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罗西诺奥斯特洛夫斯基银行外汇出纳部的工作人员奥列格·特鲁多维奇·巴士马科夫欲背弃妻子离家出走。这已经是他婚后二十年来第三次出逃了。第一次是在十六年前，当时他们的女儿只有四岁，奥列格·特鲁多维奇（那时人们还叫他奥列格）在红色无产阶级区团委工作。他已故的岳父把刚刚从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毕业的他安插在了这样一个前途十分看好的岗位上。那时他的岳丈任列姆房屋建筑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这个小小的区级领导机构靠经营南斯拉夫壁纸、捷克卫生洁具、德国瓷砖、芬兰地板漆发了财。
第二次未能如愿的出逃发生在十四年前，时间拖得很长，持续了很久，神不知来鬼不觉。它几乎贯穿了他因一桩鱼子酱事件的误会被逐出区团委后在一个叫“金牛星座”的科研单位工作的全部岁月。他与女同事尼娜·安德列耶芙娜·契尔涅茨卡娅有过一段经久缠绵的办公室罗曼史。在这段历时久远的逃离的激情中，奥列格·特鲁多维奇有时觉得自己活像一张没拍好的照片上的短跑运动员，因曝光不足而形象模糊，整个照片都是虚而不实的身影……
如今奥列格·特鲁多维奇在精心策划第三次，也是无法挽回的最后一次的时候，心中总在默默地回顾前两次未能成功的逃离，像解析一道儿童智力游戏题一样，不仅会一一拆析着每个细节，还会将它们重新整合在一起。他甚至冥思苦索，设想假若其中的任何一次得以成功，那他如今的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但最终都陷在了复杂的因果关系的迷雾中，常常不得不高傲地以命运使然的结语自慰。
奥列格·特鲁多维奇仔细而周密地斟酌着任何一个可能会出现的突发情况。他甚至对妻子也变得和蔼、温柔起来，但为了不至于引起她的怀疑，分寸感掌握得非常好。巴士马科夫并没有刻意强迫自己去做：温柔是完全真诚的。每一次，当他望着被蒙在鼓里的卡嘉时，心头还会涌起一股真诚的柔情，心想，他们俩毕竟很快就要永远分手了。正是妻子的无知无晓引发了他强烈的怜悯心，那怜悯心又不知不觉地转为一种柔情，为了不出纰漏，有时他还不得不稍稍将这种柔情隐藏起来。
根据两人商定好的意见，逃离的日子是在星期一。巴士马科夫请了一天的假，按照银行人通常的说法，搞了个“dayoff”。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议论和猜测，他决定暂时不写离职申请。令他诧异的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谁都没给卡嘉打过电话，也没人告诉过她，她的丈夫上班时间除了维修自动提款机外还在干些什么。不过，话说回来，如今各人自己的事都已经忙得不亦乐乎，哪还有认认真真地妒忌他人、处心积虑地行卑鄙小人之事的闲心呢。一位人们难能忘却的骑士先生捷达对此说过这样的妙语：“人都资本化了！”
奥列格·特鲁多维奇满心欢喜地在猜测，到了那一天科尔萨可夫会如何挠抓他闪闪发亮的秃脑门，冯·盖尔克会如何深深地蹙起双眉，盖纳·伊格纳舍契金会如何挥舞着只有两行字的传真件急得满银行乱窜。那两行字是：本人自愿并强烈请求离职他去，见鬼见魔我他妈的也在所不惜！巴士马科夫。
清早，艾斯凯帕尔（如今他已暗暗地给自己用上了这样一个名字）不动声色地与妻子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吃着早点，谈论着让他们两人头疼的不听话的女儿达士卡。前不久，女儿从她所在的阿勃列克海湾打来一个电话，兴奋地告诉他们，她碰巧从一个军官的妻子手里买下了一辆非常漂亮的日本造的童车——粉红色的，整部车都缀有花边，还装有专门的电动马达，童车完全能自动地一边摇晃着婴儿，一边前后左右地行进。
“若是生个男孩呢？”巴士马科夫一边给自己倒着咖啡，一边问，“我好像在哪儿看到过一条消息，说粉红色会改变男孩的性取向……”
“人们在性取向这个问题上似乎都有些神经质，大伙好像神经都不太正常！”卡嘉很是生气，“不会的，肯定是个女孩：达士卡专门做过超声波检查。不过，反正这兆头很不好！任何东西都不能提前去买。更不用说提前两个月了……”
“是啊，不过我记得，当年你可是挺着个大肚子满商店转悠，婴儿的衣服可没少买！”
“当时根本没想过这些事。哪儿还顾得上兆头不兆头。站上了队，买到了手，就已经乐得不行了……”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幸福吧？”
“可能吧。你今天是不是要迟到了？”妻子从桌旁站起来问道。她通常要比巴士马科夫早半个小时出家门，“我想，你今天没英文课吧？”
“没有。我七点走。只要自动取款机不出问题自然就没什么事。你呢？”
“我今天有六节课。上完课还有个教学会。会后还得加几节课。课后函授学员还有考核。我说，塔波奇金[1]，帮帮我的忙，买点面包、牛奶，再随便买点好吃的回来！好吗？”
“好的。”
卡嘉在过道的镜子前又站了会儿，对自己化上的教师的淡妆又做了最后的修饰，然后回到厨房，吻了吻巴士马科夫的脑门，用一只手在他的脊背上温柔地抚摸了一下，似乎是在提醒两人昨天夜里夫妻间的亲热。这种亲热已经不太经常了，特别是最近一段日子，但这一次的亲热突然显得如此舒畅欢心。
“塔波奇金，现在我可知道了你有多能耐，我可饶不了你！”她从过道走出去的时候又喊了一声，随即把门关上了。
奥列格·特鲁多维奇吃完了早饭，脱下长大褂，开始着装。在镜子前系领带的时候，他突然心中有些发虚，几分钟前还在这里涂口红的妻子的影像现在似乎正藏匿在镜子的深处，并仔细地打量着他。巴士马科夫明知这种感觉是荒唐的，但还是尽量使自己的各种举止与他去上班时毫无异样。他甚至关掉了煤气的闸门，尽管只出去半个小时，还是随手把伞带上了。按照事先商定的计划，他要在家具店附近预订一辆运行李的汽车。
电梯里散乱地堆放着一些空啤酒罐和花花绿绿的装油炸土豆片的塑料袋。不知已经坏了多少次的电梯控制板上的塑料按钮又被烧坏了，镀镍的壁板上又出现了新的英文字样，成为近来作壁上骂的新景观。巴士马科夫刚刚开始在专门为银行工作人员举办的成人英语班学习，还翻译不了壁板上的这些英文词，心中的怒气就更大了。信箱又被人弄坏了，报纸也被人取走了，信箱的深处被人扔进了几只避孕套的包装袋。
“又该换把锁了！”奥列格·特鲁多维奇悻悻地想道。
他心想，总有一天那个撬坏信箱的小捣蛋鬼会被他撞个正着，当场逮住他，狠狠地揍上一通，让他流血，一定要打得他脸上出血，随后让他在被拆得七零八落的信箱盖上走过去。他把这一切想象得如此真切，进而握紧了拳头，觉着后脑勺沉甸甸的。当然，对受到如此惩罚的乳臭小儿他是要负责任的，不过到了那时，他与维塔已经在塞浦路斯了。巴士马科夫心想，既然如此，何必生那么大的气，新锁也不必再配了。咳，这回他怎么把自己要逃离的事情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了呢。
“艾斯凯帕尔真是好样的！”
这一天有风，太阳光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原先是农村果园的院落里只剩下了唯一的一株苹果树，这棵患上根朽病的树早已经不结果了。这会儿树枝在风中摇曳，新长出的树叶发出了沙沙的声响。草坪里的新草已经将头年留下的灰白色的枯枝掩没，早已不埋死人的乡村墓地被水泥铸件围了起来，活像一座绿色的孤岛，置身于“沉睡”的城区里那曾经洁白如雪，如今已经被熏得发黑、墙皮剥落的多层建筑中。
院子里，阿纳托利奇若有所思地在一辆老式的黄色福特牌轿车的马达上方探着身子，两只手撑在还未被整平的挡泥板上。巴士马科夫曾与这位昔日货真价实的上校一起在停车场当过三年的看车人，后来两人又一起在汽车修理部干过杂活。阿纳托利奇至今还在那里打工，工作条件也没变：一昼夜看车，两天在家休息。要是遇到节假日，有什么需要小修小理的活儿，司机便会将汽车开到他家，把车停在门洞口。
“车又开不动了吗？”巴士马科夫致意之后关切地问。
“开不动还行啊，当然会开走的！”阿纳托利奇不很自信地回答说，“你这是去汽车修理部？”
“不，随便走走。”
“这么说是银行里没现金了？”
“是提款机坏了。”
“好啊，总算可以喘口气了！”阿纳托利奇笑了起来，“达士卡生了吗？”
“还没呢，还有两个月，”巴士马科夫回答说，接着又加上了一句，“可童车已经买好了。”
“够意思！”
“不过，这并不是个好兆头。”
“不管怎么说，真够意思的！值得庆贺，该喝上一杯啊。”
“明天吧。今天我想到乡下的别墅去拉点东西。”
“要帮忙吗？”
“谢谢。小事一桩，我自己能行。”
在去往家具店的路上，巴士马科夫心里有点不自在，好端端的干吗要骗人呢？明天他就要去塞浦路斯了，以后再也没机会与阿纳托利奇为童车喝上一杯了。日后，当谎言被揭穿，同单元的邻居们都知道（这一天已经指日可待了）他逃离的丑事时，阿纳托利奇肯定会生气的：他们毕竟朋友了一场，再说达士卡出嫁时他没少费心，简直与自家人没什么两样。
家具店一直在临近的一条街上，从没换过地方。准确地说，二十年前，当他们分到这套住房时，商店就已经在那里了。伊莎贝尔牌成套家具中的沙发床巴士马科夫就是在那里买的，这个沙发使他第一次弃妻出逃的行动流产了。不同的是，如今商店前排队的现象没有了，手中拿着长长名单的麻利召集人也不见了，当时登记在那名单上的都是些渴望购买酒柜或者超大双人床的顾客，所以他们每星期要来这里两次听候点名。现在商店已经不叫“家具店”了，而叫“经典工艺家具屋”，里面摆满了昂贵的意大利成套家具，顾客寥寥无几的店堂活像个地方志博物馆。
艾斯凯帕尔刚一开始琢磨逃离的细节，立刻就产生了要在家具店附近订车的念头。自然，在当今我们这个时代，用电话订一辆带篷的载重汽车要简单得多，但奥列格·特鲁多维奇还是有意要采用一种业已过时的苏维埃时期组织货运的方式。因为现在公司调度在派车前往往会提前打电话落实订车事宜，这样一来，很可能会碰上卡嘉接电话，他不愿意临行前再遭遇后院的战斗，聆听妻子的咒骂和嘲笑。起初，艾斯凯帕尔还想心平气和、同志式地与她把事情谈开，但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而现在他却想神不知鬼不觉、高姿态地走进另一种生活——让别人认为他死了才好。
巴士马科夫往四下看了看：家具店附近停着几辆普通的运送家具的带篷载重汽车和两辆也许是用来为豪宅和远郊别墅运送大型成套家具的加长拖斗车。在带篷载重汽车后面，他发现了自己要找的车——一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瞪羚牌柴油车。驾驶室里没人。像往常一样，司机在抽烟，吐着烟圈，正以一种鄙弃的目光望着一个派头十足的“俄罗斯新贵”。这位新贵正在往多功能欧宝轿车里面塞一面嵌有花饰的大镜子，全然不顾会把身上那件闪闪发光的西装弄脏。
“谁的瞪羚柴油车？”巴士马科夫走到跟前问。
“我的。”一个穿着印有“蒙塔纳”字样背心的大腹便便的男子回答说。
“您的车有主了吗？”
“您要去哪儿？”
“去普留希哈。”
“运家具吗？”
“不，运书。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走吧！”
“不，不是现在。我下午三点用。我还得收拾一下。”
“十五点整，那就说好了。车开到哪儿？”
“七号楼。墓地附近。你知道那地方吗？”
“底层有个照相馆的那栋楼吗？”
“是照片洗印房。第三个门洞，十一层，174号房间……都听明白了吗？”
“还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人越有钱就越贪婪？”司机朝那个嵌有花饰的大镜子的主人点了点头说，“那位现在说什么也关不上欧宝车的车门。你给多少钱？”
“该给多少我就给多少。”
“那好，价钱到时候再定。”
回家的路上，巴士马科夫想起了卡嘉的嘱托，便往食品店拐去。这些年这里的变化也很大：原来的“外卖部”改成了啤酒屋，还出现了标有“柯达”字样的玻璃亭和录像带出租点。按照西方风格改装的柜台里摆满了从喝的到吃的各种食品——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如今站柜台的大都是些礼貌周到的年轻男子，那个当年就在这里工作的大奶子女售货员如今再也不会把一段香肠随手扔在秤盘上，再也不会喊那句“不想买就甭买”的口头语了，她会将怒气隐藏起来，尖声尖气地向什么都想问个明白的贫穷的退休女工们解释，比利时的人造黄油与法国黄油到底有什么区别。
为了完成妻子的嘱托，巴士马科夫先去买了面包和牛奶，随后根据他多年家庭生活的经验，还买了一袋切尔基佐夫灌肠和一个小小的凯旋蛋糕。出店门的时候，他在酒吧旁待了会儿，喝了一杯德国扎啤，发现俄国的饮酒传统不但成功经历了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而且因进口饮料的独特泡沫而得到了强化。
要去塞浦路斯啦，要去塞浦路斯啦！巴士马科夫想到，酒给了他莫名的快慰。到那个无须等啤酒沫消退后再加酒的地方去啦！
机盖敞着的福特轿车依然在原地停着，但修理工已经不见了。在铺上了一块布的挡泥板上摊放着螺丝刀和扳手。也许，阿纳托利奇上楼回家取工具去了。他不怕会有人偷他的东西，因为院里的退休女工们正坐在附近的长条凳上，她们早晨总来这里小聚。
门洞里散发着漂白粉和已经发酸的抹布的气味，这说明清洁女工已经来上班了。那是个年纪还很轻的女子，脸上始终流露出一副委屈的神情。大约在十年前，巴士马科夫还是在区儿童图书馆见过她。卡嘉每每在自言自语地抱怨当父亲的心思不在家之后会领着达士卡去那里借书。那个女子在借阅处上班，与孩子们说起话来很是温柔，声音中甚至带有讨好的意味：
“怎么，你没读过吉卜林[2]的小说吗？哎哟，太不应该啦！哪一部关于毛格利的动画片代替得了他的书啊！”
一年前，她作为一个清洁女工出现在这栋楼的门洞里。她似乎立刻认出了巴士马科夫，还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与他说起话来也总是吞吞吐吐，一副缺心眼的样子，显然她因此经历了不少的磨难。
“这帮懒蛋，每天都随地大小便，好像都憋不到家了！你们各家哪怕在门上安个呼叫器也成啊！”
“会安上的！”巴士马科夫安慰道，接着又埋怨，“今天我们家的信箱又让人给撬了……”
“你只要不安上呼叫器，往后还会有人撬！”
“会安的！”巴士马科夫答应道，摁了一下电梯的按钮。
安呼叫器费用的问题已经说了有好几个月了：包括巴士马科夫在内的这个单元里有一半的住户早都把钱交了，但剩下的那一半住户就是不交。他们的理由是，这种东西只要一装上，第二天就会被人弄坏，所以没有必要花这笔冤枉钱，最好让楼里其他单元的住户先装上，看看情况再说。但其他单元的住户显然也都这么想。为此，他们已经开过三次住户会了，最后闹得大家你怨我我怨你。住户分成了截然对立的两派：主张装的和反对装的吵得一塌糊涂，弄得成了仇人，相互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了。
在巴士马科夫等电梯的当儿，一个穿着牛仔上衣和雪白旅游鞋的小男孩连蹦带跳地从楼梯上走下来，手中拿着一个果酒瓶。
“妈，这个酒瓶里面有个塞子，还要吗？”
“扔了它！”清洁女工嘟哝了一句，赌气地瞅了一眼巴士马科夫。
奥列格·特鲁多维奇在过道里又往镜子里看了看，但现在卡嘉影像的幻觉已经荡然无存了。他不过是照了一下镜子，用手摸了摸头天晚上挤过、现在已经干瘪了的粉刺。艾斯凯帕尔打量着自己，发现他因节食健身而微显病态的瘦长的脸上，尤其在流露出忧伤的深棕色眼睛里，有一种阅历丰富的成熟男性的疲惫，而这恰恰是特别能打动年轻女孩子的地方。不过，维塔似乎与别的女孩子不同。她属于那种青春正炽、精力过剩的姑娘，不知道该如何打发自己，也不知把青春献给何人。上大学期间，巴士马科夫曾为了一杯饮料和一块面包夹香肠在学院的献血日献过血，而且还为他的血红蛋白能帮助体弱者和病人感到自豪。
奥列格·特鲁多维奇拿了一把按摩刷想梳梳头，却发现了缠绕在铝刺钉上的卡嘉的头发。有一根居然全白了，他很惊讶：妻子平常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最近一些日子还常常去染发。她甚至还打算到美容店去美美容，用一种时髦的化学药剂烧灼已显衰老的皮肤，为了日后能长出新的、娇嫩红润的肌肤，就像在久久不愈的伤痂脱落后长出的新肉一样。
“要是长不出来怎么办？”巴士马科夫问。
“那就只有听任你最后把我甩了！”卡嘉笑了起来。
然而，她并没去美容店，只是从当时还和他们住在一起的达士卡那儿拿了瓶非常昂贵的法国润肤霜来用，那还是女儿在准备嫁给一个名叫安东的经纪人前就放在那儿的。
奥列格·特鲁多维奇没有马上梳头，他想起来得先把食品放进冰箱，要不说不定会遭到卡嘉的训斥，因为她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家里乱七八糟。这时他突然想起了逃离的事，不禁窃笑。该开始收拾东西了。当然，最简单的做法是轻装——带把牙刷和剃须刀走人。但要是这样，那他原先的生活似乎便会永远消失了，当他来到维塔坡顶楼房的时候，就只是一个头发花白、年龄四十有四的孤家寡人了。巴士马科夫在策划逃离的时候，本准备多带些东西，即使将来不得不留在莫斯科或者扔掉……
他决定先拿金鱼。那个用几根长长的日光灯管照明的金鱼缸如今放在原先达士卡的屋子里。巴士马科夫本来打算把这间屋子改装成客厅的，他们住进这套房子的这些年来一直打算这么做，但直到现在也没行动，只是买了很大的一个电壁炉式吧台，那炉子里面看上去似乎有塑料柴在燃烧，还有两把虽已用过，但仍然保存得很好的绒面椅子。
金鱼缸很大，足可以装下十桶水。缸里放的不是普通的礁石，而是一个带刺的深海贝壳，还养着许许多多品种各异的金鱼——从普通的长鳍琉金到非常稀有、肚腹完全透明的珍品鱼，这种金鱼消化的全过程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种奇异的鱼是卡嘉在结婚二十周年时送给他的，可早先卡嘉对丈夫养金鱼的爱好十分冷漠，甚至是不赞成的。
“你知道吗，”她笑着说，“我想弄明白，如何才能通过男人的胃来了解男人的心……”
这几年来卡嘉的烹调手艺确实在提高。
巴士马科夫俯身站在金鱼缸旁，想把三条小鲇鱼捞起来。那是三条体色发灰，但泛着金黄色的小鱼。它们正不停地用胡须翻搅着缸底的泥土。是的，若能把小鲇鱼带上，真的会很有意思，但它们很难带——即使养在鱼缸里也很容易会死。但是，维塔非让他把小鲇鱼带上不可。奥列格·特鲁多维奇想劝阻她，告诉她塞浦路斯有的是金鱼，何必要从俄罗斯带呢。
“不，我就要你的那些小鲇鱼！”她坚持道，“它们的眼神和你的一样忧郁！尤其是那条小公鱼……”
绝不能把维塔带到家里来！更重要的是——绝不能在夫妻的沙发床上干那种事情……
奥列格·特鲁多维奇拿来了一张小纱网，开始小心翼翼地向一条已经有了不祥预感的小鲇鱼抄去。关键是不能让它受到惊吓，否则它会躲进水藻的深处，要不会更糟，躲到贝壳里——那样一来，你就休想捞住它。为了能生出小鱼来，最好带上一条母的（母的体形要大些）和两条公的。但是，巴士马科夫当时还缺乏养鱼的经验，因此在宠物市场里买鱼的时候，他恰恰倒了个个儿，拣了两条母的和一条公的。他给这条小公鱼起了个名字，叫索麦茨。奥列格·特鲁多维奇对他自己想出来的这个新词十分得意。
突然，他意识到，还没想好该怎么运走这些鱼。巴士马科夫放下小纱网后去了厨房，在一台平柜的深处，在平常很少用的餐具间找到了一个容积两升的玻璃瓶，瓶口扣着一个很严实的绲着边的盖子。这正好是他要找的容器，剩下的事便是在盖上打个孔，这样鱼就不会闷死。他拧开盖子，拿起瓶子闻了闻，似乎有一股淡淡的黑鱼子酱气味袭来。这怎么可能呢：这瓶子已经放了十六年了，从那时起，里面放过各种谷粒，甚至还放过香料。至今瓶底还有几颗活像蚂蚁卵的米粒呢。
这才怪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不起眼的玻璃瓶却依然如故，一点变化都没有！餐具、心爱的花瓶不知被打烂了多少……这里面必定有某种神奇之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小小的罐子已经是一件历史文物了，在奥列格·特鲁多维奇的人生中它曾经扮演过的角色令他刻骨铭心，却也难以启齿。
事情是这样的。巴士马科夫当时还在红色无产阶级区团委工作，出差到阿斯特拉罕去参加全苏团组织部门负责人的研讨会——交流工作经验，戏水伏尔加并稍做休养。告别宴会之后，每位与会者都得到了一玻璃罐黑鱼子酱。代表们都回家了，巴士马科夫却留下又待了些时候，为的是能与一位曾经一起服过役的战友聚一聚，喝上几杯，回忆回忆曾在炮兵部队度过的青春岁月。可谓无巧不成书，如今这位战友正好住在阿斯特拉罕。奥列格连想都没想过，也许是因为酒喝多了忘了，那个时候正在进行所谓的“拉网”行动——一场打击偷猎鲟鱼者的运动。一些偷猎者滥捕数以千计的鲟鱼，挖出鱼子后将珍贵的鱼身弃置岸边，任其腐烂。当偷猎者装运着用两升玻璃罐装的鱼子酱逃跑后，当地有关部门经内部协商后决定，“拉网”行动暂停一天。
到了第二天晚上，睡在“伏尔加尔号”名牌列车包厢里的巴士马科夫酒意浓浓，香梦正酣，几个穿民警制服的人粗暴地将他叫醒并责令他打开行李接受检查。于是他立刻拨起了行李箱的密码锁，那密码是由三位数字组成，是他永远也忘不了的战地邮政信箱的号码。奥列格与他的战友前一天还刚刚唱过，至少唱了二十来遍的军营之歌中就有这样的两句歌词：
战地信箱的号码我们会永远铭记，
除非我们将自己的头颅遗弃！
奥列格对好密码后，磨蹭了许久，心中在想，箱子盖到底该从哪一头开才好。这时民警来帮忙了。巴士马科夫在面对玻璃罐子里究竟装着什么这一严厉的询问时，还没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仍处在一种醉后极端松弛的状态中，回答问题时用的也是他那种褒贬美食的话语：
“一种令人生厌的吃食。”
他如此表述是因为从小就不爱吃“鱼卵”：一是家里没学会吃这种东西，这点自然不难理解；二是有一次在少先队夏令营里他们吃过一种看上去很像黑鱼子酱的东西，难吃得要命不说，吃完后足足有三天的时间，以辅导员为首的所有少先队员都排队等着上“小白屋”[3]。
“把证件拿出来！”民警命令道。
“是奥斯威辛集中营吗？”奥列格笑了起来，话中还带着威胁的语气，说完后伸手到口袋里找，但没找到红皮的区团委证件，只拿出了一张身份证。
“您这是怎么回事，奥列格·特鲁多维奇，有着一个挺好的父称[4]的人怎么竟干起盗窃国家鱼子酱的事来了？”民警一边审查他的证件，一边指责道。
“是别人送给我的！”巴士马科夫毫无戒备地反驳说，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情况。
一直到民警宣布他明确无误地犯了偷猎和从州里非法外运鱼类制品罪，并强行让他在邻近的一个车站下车时，他才明白事情的原委。若是巴士马科夫能心平气和地跟着他们到铁路警察局，并和颜悦色地请民警头头往州团委领导部门打个电话，事情本可以妥善解决。但喝醉酒了的人往往有他自己的行为道德法则。奥列格开始抗拒、吼叫，似乎他成了莫斯科治安机构的领导，把所有警官都贬成了平民，甚至比平民还低……
吼叫也好，威胁也罢，都没有对“拉网”行动队员产生作用，警察开始把奥列格的手反背过去，这时他犯了个错误——打了一个民警的耳光。除现有一切职务外，他还是一个区民兵司令部的成员，对这种身份来说，这种错误更是不可饶恕的。结果可想而知，奥列格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回敬。在进行笔录时，奥列格拿开了捂在被打破的嘴唇上的手帕，醉意未减地讲他在哪儿工作，但他无法对这一情况予以证实。正因为如此，民警们压根就不相信被他们抓获之人的由上级任命的高贵身份，甚至挖苦嘲弄他：他们说，要是鱼子酱的偷窃者是个区团委的成员，那他们这里所有人都可以成为谢尔科夫部长，甚至更高，成为丘尔班诺夫[5]。
不知为什么，他人的耻笑竟然会比自己受到的殴打还要令他难受，屈辱中他失去了任何思考能力，于是他提出让他们往莫斯科，给红色无产阶级区党委第一书记接待室挂个长途电话，那里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办事员值班，巴士马科夫恰好与他们在特供食堂都有过一面之交。
“区党委”这个词组在当时还具有咒语般的魔力，也许民警们的确也想郑重其事地证实这个被他们抓获的人不过是想招摇撞骗，拉大旗当虎皮。于是，阿斯特拉罕鱼子酱的捍卫者们迟疑了片刻后同意了。
然而，上帝如果想毁了谁，只需一些十分廉价的口实就够了。接电话的是区党委第一书记切勃塔廖夫本人，这是个只要瞪上一眼，就会令区党委办事员和基层书记们吓得晕厥过去的人物。他那天走得很晚，事后才弄清楚，是在准备第二天在市党委办公厅会议上的发言稿。正是这篇稿子成了他向党领导机构的金字塔塔顶飞速晋升的起点，时隔不久，他便带着他的那本著名的绿色记事本先是升到了市委，后来又升到了中央。
费多尔·费多洛维奇从民警口中得知了他熟悉的名字后，要求与巴士马科夫本人通话。于是共青团对党的（即对组织严密的某个社会机构的）亲子之情便可怕地攫住了奥列格。他在长途电话里居然卑贱地号啕大哭起来：
“费多尔·费多洛维奇，他们打我，还不相信我！”
一个惊慌失措的民警从巴士马科夫手中抢过话筒，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开始前言不搭后语地解释，说他们这是按规定办事。不知道切勃塔廖夫对警察局的头儿究竟说了些什么，只见后者显得轻松了些，还毕恭毕敬地，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恭敬而卑贱地对着话筒大喊了一句：
“是，第一书记同志！”
他们帮奥列格把脸、手洗干净，把衣服整理好，送他上了下一班火车，还没忘记小心翼翼地用报纸把那个玻璃瓶包好让他带上。当巴士马科夫带着惹祸的鱼子酱回到莫斯科后，他才弄明白：他被撤了职，还要对他立专案侦查。后来人们转告他说，切勃塔廖夫曾大发雷霆，为此事很是嚷嚷了一阵。他说问题不在鱼子酱，每个人都可能发生这样那样的事，但是在他领导的区里不需要这样的软壳蛋和窝囊废！奥列格因“非蓄意盗窃国家资产”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处分还被记入了档案中。
“你简直是个浑蛋，不配有任何权力！”巴士马科夫博学的岳丈彼得·尼基福洛维奇针对这件事这样训斥他。
奥列格的处分书上之所以能写上“非蓄意”——意思还可挽救——字样还得感谢他。出事不久前，他岳父帮助党的纪律委员会主席弄到了一套捷克卫生洁具：坐便器和郁金香牌盥洗盆。否则，巴士马科夫面临的便是除名和在当时看来人生仕途的彻底失败。而“非蓄意盗窃”的措辞充其量也只是失败了一半。党纪委主席提出减轻处分的意见时甚至还面带微笑，他说，一个有着“特鲁多维奇”这种父称的人不可能是一个蓄意的违法者。
奥列格之所以起了这么个奇怪的父称，自然是因为他的父亲叫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他的父亲出生于在日常生活中唯先进是瞻的狂热时期，那时候大家给孩子们起的名字都是些什么马克思呀，社会主义呀，引水改道呀……因此，劳动——这个名字还真算不了什么，甚至还有起“特殊航空化工”这种名字的。奇怪的是，他父亲起这个名字，不但没有任何人大惊小怪，而且大家很快便叫习惯了，听起来几乎就像“瓦尼亚”那样顺口。至少在第三模范印刷厂谁也没对排版工人巴士马科夫的名字特别讽刺或嘲笑过。当然，要给这个极不一般的名字起个昵称就成问题了。但奥列格的母亲，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这个一生都在接待室工作的世代的打字秘书，对丈夫却只以姓相称。只是偶尔她会开玩笑地拖长“科”的发音，叫他“巴士马科——夫”，以此表示对他一时的亲昵。
不过有一次，奥列格拿起话筒（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声音越来越像父亲了），刚说了个“喂”字，他就听见了这样的回答：
“特鲁季克，是你吗？你自己说好要再打电话的！哼，怎么说话这么不算数？！”
“我爸现在正在诊疗室呢。”
“是吗？我这是……从工作单位打来的……让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给生产科回个电话。”
怎么说呢？‘特鲁季克’，这个名字还真的不错哩！奥列格心里想，但他没对任何人讲过关于这个电话的事。
但他自己却被这不寻常的父称伤透了脑筋。在学校还没什么，因为读书的学生年龄都小，谁会叫父称呢！班上同学们叫得简单明了——“巴士马克”。到了部队，一名“检疫”军官在研究准备派往打扫城市卫生的新兵名单时哈哈大笑起来，从一堆镐头、铁锹中找了一把最大的板锹，笑呵呵地递给了巴士马科夫说：
“来吧，特鲁多维奇，好好挖吧！”
笑话从此传开了。周围的人对这个怪里怪气的父称听着不顺耳，便千方百计、换着法地拿他寻开心。甚至连那个本来很正常的姓“巴士马科夫”也未能幸免。一个名叫鲍尔卡·斯拉宾逊的人更是特别起劲……
“可怜的塔波奇金！”当奥列格灰心丧气地从党委会开完会回来时，妻子已经觉察到他出了问题。
其实，卡嘉心里面对他共青团仕途的结束暗暗高兴，因为这种区团委的生活方式当年差点导致了家庭的第一次解体。当然，不能排除有她吃醋的因素，因为有一批在社会活动方面很积极，从而更危险的姑娘老是围着区团委转。但主要原因还不在这儿：当时团委的工作人员都挺能喝酒，仿佛他们身上有好几套肝呀胆呀可用来更换似的。但肝与胆他们仅有一副，奥列格的许多后来仍在共青团岗位上工作的朋友比年轻的残疾人保尔·柯察金，那个将革命、国内战争和与经济崩溃作斗争的重担挑在肩上的人，更早地失去了工作能力。
“这件事当然会让你难受，但毕竟还不算个悲剧吧。”卡嘉还在安慰不幸的丈夫。
“那怎么才算悲剧呢？！”
“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的家长双手被轧机轧断了，那才是悲剧呢！”
即使按当时保守的说法，奥列格此后的工作还是被安排得不错——他在“金牛星座”当了一个实验室的副主任。“金牛星座”是一个从事航空航天研究的保密研究所。巴士马科夫在转行从事科研工作前，还在区团委办公室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按照当时烦琐的处理程序，只有全体党员会议才有权最后解除他的职务。但是电话停了，工作人员再也不上他的办公室去听他做重要指示了，重要的文件也无须由他来签字了。只是偶尔有人会请他给某个20年代的老共青团员的生日祝贺信上签个字，那位老共青团员为了以防万一，仍然隐瞒着自己与那个早已恢复名誉的总书记科萨列夫认识的实情。但即使是这种微不足道的信函，让他来处理也只是因为书记们和其他部门负责人当时不在场。特别让他感到委屈的是，区团委的委员们虽然曾和他一起不知喝过多少次酒、唱过多少次歌，但来开会路过他办公室的时候，总是一脸正经，好像门里面坐着的早已是一具僵尸，只是运尸车耽搁了还没把他运走。这种委屈是永远也抹不去的。
半年后，巴士马科夫收到了从阿斯特拉罕寄来的一封挂号信——信封里面放着他的共青区团委委员的证件。他的战友说，这个证件是他妻子在做大扫除的时候在沙发后面发现的。说起来也好笑，倘若巴士马科夫在列车里手中握有这个烫有金色花纹的小本子，那他的命运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但如果再深入思考一下，即使他遇上了改革重建的年代，就算到了1991年，像他这样的党的机关干部又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呢？
当改革和煦的春风吹起，那些受到旧体制迫害的热爱自由的人都晃动着触须从各个角落里爬了出来，巴士马科夫也开始蠢蠢欲动，准备要求恢复名誉。不过，有两件事使他放弃了这个念头。
这第一件事是，在跑马场上举行的有千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上，奥列格在民主派演说家中看见了一个胖胖的、长得活像只鼹鼠的教授——一个被当年心地善良、好提意见的人视为偶像的人物。这个教授与奥列格同时受到了严厉的处分，原因是向毕业生和研究生索贿（不过仅限于优质威士忌、美味小食品和别墅用的建筑材料而已）。当时他们俩都坐在走廊里听候党的纪律委员会会议的传讯，这个未来的偶像似乎是在演练辩护词，嘟囔着说：
“同志们，你们鉴于不了解情况而得出的所谓贿赂的结论，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度里实际上不过是对额外辅导的一种酬谢而已……”
这第二件事是，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位专门以揭露任命体制中的卑劣行径为营生的邋里邋遢、歇斯底里的政治评论员。在奥列格任组织部部长期间，这位揭露者担任着区少先队总部的指导员，他出于非教育性的目的，纠缠戴红领巾的小男孩（不知如何才能将之表述得更为和缓一些）而被开除出共青团。这两件事让奥列格震惊不小，于是他放弃了恢复名誉的要求。但他也没有采取当时十分时髦的做法去焚烧党证，而是把它放在了它应该在的地方——一个原本放奶油饼干的大盒子里。一起放在盒子里的还有过期的食品票证、之前的工资结算簿、给他惹祸的共青区团委证件，以及其他并不常用的证件。
注释
[1]“巴士马科夫”与“塔波奇金”在俄文中都有“鞋”的意思，妻子故意这样戏称丈夫。
[2]拉迪亚特·吉卜林（1865—1936），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有许多反映儿童生活的短篇小说。后文“毛格利”出自其《丛林故事》。
[3]即厕所。
[4]父称“特鲁多维奇”的词根是“特鲁特”，即“劳动”的意思。
[5]“谢尔科夫”“丘尔班诺夫”这两个词的词根表示不同质量、身份的人或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