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李大钊《史学思想史》的学术价值与当代回响

邹兆辰[56]

摘要 李大钊在1920年以后，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也论述了若干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重要问题和代表人物。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此多有论列，充分肯定了其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中国的西方史学史这一学科的发展、建设，已经历了100年，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史的二级学科，成为中国史学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回顾这百年的历程，不能不追述李大钊对其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李大钊对于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讲授，一直是李大钊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学者们论述了李大钊当年在近代西方史学史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对李大钊在对待西方史学遗产的马克思主义态度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学术界对李大钊对西方史学史的开拓性贡献的研究，也促进了当代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

一、李大钊《史学思想史》的创新性开拓

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说：“钊夙研史学”，“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科”。他以史学思想史课程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阵地。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一位学者能够开设出以介绍、评论西方史学思想为主旨的课程。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6年，毕业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学。“钊既入校，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由于这些学习的背景，他有条件接触到西方和日本学术界有关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历史思想的种种历史的和当代的诸多论著，为了“再建中国”他以介绍西方社会历史思想为突破口，开出了“史学思想史”课，意在建立中国人自己的一门以介绍、评论西方历史思想（历史哲学）为宗旨的课程。不过在当时，学术界对于历史哲学、历史思想、历史观、史学思想这些概念，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在李大钊那里也是如此。他使用“史学思想史”的概念是广义的，其中以讲述有关客观历史发展的各种观念为主线，较少涉及历史学自身的问题。直到1924年出版《史学要论》，才是他以讲述史学自身的重要问题为主的著述。

“史学思想史”，作为一门课程，它必须有自己的完整的体系。在此之前，中国学人中尚没有人在大学开设这门课，就是在日本，李大钊虽然也研习过浮田和民、内田银藏等学者的相关课程，并且受了他们的学术思想的很多影响，但是在1919年李大钊接受唯物史观以后，他便试图开设出一门中国学者自己独立观察、分析、评论西方历史观念发展进程的课程，这就是他的“史学思想史”。

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课，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讲“史”的课，即按照历史发展顺序讲述某项事物的发展过程。它实际上分为理论部分和史实部分两大块。在理论部分中，包括“史观”“今与古”“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四个专题；在史实部分中是以鲍丹丹（今译波丹）、孟德斯鸠、韦柯（今译维柯）、孔道西（今译孔多塞）、桑西门（今译圣西门）、马克思、理恺尔（今译李凯尔特）为个案进行讲述的。为什么要选择这几位学者来讲述西方史学史呢？

鲍丹（Jean Bodin，1530—1596），法国政治思想家、法学家、史学家。他的代表性文章《理解历史的便捷的方法》是中世纪以来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他的政治学名著是《国家六书》。他高度重视历史的价值，认为其最大的功效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人。它可以用来解释现在，还可以预测未来。他扩展了史学的研究领域（包括人类史以外的自然史和圣史），把历史学科的地位提到统摄一切学科的高度。

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法国法学家、启蒙思想家。主要著作有《论法的精神》《罗马盛衰原因论》。他认为，政治制度决定法的精神和内容，保证实行法治的手段是“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司法应分属不同的国家机关，相互制约，权力制衡。在社会学中被认为是地理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韦柯（Vico，1668—1744），意大利著名历史哲学家、社会学家。主要代表作为《新科学》。他的大量著作生前没有出版，他在思想史与学术史上的地位，在他死后一个世纪才得到正确的评价。韦柯的历史哲学思想中有不少“天才的闪光”，他的史学观念在西方史学思想中享有重要地位。

孔道西（Condorcet，1743—1794），法国启蒙思想家，著有《人类精神进步历史概论》。他擅长数学，发表过关于积分与概率的论文。法国大革命中起草过许多重要文件，主张废除奴隶制、实行经济自由与宗教宽容、普及初等教育。

桑西门（Saint-Simon，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著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论实业制度》等。他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人类的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每个时代的知识水平决定其政治制度；奴隶制、神学封建制和目前的过渡时代都是暂时的，最后要被合理的实业制度所取代。

理恺尔（Rickert，1863—193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主要代表人物。著有《先验哲学导论：认识的对象》《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历史哲学问题》等。他把自然科学和“历史的文化科学”、一般和个别形而上学的对立起来，认为自然领域内有一般的东西，文化领域内只有个别的东西；认为历史领域内一切都是个别的，是不重复的，因而不存在任何规律性。

虽然在“史学思想史”课程的讲义中李大钊只选择了六位历史哲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但通过这六个个案，他概述了西方史学发展从16世纪到19世纪这三四百年间中的进步、发展的主要趋势，抓住了史学思想发展中的核心问题。我们把讲义中的四篇理论文章和六篇个案文章结合起来，可以看出讲义的核心思想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历史观问题是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在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中，开宗明义第一讲就是《史观》，可见在李大钊看来，历史观的问题是史学思想史所要探讨的首要问题，也是核心问题。这里，他把“历史观”与“历史思想”看成是完全同义的概念。讲义中，《孔道西（Condorcet）的历史思想》，1923年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发表时用的题目就是《孔道西的历史观》；《桑西门（Saint-Simon）的历史思想》，在该刊发表时用的题目是《桑西门的历史观》。而关于马克思和李凯尔特的那一讲用的题目又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由此可见，在李大钊看来，“历史思想”也就是“历史观”或者是“历史哲学”，也许用“历史观”来表示更恰当一些。

什么是历史观呢？李大钊认为，历史观就是对历史事实的解释。他说：“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记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57]

李大钊认为，历史观本身也有它自身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也有一定的倾向。这个历史观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历史观的发展趋向主要有四个方面：即由神权的历史观进化为人生的历史观，由精神的历史观进化为物质的历史观，由个人的历史观进化为社会的历史观，由退落的、循环的历史观进化为进步的历史观。由此可以把历史观归纳为两大类：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即“旧史观”；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即“新史观”。

在李大钊看来，自古以来中国哲学家的历史观都是“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所结晶。”时至今日，这些旧历史观“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因此，树立新历史观，抗辩旧历史观，是新时代史学家的重要的责任，李大钊也把它看成是自己的重要职责。这也就是李大钊之所以开设“史学思想史”课程的宗旨。

第二，李大钊详细阐述了崇今派与怀古派在各个领域斗争的历史。

在《史观》一讲中，李大钊将自古以来的各类历史观分为四大类，这四类历史观的差别归根到底体现在认为历史是倒退的（循环的）还是进步的两种倾向。他认为，不仅时代有今古，人有今古，乃至“文学、诗歌、科学、艺术、礼、俗、政、教，都有今古”。对于今古的看法主要分成两派：一派人“对于现在的一切现象都不满足”，认为一切今的，都是恶的，一切古的，都是好的。社会各个方面都是今不如古。这一派就是怀古派。另一派人，“对于现在及将来抱乐观的希望，以为过去的成功，都流注于现在，古人的劳绩，都遗赠于后人”。因而，“一切今的，都胜于古的，优于古的”。这一派就是崇今派。

17世纪的欧洲，在文学领域特别是在诗歌方面，曾经发生了一场崇今派与怀古派的论争，在这以前就已经有学者对今与古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们是16世纪法国政治学者、历史学者鲍丹和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英国学者倍根（Francis Bacon，今译培根）。李大钊指出：鲍丹“企图立一普遍历史的新学说，以代中世时史学界流行的黄金时代说”。这种说法，把人类历史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黄铜时代、英雄时代、铁器时代。历史是逐渐日益退落的。鲍丹认为，自然的动力是“均一”的，对古人、今人都是一样。人类历史是按照“震动的法则”一起一仆渐渐地升高，呈螺旋状的进步。人类今世的伟大发明，要远远优胜于古代。倍根则努力破除人们对古人权威的迷信。因为那时人们的知识“有限而贫乏”，他们的历史知识只是些“传说与口碑”。古代只是人类历史的少年时代，而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大大增加了人们的知识，今天的学术成就，不亚于希腊、罗马人时代。

在介绍了鲍丹和倍根这两个崇今派的“先驱”人物以后，李大钊用较大的篇幅介绍了17世纪发生在法国的一场今与古的论争。他指出：在法国的这场论争是由意大利诗人塔桑尼（Alessandro Tassoni，今译塔索尼）挑起的。他倡言新学说，攻击彼得拉克、荷马、亚里士多德，因而成为引起争议的人物。他的著作传到法国，造成了影响。首先，法国戏剧家白衣士罗伯（Boisrobert，今译布瓦罗贝尔）起而响应，也接着攻击荷马。他们之所以攻击荷马，是由于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希腊、罗马人的权威在思想界占据着统治地位，因而新思想的建立，必须对他们的权威大加削弱不可。由倍根开始的这场运动，被法国学者笛卡儿所继承。而笛卡儿反对权威的态度更加坚决，不可调和。他不迷信古人权威，认为今天的世界比古代更加成熟，所以我们必须对古人有一种“独立”的态度。受笛卡儿的影响，法国的一些学者、文学家、哲学家纷纷登场，参加这场论争。李大钊很详细地介绍了他们崇今派的立场和观点。

这场论争也在英国发生了，李大钊也介绍了英国的情况。英国一位叫黑克威尔（George Hakewill）的神学家也著书反对过分地推赞古代，反对当时流行的宇宙衰朽的说法。另一位英格兰牧师格兰威尔（Glanvill，今译格兰维尔）也著书攻击怀古派，认为对“无名的罗盘针的发明者的感佩，比对于一千个亚历山大与恺撒，一万个亚里士多德的感佩还深且多”。牧师斯普拉特（Sprat）更认为科学可以扩张到全世界，后来的文化科学可以胜于前人。

李大钊这一讲，从16世纪写到17世纪，概述了发生在欧洲的这场今与古之争。显然，李大钊在论述这一段历史时没有将自己置身事外，他是赞成崇今派的立场和观点的，实际所介绍的几乎都是崇今派的观点。他说：“我们很高兴的写这一篇崇今派荣誉的战史，我们很感谢崇今派暗示给我们的乐天努力的历史观人生观”，主张“为今人奋力，为来者前驱”。[58]

第三，李大钊高度赞扬西方思想家们对历史规律的探索。

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非常注意西方思想家们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尽管他们没有能像马克思那样最终发现历史规律，但李大钊认为他们对历史规律的探索是非常有价值的，历史学的学术发展史上应该有他们的地位。

李大钊高度评价了16世纪的法国学者鲍丹对历史规律的探索。鲍丹曾于1566年出版了《历史方法论》一书，试图“立一普遍的历史的新学说，以代中世纪所流行者”。针对欧洲中世纪盛行的“黄金时代”说，鲍丹把历史的“径路”分为三大时期：第一是东南方民族占优势的时期，约两千年；第二是中部民族即地中海一带的民族占优势的时期，约两千年；第三是北方民族推翻罗马而在文化上为引领者的时期。三个时期民族心理各有特色：第一期的特色是宗教；第二期是实用智慧；第三期是战争与产业或发明的技能。李大钊认为，从鲍丹的分期中可以“预见”黑格尔的历史分期，“这便是鲍氏的唯物史观”。

李大钊赞同鲍丹对欧洲中世纪盛行的退落的历史观的批判：如果把他们所谓的黄金时代“召唤”回来，与现今作一比较，“现今反倒是金，他反倒是铁，亦未可知”。因为“历史是由人的意思造成的，人的意思是永在变动中的，无论俗界教界，时时刻刻有新法律、新装束、新制度，随着亦有些新错误涌现出来，但在这变动不居的光景中，亦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来，就是震动的法则（Law of Oscilation）……人类不但不是永远退落的，而且在震动不已的循环中，渐渐的升高，这就是螺旋状的进步”。[59]在16世纪的历史条件下，鲍丹的思想也没有完全脱离神学的影响，但李大钊指出他“在历史研究上，总算开了一个新步骤了”。

李大钊对于意大利学者韦柯的历史思想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他“具有哲学的说明历史的伟大的学力。他不只是历史哲学的先驱者，简直是历史哲学的创造者”，并认为他的代表作《新科学》，“是由社会学的见地，论究国民的起原、发达、衰颓、灭亡的东西。国民便是此新科学的对象。他把国民的起原、发达、衰颓、灭亡，从人间历史的经验的事实归纳，以图于此树立人类性之道德的原理、政治的原理、权利的原理、法律的原理。这样子得的原理，实为历史的真要素”。[60]李大钊还指出，韦柯是经验哲学派，他的研究方法是经验的归纳法，所以有“锐利的观察力”，带有“唯物的倾向”，颇有马克思派的倾向。

被李大钊所称赞的另一位探讨历史规律的思想家是孔道西，称赞他“当时在断头台威胁之下为拥护进步的历史而奋斗”。孔道西“以进步的观念的眼光开始为文明史的设计”，写出了《人类精神进步历史概论》。他认为，人类知识进步的观念，造成社会进步的观念，以知识上的前进，为人类前进的线索。文化的历史，就是启蒙的历史。李大钊特别介绍了孔道西把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分为十个时期，而他的历史分期，“是以企图不依政治上的大变动而依智识上的重要步骤标其级段”。例如，畜牧时代、耕稼时代、希腊的拼音文字、希腊思想史、亚里士多德科学上的分类、印刷术的发明、笛卡儿在科学上的革命等，都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志。李大钊称赞孔道西不仅以确定社会的进步为满足，还要“想出其本质，预示其方向，决定其标的，而强要辽远将来的探索”。李大钊认为这是他的“奢望的设计”，因为“他对于限域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的限制没有了解，就令他认出一个最合式最实用的纲领，他亦不能实行之”。但李大钊也肯定“他的公式，颇值得记取”，认为他关于“历史的解释为人类进展的键，此种精神在法兰西遂以支配次代关于进步的思辨了”。[61]

二、李大钊《史学思想史》的时代特点

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诞生于1920年前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思想背景下，他的讲义必定体现出时代的特点：

第一，李大钊《史学思想史》突出特点是他不是一般地介绍西方各类史学思想，而是赞赏进步的历史观，批判倒退的历史观。

李大钊在讲义中表明他的史学思想史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历史观的发展史，然后从两方面进行阐述。一方面，他用一讲的篇幅概述了整个历史观的发展史，这就是史学思想史讲义中的第二讲《今与古》；然后他又分篇介绍了几位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历史观，即16世纪的法国政治学者兼历史学者鲍丹、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韦柯、18世纪法国另一位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的孔道西、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桑西门，以至19世纪的马克思和德国西南学派、新康德主义代表人物理恺尔。这就是说，李大钊对历史观发展史的论述，既有纵向的概述，又有一个一个的个案分析，以此来反映西方近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历史观问题上的演变过程。

五四时代的李大钊已经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自觉地以唯物史观来作为认识和解释历史的方法。他对历史观的问题有自己的明显的倾向，所以他就通过介绍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发展历史，来阐述唯物史观的发展史。

第二，探索唯物史观的产生是李大钊《史学思想史》的一条主线。

尽管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研究介绍了16世纪以来西方诸多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的历史思想，但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是在探寻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过程，这构成了他史学思想史研究的一条主线。

早在论述16世纪的法国学者鲍丹的历史思想时，李大钊就发现他的历史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他总结鲍丹的历史观有三大特点：一、否认人类退落说；二、主张今决不劣于古，而且优于古；三、认为地球上的人民都有互相关注的利害关系。他说，“鲍丹的新历史观，在史学上的贡献，如此其大，我们不能抹煞他的伟大的功绩，而于研索唯物史观起原时，尤不可遗忘了此人”。[62]

在阐述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时，李大钊特别指出，孟德斯鸠“把经济的引入历史科学”，“他的关于经济学的伟大而特殊的功绩，乃在他首先把经济的与历史的科学牵到一块儿，强他们在社会现象的说明中合作”。[63]

李大钊认为，桑西门的历史观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直接前提。他以一讲的篇幅专门来介绍桑西门的历史思想，特别说明了他的历史观的转变。他初期的历史观强调知识和宗教，认为知识决定宗教，宗教决定历史。这是一种知识的历史观，后来孔德继承了他的这种思想。法国大革命以后，桑西门的历史思想发生了转变，他发现这期间政治上发生了多次“激变”，但是对于人类生活来说，没有本质的意义。桑西门认识到，构成社会生活的根底者，又从而附与其特质于各历史阶级者，不是知识，不是宗教，亦不是建筑于知识宗教之上的政治，实是那致人类物质生活于可能的产业组织。李大钊说：“他于是确立一种历史的法则，认历史过程，惟有经由产业组织的变化，才能理解；将来的社会，亦惟依产业发达的倾向，才能测度；这就是他的经济的历史观。后来承此绪余而建立唯物史观的学说者，厥为马克思。”[64]

在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中的最后一讲，李大钊总结了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过程：“唯物史观自鲍丹（Bodin）辈出，已经闪出了些光影；而自孔道西（Condorcet）依着器械论的典型想把历史作成一科学，而期发现出一普遍的力，把那变幻无极的历史现象一以贯之，更进而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故孔道西可以算是唯物史观的开创者。至桑西门（Saint Simon）把经济的要素比精神的要素看得更重……产业的进步，是历史的决定条件；科学的进步，又为补助他的条件。”

以后，梯也里、米涅、基佐和蒲鲁东等人都继续论述、发展了桑西门的理论。而创建唯物史观的最后的功绩应该属于马克思。李大钊说：“至于马克思，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他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65]

第三，对西方史学遗产的求真性、包容性与批判性。

李大钊在讲述史学思想史中，对西方史学遗产所采取的求真与包容精神，是十分宝贵的。他在《史学要论》中说过：“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通读他论述西方史学的一些篇章，不难看出他的求真态度是：如实介绍与中肯评论，而且介绍先于评论：如实介绍中包含了作者的取舍，以区别于客观主义；评论当然需要分析批判，但这是科学意义上的批判，而非恶语相向与棍棒相加。如对鲍丹，李大钊既说他的见解是“表示了一种新历史观”，“闪出了些唯物史观的光影”，“我们于研究唯物史观的起源时，尤不可遗忘了此人”，又道明他的学说中带有占星术信念并杂有某些神学色彩。对孟德斯鸠，既说他的史学思想中所奠立的原则，“是历史科学可能的一个根本的条件”，同时又道明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真理与谬误参半，其弊在于有宿命论的倾向。对孔道西，既说他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公式“颇值得记取”，又道明他的这种“设计”是“不能实行的”，如此等等。可见，李大钊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史学遗产中的合理因素，即便是那些一闪而过的思想火花或假说，也中肯的评析，既肯定合理的部分，又如实指出其不足。既不一概否定，也不全盘照搬，这种对西方史学遗产的求实态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三、李大钊《史学思想史讲义》的当代回响

改革开放以后，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讲义》中的各篇文章首先在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下）》上刊登出来，立即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有的学者发表专题论文，有的学者在相关著作中，开辟专章或专节进行论述。[66]侯且岸认为：李大钊是中国近现代系统探究西方历史哲学的第一人，他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发现唯物史观的起源及其来源，考察从西方近代历史哲学到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内在理路；另一方面，他试图历史地考究西方史学思想，总结其中的优秀部分，作为改造中国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的重要借鉴。[67]

李小树认为：20世纪初期，李大钊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以开放的态度借鉴近代西方史学思想，介绍、吸收和发展了其中进步论的历史观、非神学的历史观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观等合理因素，从而形成了他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核心，涵盖近代众多优秀史学思想的具有鲜明个性和丰富内涵的史学理论体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68]

这表明，这部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史学思想史讲义》改革开放新时期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且对我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讲义》被认为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发端。

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开出的史学思想史还仅仅是一门课程，而今，西方史学史已经发展成一门重要的学科，在我国高校历史学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以当代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重镇之一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情况来看，张广智教授和他的团队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上取得很大成绩，他们主著的《西方史学史》教材作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已经出版了四版，成为全国高校历史系教学普遍使用的教材。他们于2011年出版了全国第一部多卷本的《西方史学通史》，填补了我国在西方史学史学科发展中的一个空白。此外，他们还出版了多部有关西方史学史的著作，并为我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教学与科研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张广智在《西方史学史（第四版）》的导论中指出：“我们以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发端，应该从李大钊说起，他于1920年编纂的《史学思想史》，究其内容，实际上是一门近代西方史学史课程，也可称得上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西方史学史作品，为中国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由此开始了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之史。”[69]

其次，当代史学工作者揭示了李大钊“史学思想史”课程的重要学术价值。

当代史学工作者普遍认为，李大钊对西方史学的了解与认识，是超越其同时代人的。《史学思想史》中，有七篇专论近世西方史学的文章，广泛涉及了近30位历史学家与历史哲学家，介绍了近代西方史学中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今胜于古、历史是不断前进的、产业者阶级是历史的原动力、经济因素是历史变化的重要因素、知识的进步也可决定社会历史的进行等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他的这些论述，旨在阐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产生的必然性及其深远意义。

当代史学工作者揭示了这部《史学思想史》在今天的特殊价值。他们认为：“需要指出的是，李大钊首先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西方史学的研究并不是书斋式的，而是他为中国新史学大厦奠基的全部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输入西方史学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整个革命事业的需要的。重要的是，他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所作的描述、所开辟的研究途径以及他所奠立的研究原则，对于当代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70]张广智这位在西方史学史教学与科研领域里勤奋耕耘了50年的学者，在回顾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路程时不无深情地说：“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倘从1920年李大钊撰《史学思想史》讲义起步，至今已走过了90余年。回溯历史，前人已走过的路，充满了艰辛……。我深深地感到，在先行者停步的地方，即使再朝前迈一步，都要付出辛勤的劳动。”[71]他提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如何再出发？”的问题，指出毫无疑问，要回答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如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出发的问题，就必须搞清楚前人为这门学科的建设留下了哪些需要继承的东西。李大钊所撰写的《史学思想史》，由于是最初的版本，从内容上看必然是会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但其开拓、探索过程中体现的基本理念，对于我们考虑学科建设的问题时，仍然有所启发。

再次，当代学者对于李大钊《史学思想史》研究西方史学的方法论给予了科学的评价。

学者们指出，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不失为我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中第一部较为完整的作品。特别是李大钊对西方史学史的介绍与研究，侧重于历史观的考察。如他赞赏16世纪法国历史学家鲍丹的历史观，因为他比中世纪的神学史观有了巨大进步；他还赞赏18世纪西方史学中的理性主义历史观，认为其中包含着合理和正确的部分。除了对西方史学家在有关历史观方面的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见解之外，学者们还认为，李大钊对西方史学遗产采取了求真的精神也是十分可取的：他主张介绍先于评论，如实介绍中包含了作者的取舍与中肯的评论，既不是一概否定，也不是全盘照搬，这种对西方史学遗产的求实态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李大钊对待西方史学遗产的这一科学态度，也成为中国史家今天在研究西方史学史时所坚持的原则。学者们指出，李大钊对西方史学的研究并不是书斋式的，而是他为中国新史学大厦奠基的全部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看到，今天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新进展，这也确实受到李大钊最初探讨史学思想史的基本理念的影响。今天，无论是把它作为高校历史系本科生的一门课程，还是为了让广大中国读者了解西方史学文化发展的一般状况和规律，我们都不可能像编年史那样向读者详细介绍西方史学，也不能从编纂学、史料学和研究法的角度进行研讨。因此，像李大钊那样宏观地把握西方史学的基本内容和发展变化规律十分重要的任务。因为从宏观的视野出发，掌握西方史学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了解西方文化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并在了解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寻求对发展中国史学、中国文化的有益借鉴，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最后，李大钊所揭示的西方史学的发展规律得到当今学者的认同。

李大钊认为，在世界史学的发展长河中，西方史学同中国史学一样，也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自古希腊发端至今，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它可以分为四个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典史学，即古代希腊罗马史学。从追溯神话与史诗的前希罗多德时代算起，至公元5世纪“古典世界”的终结，一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西方史学的诸多优良传统，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二个阶段是中世纪史学。从公元5世纪开始，西方史学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至14世纪初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这期间古典史学的传统中断，基督教的神学史观制约与束缚着史学，史学的发展相对较弱。第三个阶段是近代史学。由于时代的进步，西方史学自14世纪开始加快了它的进程，人文主义史学、理性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学等相继发展起来。到19世纪的兰克时代，史学日趋成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第四个阶段是现代史学。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萌发，日益冲击西方的传统史学的堤坝。我们把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等同于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发展与演变，这是西方新史学不断成长壮大，并逐渐与传统史学相抗衡的发展过程。

当代学者在探讨西方史学发展规律时，感到与李大钊在当时所作的揭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例如，张广智认为西方史学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五次转折。其中第一次转折，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时的古希腊时代；第二次转折，发生在公元5世纪前后，西罗马帝国的倾覆，西方史学从古典史学的人本主义转向基督教的神学史观；第三次转折是从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14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从意识形态上向封建主义旧文化发起挑战。其时历史学面临“重新定向”，史学思想又一次把人置于历史发展的中心地位。人文主义史学的诞生，复兴了古典史学的传统模式，揭开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序幕。他在这里所描述的西方史学的第三次转折，也正是李大钊在《史学思想史》中所论述的基本内容，也可以看成是李大钊《史学思想史》研究精神的当代回响。

不难看出，当代中国学者这种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西方史学，以宏观的视野把握西方史学发展变化规律，探索、发现西方史学发展的主流趋势的治学精神，也正是李大钊当年讲授“史学思想史”课程的基本理念的当代回响。今天，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史学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学习、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先驱者的优良的治学理念和探索精神，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