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国策效应

终于，在苏联解体后的第三年，“文明冲突论”出现了。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1993年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题为“文明冲突”的文章，认为冷战后国家之间的冲突仍然存在，并简要分析其原因并列出其表现形式。这篇文章的潜台词很清楚——国家冲突存在，美国的敌人就依然存在；不同的是，要以新的思维去发现新的敌人。仅是如此一篇破题文章，顿时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应及多方争论。拥戴者自感醍醐灌顶大解饥渴，反对者则众说纷纭各方质疑，包括斥责其命题古老毫无新意。

历经三年的思想整理，1996年底，亨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自己的“文明冲突论”做出了相对系统化的进一步阐释。从基本方面说，亨廷顿对冷战后世界格局变化的认知，有四个值得注意的出新方面——

其一，两极世界结束后，世界政治正形成一个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各种国家冲突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加突出和更加复杂化了；新的国家冲突，不再是民族国家或意识形态，而是文化和文明的差异。

其二，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其在书中的排列次序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有可能的非洲文明。

其三，在这个新世界中，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世界乱象呈现无序化状态；恐怖主义泛滥、宗教冲突加强，各种乱象不断生发；种种灾难现象，有可能带来世界失控现象。

其四，既往的世界秩序理论（和谐整体发展等）都完全过时，只有以若干个文明单元划分世界，才可以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冲突框架，才易于把握未来的走向。

表层地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抛弃了既往资本主义世界

的西方中心论立场，将新时期的世界格局定位为“多元文明的冲突”，似乎很客观。也正是这一特征，引起了中国知识界与诸多非资本主义国家知识界较为热烈的反应，他们为西方思想界的“客观”立场，以及好容易获得的一次与资本主义文明“平等”的说法，很是兴奋了一阵子。从本质上看，这完全是一种胶柱鼓瑟的“吃瓜”反应。

何为胶柱鼓瑟？以不得要领的蠢笨方式堵住了真正的琴音发声部位也。要真正认识亨廷顿理论的真实意图，及其所追求的实际效应，就必须认真全面地分析“文明冲突论”及其关联效应，而不是以个别论点的共鸣性而做出全面的价值肯定评判。

首先，从内容上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并不是一种预言性质的理论，而是一种发现性质的理论。这两种思想产品的区别是：对尚未出现的未来事物所做出的种种预测及分析构成，称之为“预言”；对历史上或现实中客观存在并反复出现的事物或现象，做出前所未有的认知揭示，称之为“发现”。也就是说，亨廷顿所论述的文明冲突现象，在本质上并不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冲突形式，而是从来就有并反复出现的。如果要从高科技时代的文明冲突的形式特点出发，说亨廷顿理论具有新意，也未尝不可。但是，这依然不能取代历史上曾经的客观存在。

至少，从两千多年前的亚历山大东征开始，当时的东西方文明冲突就出现了，并且在环地中海地区留下了所谓“希腊文明圈”的历史存在。后来的罗马帝国东扩，并与东方第二波斯帝国的残酷战争；再后来二百年左右的“十字军东征”，更后来的资本主义初期大规模的殖民主义原罪战争等，更是极端化的残酷性的文明对冲。其中，中国古典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匈奴）长达千余年的冲突与融合，更是世界文明冲突长期化的典型；欧洲地区在罗马帝国跌落为一地碎片后，所经历的百余年的“宗教战争”，更是奠定欧洲中世纪国家基础的地区文明冲突典型。

亨廷顿的认知误区在于，他将自己实际是发现性认知的研究性陈述，当作了预测性的预言，且做出了论断性表述。因此，亨廷顿的著作缺乏对历史反复出现的文明冲突现象做出基础性的陈述与解析，更没有总结开掘文明冲突现象所呈现的共性法则类的历史启示，或者文明冲突历史所积累的某种经验教训。这种基础性缺失，使亨廷顿的理论自动抛弃了系统研究所应该呈现的体系性内容，而完全跌入了政策应对的实用主义水准，成为与当时的布热津斯基、莫伊尼汉等策论家共同争鸣的国策专家群之一员。

但是，这一缺失并未影响亨廷顿文章与著作的国策效应。

从达成目标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问世目的，本来就不是出版一部文明史研究著作了事，而是旨在唤醒资本主义世界在冷战后的集体无意识状态，是要填充西方世界在一时失去敌手后四顾茫然的精神真空状态。一般意义上说，研究著作与实际国策是两种形态的理论产出：对策一般不需要基础深度，只需要实用可行；著作一般不需要实用可行，只需要认知深度。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亨廷顿的目标显然是达到了。他本来就是“预言”式的论断表述，要的就是国策效应，而不是理论效应。

同时，在资本主义国家意识中，与《大混乱》《大失控》等诸多夹杂大量现象陈述的策论著作相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对明晰，也有相对的历史高度，对现实国家关系的覆盖性也更为广泛。在美国的国家意识看来，无论这一理论有没有历史基础，无论它是“发现式”还是“预言式”，都有极为现实的政策意义——既可以在无比宽泛的时空寻求并确定潜在的“竞争对手”，更可以具体地、即时地确定当下应当打击的“敌人”或“流氓国家”。在如此逻辑演变之下，美国霸权力量将在“西方文明”之外有数不清的“文明差异”国家，可以随时随地将任何不同文明国家确立为“敌人”。

显然，亨廷顿无意“发现”的历史认知，为资本主义世界发掘出了一种回归人类文明基础差异的古老的“寻敌”依据，借以能够为美国霸权寻求源源不断的敌人。对于美国意识，这一理论的现实可行性实在是一劳永逸，实在是妙不可言——只要人类文明差异存在，资本主义世界就永远不缺敌人。于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尽管因基础浅薄而仅仅成为一时的理论泡沫，但在冷战后的国策应对思潮中，却实实在在地引导美国走出了“寻敌乏力”的认知困境。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在1993年前后，西方世界政治群落中与亨廷顿持同一理念者不在少数。在此之前，西方世界已经开始了整合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努力。1993年，“欧洲联盟”（欧盟）正式成立，在1967年成立的“欧洲共同体”的基础上，更加组织化与协作化，成为能够独立发行货币的实体化形态，并有统一欧洲的大趋势。应该说，这是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为即将到来的“文明冲突”时代预为绸缪的步伐。

自欧盟成立及北约同步扩大，冷战后第一时期的世界格局的实际态势是：无论世界其余地区的力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西方文明”的国家阵营已经赫然列成，进入待战状态。与此同时，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也已经明确了两个对手目标：一个是有现实威胁的诸多“恐怖主义”势力及“流氓国家”，一个是有足够份量的潜在竞争对手——中国。

由此，美国首先将消灭“恐怖主义”与震慑“流氓国家”放在了第一位，中国问题暂时居于第二位。在敌人已经明确的大格局下，美国霸权精神再度振作，并预先给新的敌人精心设计出四面“罪犯辨识旗帜”：一曰恐怖主义，二曰大规模杀伤武器，三曰破坏人权，四曰流氓国家；同时，对于由美国力量操纵的渗透它国的叛乱势力，则插上一面“独立自由”的道义同盟旗帜。在其后的二十余年中，这五面“罪犯旗帜”被美国霸权行动与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已经插得满世界血色迸溅了。

但是，美国霸权在既往竭力维护的“文明道义”迷彩，也被自己彻底抖落而完全显示出浴血狰狞的真面目。世界大多数主权国家，因美国资本主义世界在这一时期毫无遮掩的单向霸权行径，深刻清晰地看到了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奉行“双重标准”的粗鄙与残酷，美国的“道义灯塔”第一次遭到了世界性的自我毁灭；美国霸权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黑暗性，第一次成为非资本主义国家群的普世认知。客观地说，美国在二战之后形成的道义制高点，在冷战后的“寻敌”风暴中完全沦陷，曾经覆盖世界的美国文明魅力一去不返了。

问题的另一面是，美国的自我感觉却非常良好。

依据“文明冲突论”的“寻敌”逻辑，冷战结束后的三十余年间，以“西方文明”为利益集团标识的美国霸权碾压世界，一时风头无二，似乎处处都没有敌手。进入奥巴马时期，美国已经志得意满，膨胀到了历史最高点。在澳大利亚一次国际活动的公开讲演中，奥巴马公然提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与对资源的消耗数量”，是中国及其余国家不能达到的禁区标准；如果中国人也过上了美国人一样的生活，世界资源是无法承受的。这一宣告的背后逻辑非常清楚：有限的世界资源只能优先保证美国人的生活水准，中国和其余非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比美国穷，必须比美国弱。可以说，这种没有任何遮掩的极端化野心宣示，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为粗鄙也最为野蛮的国家意识。

至此，美国全面谋划“重返亚太”，准备对最后一个大国敌手，一个足够份量的竞争对手——中国，发动全面威压与战争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