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历史与文学之间
在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布尔乔亚。但在这本书里，我会把自己限定在少数几个可能的例子。开篇是掌权（prise de pouvoir）之前的布尔乔亚（《从事工作的主人》[1]）：是笛福与韦伯之间的一场对话，谈论一个独自在一座岛上、从人类其他人当中脱——嵌（dis-embedded）出来的人；而这个人又是一个开始理解自己的生存模式，并找到正确的词语去表达的人。在《严肃的世纪》中，这座岛已变成半大陆（half continent）：这个布尔乔亚在整个西欧成倍增长，在多个方向上扩大着他自己的影响；毫无疑问，这是这部历史中最具“审美性”的环节：叙事上的发明，文体上的齐一，[2]杰作——伟大的布尔乔亚文学。《雾》，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发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在数十年非凡的成功之后，这个布尔乔亚不再可能只是“他本身”：他的支配着社会其他部分的权力——他的“霸权”（hegemony）——现在已提上日程；而在这个时刻，这个布尔乔亚突然为自身感到羞愧；他获得了权力，但失去了目光的清晰——他的“风格”。这是这本书的转折点，也是它的真理的时刻：这个布尔乔亚暴露出自己更善于运用经济领域的权力，而不那么长于确立政治地位，阐述普遍文化。此后，布尔乔亚世纪的太阳开始下沉：在“民族畸变”（National Malformations）笼罩的东部和南部地区，一个伟大的形象在另一个伟大形象之后被旧体制的持存所碾压和愚弄；在易卜生时代那可悲的无人土地（确实，不只是“挪威”）上，布尔乔亚的生活产生了终极性的、激烈的自我批判。（《易卜生和资本主义精神》）。13
本书内容大抵就是如此；现在，请容许我略微补充几句，谈一下文学研究与历史的关系。哪一种历史——文学作品所提供的是哪一种证明？无疑，从未有过直接的证明：《南方与北方》（North and South, 1855）中的工厂主桑顿（Thornton），或《玩偶》（The Doll, 1890）中的企业家沃库尔斯基（Wokulski），没有为曼彻斯特或华沙的布尔乔亚什作过任何确切的证明。它们属于平行的历史序列——一种文化的双螺旋，在那里，资本主义现代化痉挛为文学的赋形所比配与重塑。“每一种形式都是对生活的根本性失调的化解”，《小说理论》的作者青年卢卡奇写道；[3]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文学就是一个奇怪的世界，在那里，化解（resolution）全都被妥善地保存——非常简单，就是我们仍在阅读的文本——而失调（dissonance）已从视野中安静地消逝：消逝得越彻底，它们的化解就越成功。14
有某种鬼魂似的东西，存在于这一历史之中，在那里，问题消失了，答案幸存了下来。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认为文学形式是一种化石，它保留着曾经在当下活生生的但又成问题的东西；如果我们努力后行，“逆向操作”来理解人们设计它时所欲解决的难题；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对那个本来依然隐秘不彰的过去，形式分析就可以——即使不能总是在实践上，至少在原则上——开启其中的一维。在这里，我们能够对历史知识有所贡献：通过理解易卜生为过去所做的那些模糊的提示，或维多利亚时代形容词的那些隐晦的语义，乃至（乍眼看去，这不是一个愉快的任务）动名词在《鲁滨孙漂流记》中的角色，我们进入了一个阴影重重的王国，在那里，过去恢复了它的声音，不断对我们诉说着什么。[4]
[1][译注]本书第一章标题为“A Working Master”，请注意它是一个单数形式，且包含有一个悖论的意味：传统上主人是无需工作的，而这个主人却同工人（worker）一般地工作（working）。
[2][译注]“文体上的齐一”，原文为“stylistic consistency”。“Style”既是“风格”“样式”，又是“文体”。本书译文为尽量照顾词语使用的统一性，一般将style翻译为“文体”，在个别语境中也会译为“风格”。
[3]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Cambridge,MA,1974(1914—1915),p.62. [译注]中文译文见格奥尔格·卢卡奇著，燕宏远、李怀涛译：《小说理论》，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5页。
[4]这样构造出来的审美形式呼应着社会矛盾：鉴于文学史与社会史的这样一种关系，我曾以为，《严肃的世纪》尽管最初是为一部文集而作的论文，但将会非常顺利地融入本书（毕竟，该文的暂定名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都是“论布尔乔亚的严肃”）。但当我重读该文时，我立刻觉得（我的意思是，我非理性地、难以抗拒地觉得），我必须对初稿作大幅删改，并重新构思其余的部分。经过一番编辑后，我认识到它最切题的有三个部分——在初稿中标题都是“道路的分界点”——它们勾画了一个开阔的多维形态空间，布尔乔亚的沉重就是在这个空间里得以塑形的。换句话说，我觉得有必要删除的，是历史上有过的那些形式变异的光谱，留存下来的是19世纪选择过程的结果。在一本论布尔乔亚的书里做这样的选择似乎有些似是而非，但它突出了作为文学之历史的文学史——在那里，形式选择的多样性，甚至任意性，是这幅图画的关键方面——和作为社会之历史（的局部）的文学史：在这里，至关重要的反倒是特定形式与其社会功能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