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支付手段（Zahlungsmittel）

以上考察的，是商品流通的直接形态。在这形态内，同一价值量有二重的存在，在一极是商品，在对极是货币。所以，商品所有者，仅代表交互存在的等价诸物，以互相接触。但商品流通的发展，引起了若干种关系，使商品的让渡，得在时间上与价格的实现分离。在此，我们所要列举的，仅为最简单的关系。有一些商品生产所必须经历的时期较长，别一些商品则较短。有一些商品的生产，依赖这节季，别一些商品的生产，则依赖那节季。有一些商品，在市场所在地生产；别一些商品却不能不旅行到远方的市场。一个商品所有者，可以在别一个商品所有者成为买者之先，成为卖者。当同一的卖买，在相同诸人间反复发生时，商品售卖条件，是要受商品生产条件规制的。但有一些商品，例如住屋，其使用权是为一定的时间售卖的。购买者在期满以前，实际已受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像这样，他就是先购买而后支付。一个商品所有者售卖现存的商品，别一个商品所有者则仅以货币或未来货币（Künftigem Gelde）的代表者的资格购买它。以是，售卖者成了债权者，购买者成了债务者。商品的形态变化或商品价值形态的发展，在这场合变化了，货币也取得了一种新的机能。它成了支付手段[48]。

在这场合，债权者（Gläubiger）与债务者（Schuldner）的资格，是由简单的商品流通发生的。这种流通的形态变化，用一个新的图章，盖在卖者与买者身上。最初，这种资格，原也像卖者和买者的资格一样，是交替的、暂时的，由相同的流通当事人交替着扮演。但这种对立，本来是更激烈、更容易凝固的[49]。且这种资格，还可与商品流通相离而独立。古代世界的阶级斗争，就主要是债权者和债务者间的斗争。在罗马，这种斗争是因平民债务者没落为奴隶而终结的。在中世纪，这种斗争是因封建债务者（他们的政治权力及其经济基础，一同被夺去了）没落而终结的。但在那里，货币形态——债权者、债务者间的关系都有货币关系的形态——只反映更深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对立。

且回来讲商品流通的领域。等价的商品和货币，不复能在售卖过程的二极上，同时出现。现在，货币第一是当作价值尺度，以决定所卖商品的价格。契约上规定的价格，测量买者的义务；即买者必须在一定日期支付的货币额。第二，货币是充作观念的购买手段。这种货币，虽只存在购买者支付的承诺中，但会使商品变更它的所有者。在支付日期未到之前，支付手段实际不会加入流通；换言之，不会由买者移到卖者手上。流通手段，转形为贮藏货币；因流通过程滞留在第一阶段，商品的转形姿态（即货币）被排在流通之外了。支付手段终究会加入流通的，但它加入时，商品早已退出了。货币不复是流通过程的手段。它是当作交换价值之绝对的存在，或当作普通商品，使流通过程结束的。售卖者、货币贮藏者、债务购买者，皆要使商品转形为货币，但售卖者的目的，是使自己的欲望可由货币来满足；货币贮藏者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商品可以在货币形态上保存；债务购买者的目的，是使自己能够支付。若不支付，他所有的财产，不免会被强制拍卖（Zwangsverkäufe）。商品的价值形态（货币），在这里，由一种社会的必要成了售卖的目的。这种必要，是由流通过程内种种关系引起的。

买者未以商品转形为货币之前，已以货币转形为商品；换言之，他在商品第一形态变化完成之前，已完成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卖者的商品流通着，其价格的实现，却仅以私法上货币的要求权为媒介。商品在变为货币以前，已变为使用价值。第一形态变化是以后完成的[50]。

在流通过程一定时期内，到期的诸种债务，代表引起这种种债务的商品的价格总额。实现这个总额所必要的货币量，依存于支付手段通流的速度。那受限制于二种事情：（1）是诸债权者与诸债务者间的关系的连锁（那就是，A从其债务者B处受取货币，再以之付于债权者C等等）；（2）是不同诸支付日期间的间隔。络续的支付或延迟的第一形态变化，和前面考察的交错的形态变化系列，是本质上不同的。流通手段的通流，不仅表示卖者与买者间的关联，并且在货币通流之内，由这种通流生出这种关联。反之，支付手段的运动，却表现一种先已完全存在的社会关联。

有许多的卖买在时间上、空间上并行，使通流速度对于铸币量的补足作用受到限制。但反之，那又是节省支付手段的新的机缘。支付集中于一地后，自然而然，会发生特殊的清算制度和方法。中世纪里昂的“维尔门”（Virments），便是一例。A对于B，B对于C，C对于A所有的债权，只须互相对照，即可在一定程度内当作正负量来互相抵消。因此，要支付的就只有债务的余额了。支付越是集中，债务的余额，从而，支付手段的流通量，即相对地越是小。

货币充作支付手段的机能，包含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币只在观念上有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机能。而在支付必须实行时，它并非充作流通手段，非充作物质代谢的暂时的媒介的形态，却是当作社会劳动的个别的体化物，当作交换价值的独立的存在，当作绝对的商品。这种矛盾，是在名叫金融恐慌（Geldkrise）的生产恐慌和商业恐慌（Produktions-und Handelskrisen）中爆发的[51]。支付的连锁与人为的清算组织十分发展以后，这种恐慌方才会发生。当机构全般因某种原因发生扰乱时，货币必须立即地、突然地由观念的计算货币姿态急变为现款。平常的商品是不能代替它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是无价值的了；商品的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态之前消灭了。在繁荣时期架子十足的市民们，曾宣称货币为空的幻想。只有商品是货币。但现在，全世界市场都喊只有货币是商品。像麻鹿叫着要新鲜的水吃一样，它的灵魂叫着要唯一的富（货币）[52]。在恐慌中，商品与其价值形态（货币）的对立，激化为绝对的矛盾。货币的现象形态，在这场合无关重要。用金抑或用信用货币（例如银行钞票）支付的问题，不会影响到货币的饥荒[53]。

现在，我们且考察在一定时期内通流的货币的总额。假设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通流速度为已知的，则此总额，等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的总额，加到期的支付的总额，减互相抵消的支付总额，再减同一枚货币时而当作流通手段时而当作支付手段的通流次数。比方说，有一个农民，他卖谷物得了2镑。这2镑在此是当作流通手段。假设他前曾向织者赊买麻布，约定在某日支付。到期，他把这2镑付给织者。这同一的2镑，现在是当作支付手段。次之，织者又以这2镑购买圣经，使这2镑再充作流通手段等等。所以，就令价格、货币通流的速度、支付的经济，皆为已知数，一定期间内（例如在一日内）通流的货币额与流通的商品量，也不是一致的。商品早已从流通界退出，代表它的货币却继续在通流的情形，是常见的。商品现在流通，其货币等价必须在若干时后出现的情形，也是常见的。并且一日约定的支付与同日到期的支付，也是不可公约的量[54]。

信用货币，是直接从货币充作支付手段的机能发生的。由卖买商品而起的债务证券，会因债务移转而流通。并且，信用制度（Kreditwesen）推广到哪里，货币充作支付手段的机能也推广到哪里。有这种机能的信用货币，在大卖买的领域内，有它特有的种种形式。金银铸币，则主要保留在小卖买的领域内[55]。

商品生产发展到相当的高度和范围以后，货币充作支付手段的机能，能扩延到商品流通的领域之外。它将成为契约上的普通商品[56]。地租赋税等等，皆会由现物支付变为货币支付。这个转化，曾怎样受支配于生产过程的总形态，可由罗马帝国一切赋税改收货币的尝试曾两度失败的事实来证明。路易十四治下法国农民的不可言状的痛苦，曾为布瓦歧尔培尔、瓦本（Vauban）将军等人所痛责。这种痛苦，非仅由于赋税苛重，且也由于物纳税（Naturalsteuer）到金纳税（Geldsteuer）的改革[57]。反之，地租的现物形态——那在亚细亚，是国税的主要要素——却用以往的生产关系为基础，那种生产关系，是以自然关系的不变性反复生产出来的。但这种支付形态，也就有维持这种古生产形态的作用。土耳其帝国得以保存至今者，这便是秘密之一。欧洲在日本的国外贸易，迫日本以现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时，又把日本的模范的农业破坏了。该国的模范的农业，又因此失去了它的狭隘的经济的存在条件。

每一个国家，都会确定总支付的日期。决定这种日期的，把再生产上的别种循环撇开不说，在某种程度内，是与季节变化有关的自然的生产条件。并且非直接由商品流通发生的支付，例如赋税租金等等，也要受这种生产条件的支配。分散在全社会，必须在每年某数日结账的种种支付，须有大量的货币来应付，因而，在支付手段的经济上，引起一种周期的表面的扰乱[58]。但试根据支付手段通流速度的法则，我们当可断言，定期支付全部（不问其原因何在）所必要的支付手段量，与支付所隔期间的长短成正比例。[59][60]

货币充作支付手段的机能越是发展，蓄积货币以待总支付日期的需要越是增强。市民社会进步了，当作独立致富形态的货币贮藏是消灭了；但当作支付手段准备金的货币贮藏却更发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