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表征与社会心态

无疑，个体主义化的北美社会心理学（Farr，1996）具有一系列致命的缺陷。例如，强调实验室研究，忽略了自然情景中真实问题的研究；局限于控制变量和预测行为，忽视了意义和理解；研究方法的精细化伴随着理论的退化。针对这些问题，法国社会心理学家Moscovici（1961/1976，1963，1984）提出了社会表征理论（theory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Moscovici曾经说过，他提出该理论的一个主要动因是试图以社会表征为出发点，重新界定社会心理学，使社会心理学从社会文化历史脉络中探讨社会知识的建构和转换（Moscovici & Markova，1998）。因此，社会表征理论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的社会心理学范式。

社会表征这一概念来源于迪尔凯姆和列维-布留尔的集体表征概念。但是，Moscovici认为，集体表征具有时代传袭和相对静止不变的特征，更适合于理解传统的、相对稳定的社会；而社会表征具有变化和动力的特征，更适合于理解现代社会及其极具变迁的特征。因此，社会表征理论强调社会过程与心理过程的相互依赖，强调社会形态与社会思想的相互依赖，强调社会表征的社会建构性。对Moscovici来说，社会表征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成员所共享的观念、意象、社会知识和社会共识，是一种社会思想或意义/符号系统。这一系统具有双重功能：（1）建立秩序，使个体在社会中得以定向并掌控社会；（2）为群体成员提供社会活动的规则和对社会生活进行明确命名和分类的规则，从而使他们之间得以沟通（Moscovici，1973）。在这一点上，Moscovici对社会表征的界定与“杨文”对社会心态的界定有许多共同之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借鉴社会表征理论来完善和充实社会心态的理论框架。

理论与方法的统一是社会表征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社会表征现象十分复杂，既涉及社会文化层面，又涉及个体层面；既涉及群体与个体的意识层面，又涉及群体与个体的无意识层面。因此，社会表征理论既不排斥现有的任何心理学研究方法，也不赋予某种研究方法以特别的优先权。相反，它强调以问题为中心的方法学取向，强调对同一研究课题进行多方法的相互验证（triangulation of methods）。媒体分析、问卷测量、民意测验、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话语分析乃至实验室实验都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表征的研究。而“杨文”忽略了研究社会心态的方法学问题，这是一个令人感到遗憾的缺陷。

理论与应用的统一是社会表征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色。自从社会表征理论问世以来，它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例如，法国共产主义者、天主教徒和自由主义者对精神分析的不同社会表征（Moscovici，1961/1976），法国社会对健康与疾病的社会表征（Herzlich，1973），旅英中国人关于健康与疾病的社会表征（Jovchelovitch & Gervais，1999），白人对黑人艾滋病的社会表征的比较（Joffe，1996），关于人权的社会表征（Doise，Spini，& Clemence，1999），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社会表征（Hewstone，1986），中国文化背景下生活质量的社会表征（Liu，2006），等等。这些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ies）既是社会表征理论的应用，又反过来推动了社会表征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这些研究也为我们探讨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及其变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具体研究选题。进一步地说，“杨文”提出了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一方面为经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还有待经验研究的充实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