述。卢梭写道：“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说道，社会剥夺扭曲了人类天生的自由与平等，而一个改革的社会与政府可以通过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协商，达成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推动人民自由与平等，从而重新恢复这种平衡。在其著作《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中，卢梭描绘了这一理想社会，但如同其他启蒙运动出版物一般，这本书在法国也被列为禁书。

法国启蒙运动最重要的著作就是《百科全书》（Encyclopedia），该书全面系统地收录了运用新科学经验所获取的知识。这一时期的大多数重要思想家都参与了这本书的编纂。该书于1751年至1765年出版，共七卷，长达16288页。许多启蒙思想正是通过这本《百科全书》得以传播至世界各地；例如，洛克与孟德斯鸠的思想也被纳入“政治权威”以及“自然自由”等理念中，同时也推动了法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风气。《百科全书》的联合撰写人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提出，只有当“最后一个国王被最后一个神父用肠子绞死时”，救世主才会降临。法国政府两次试图禁止《百科全书》，但其仍然不断出版，并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籍。

附文1.1：《费加罗的婚礼》：点燃革命火种的歌剧

作为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的一部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1786）为世人所熟知。然而，这部歌剧是基于一部极为成功又颇具争议的歌剧而创作的。该歌剧由皮埃尔—奥古斯丁·加隆·德·博马舍（Pierre-Augustin Caron de Beaumarchais）写于1784年。在不同时期，博马舍做过音乐家、侍臣、理财师、外交官、商人、间谍、出版商。不得不说，他还是一位投机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还有点痞气。即便如此，博马舍还是一位典型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他虽为贵族，却批判权贵与上层社会。同时，他还是一位改革者，但并不是一位革命家。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他强烈建议路易十六（1774—1792年在位）（暗中）支持抗英革命分子，并几乎是靠一己之力筹资购买并运输充足的军事装备，支持殖民地内25000名革命分子。

在忙于各种项目以及去各地的冒险征程中，他也抽时间编写了许多戏剧，其中两部在歌剧界声名大噪，分别是：《塞维利亚的理发师》（The Barber of Seville，由罗西尼作曲）以及《费加罗的婚礼》（由莫扎特作曲）。在《费加罗的婚礼》中，故事情节充满戏剧色彩，讲述了标题中的主人公费加罗试图阻止伯爵行使他的初夜权（droit du seigneur），即一种封建领主对其领地内所有新婚妇女所享有的一种权利。然而，该歌剧讽刺了旧制度中的诸多封建体制与政府部门，包括社会等级制度、世袭特权、昏庸官吏、审查制度以及法庭。由于该歌剧涉及敏感内容过多，其初稿完成后，路易十六颇为震惊，并明令禁演该歌剧。然而，经过数次修改（包括将这部歌剧的情节背景由法国改为了西班牙），以及审查机构多次审查后，这部歌剧得以最终过审，并于1784年在法兰西喜剧院（Comédie Fran aise）上演。尽管整部歌剧长达4小时30分钟，还是极受欢迎，连续巡演68场，并成为法国18世纪戏剧界最成功的作品。

革命领袖乔治·雅克·丹东（Georges Jacques Danton）赞扬《费加罗的婚礼》是“扼杀贵族”的一部戏剧，而拿破仑（Nepoleon）则认为该剧是“一场已经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革命”。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及另外一位哲学家，并不是因为他对法国整体革命形势的本质影响，而是因为他对欧洲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发展的广泛深远影响。他就是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亚当·斯密将启蒙思想中万物自然状态的观点，运用至经济与市场领域，并提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违背了竞争与供需之间的自然力相互作用。在其长达900页的著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亚当·斯密论述了个人利益如何推动共同利益的达成。通过放任个人贪婪与财富积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最终会让整个社会受益，他的思想可由一句看似相互矛盾的格言予以诠释，即“个人之私心积为社会之公德”。他提倡一种自由放任的制度（laissez-faire）（这个表述来源于法语，意思即为“放开限制，着手去做”），该制度鼓励政府放弃对经济的干预。这些思想彻底击碎了当时盛行的保护主义与重商主义，并成为随后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国富论》于1776年出版，而美国的《独立宣言》也于同年提出，这并非全然是巧合。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启蒙运动导致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789）的爆发。然而，我们有必要清楚一点，它并非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大多数启蒙哲学家应被视为改革家，而非革命家。他们绝大多数都来自上层社会，尽管他们批判旧的社会制度，但他们更希望创造一个开明、以宪法为基础的君主制政府，而非一个民主的人民政府。启蒙哲学家本身没有建立自己的政党或革命组织，也并未提出任何具体的改革方案与政策。他们之中，并未有人直接参与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即便如此，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思想理念仍深刻地撼动并冲击着旧的社会体制与政治秩序。启蒙哲学家抨击旧制度所建立的一系列理论设想，并嘲讽现有的体制。他们推崇理性与独立思考，这也逐步瓦解了世人对教会以及国家权威的盲目遵从。洛克、孟德斯鸠以及卢梭提出，政府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个人的幸福感与尊严，这也营造了包括法国在内的整个政治世界的新思潮。这些思潮得到了传播，并在民间被热议，这也催生了一种新的现象——公共舆论，以及一种新思潮——认为政府以及政治是一种“公共”的事物。

这一时期，美国与欧洲之间在启蒙思潮领域相互借鉴，相得益彰。托马斯·杰斐逊以及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到访法国，阅读了启蒙哲学家们的作品，并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革命的实践、《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1787）也激励着法国的改革家与革命家们。

启蒙运动的影响

启蒙运动的影响波及深远，并不仅限于法国与美国，实则影响了欧洲所有国家以及各个阶层的社会。甚至有一些欧洲君王采纳了启蒙思想（至少是其中一部分思想），并运用其中所倡导的一些原则推行改革；这些“开明统治者”包括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俄国的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以及奥地利的玛丽娅·特蕾莎（Maria Theresa）。在荷兰与不列颠，政治团体中的开明人士运用启蒙思想推进社会变革。跟法国一样，西班牙与意大利的思想家们运用启蒙思想批判抨击旧制度。启蒙思想催生了18世纪以及19世纪的政治意识形态，先后出现了自由主义（liberalism）、社会主义（socialism）与共产主义（communism）。启蒙运动注重推理、实验、观察以及经验，为现代社会科学，以及现代人们的学习与思维方式奠定了基础。然而，最重要的莫过于，启蒙运动所推行的精神为人权、人民主权、包容，以及对现代欧洲社会核心法律与价值观的尊重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