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相关研究综述

第一节 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 贫困的概念

贫困涉及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和生理等各个方面，具有不同背景的人往往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贫困，对贫困做出各种不同的理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域，贫困也具有不同的意蕴。对于贫困的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理解的角度也不同，从而对贫困的内涵界定相互有异。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国际上对于贫困概念的界定。世界银行在其年度报告《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是处于贫困状态。”在以贫困问题为主题的《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给贫困所下的定义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该报告同时指出，衡量生活水准不仅要考虑家庭的收入和人均支出，还要考虑那些属于社会福利的内容，比如医疗卫生、预期寿命、识字能力以及公共货物或共同财产资源的获得情况。它用营养、预期寿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入学率等指标，作为对以消费为基础衡量贫困的补充。这是一个基本上可以被接受的定义，但其中的最低生活水准显然需要具体化。1989年欧共体给贫困下的定义是：“贫困应该被理解为个人、家庭和群体的资源——包括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如此有限，以至于他们被排除在他们所处的国家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中指出：“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英国学者奥本海姆在《贫困的真相》一书中，给贫困所下的定义是：“贫困指物质上、社会上和情感上的匮乏。它意味着在食物、保暖和衣着方面的开支少于平均水平。……贫困夺去了人们建立未来大厦——‘你的生存机会’的工具。它悄悄地夺去了人们享受生命不受侵害、有体面的教育、有安全的住宅和长时间的退休生活的机会。”另一位英国学者汤森德也认为：那些缺乏获得各种食物、参加社会活动和最起码的生活和社交条件的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就是贫困的。

经济学家关于贫困的概念界定。经济学家对问题的研究往往侧重于探讨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物质的生产能力，侧重于对资源的配置与利用问题的研究。在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上，他们也侧重于对物质产出的量和经济收入水平的考察。据此，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满足仅仅是维持物质生活所必须的需要，那么该家庭就处于贫困状态”。由此所给定的对策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提高物质产出水平，增加经济收入”，以求得贫困问题的缓解。

政治学家关于贫困的概念界定。政治学家以自己的视角并从政治学的角度给出了对贫困的理解。他们对贫困做出了如下的解释：“如果社会相信人们不应因饥饿、困苦而死亡的话，那么就可以把贫困定义为缺乏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基本衣食。如果社会觉得有责任为所有人提供必要的福利，如健康的身体，而不仅仅是生存，那么就应该在必需品的清单上加上防治疾病所需要的资源。”

社会学家关于贫困的概念界定。社会学家以研究人际社会关系、差别为己任，探索社会的内在运行机理和发展变化规律。他们对贫困的理解充分考虑了社会阶层因素。他们认为“贫困就是一种不平等，是社会最低层10%～20%的人与其他人之间差别的本质程度”。因此，研究贫困问题就是应“根据每一分层标准去考察底层人与其他人的差别”，并据此来寻找能够缩小这种差别的有效办法。

综合国内外现有研究来看，贫困实际上包括两层意思。第一，贫困是由于资源的匮乏，从而使其生活水平低于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这里讲的资源，既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文化的和社会的资源。第二，从根本上讲，贫困是缺乏手段、能力和机会。因此，要克服贫困，就要给贫困者以扶持，换言之，社会不应该仅仅被动地保障贫困者的最低生活水准，而应该更多地把注意力投向铲除使人们陷入贫困的根源，主动地保障贫困者拥有必要的手段、能力和机会。所以，贫困指的是由于缺乏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资源而处于一种社会不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平或生存状态，以及由于缺乏必要的手段、能力和机会而不能摆脱这种最低生活水平或生存状态。

二 贫困的成因

关于贫困的成因，国内大多数研究借鉴了国外的一些理论，主要可以概括为不利的自然环境、较低的人力资本、消极的思想观念和不利的社会制度等方面。

1.自然环境因素

汪三贵将我国的贫困地区大致分为两类：以西南喀斯特山区和东部丘陵山区为典型代表的人均耕地少和地面相对差较大的地区，以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蒙新旱区和青藏高原区为代表的干旱少雨地区。成升魁、丁贤忠认为有近3000万贫困人口居住在贫困山区，这些地区共同的特性是：自然环境恶劣、资源短缺、灾害频繁。单一稀少的自然资源、落后的交通方式使得这些地区起步就落后于其他地区。陈南岳认为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多、地理分布高度集中，这是生态环境的脆弱带来的当地生存条件差、土地生产力低导致的。因此，在改善自然环境方面，在摆脱自然环境的刚性约束方面，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重要的脱贫方式之一。

2.人力资本因素

日本和以色列等国家在自然资源方面并不占据优势，但由于其人力资本素质较高，发展速度快。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村教育投资长期不足，农村人口素质低下成为农村人口长期不能脱贫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力资本普遍缺乏成为我国农村贫困的主观因素。杜晓山认为贫困农户的贫困主要是因为参与市场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不足，包括资金的缺乏、学习和应用能力差、信息识别能力和承担市场风险的能力不足等。王成新和王格芳把教育消费型贫困、疾病型贫困、人才流失型贫困看作新的致贫因素。刘晓峋研究了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收入和支出的影响，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人均净收入的增长与户主的教育程度正相关，户主教育程度高，则获益多，反之则少。

3.思想观念因素

消极的思想观念让人失去了发展和挣钱的机会，消极的思想也决定了消极的行为。消极的思想观念对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办法也不容易接受和采纳，处于封闭生产和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中。

4.社会制度因素

一直以来，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农村居民人力资本不足，对我国农村教育和卫生投资不足。刘明宇提出，人的贫困问题除了受个人能力限制之外，更与他面临的制度约束有关。农民在分工深化的过程中，在择业就业、土地和财产保护、议价的交易费用、交易和组织试验的自由等方面居于弱势。这些制度最终将阻碍农民参与城市分工或者分工的深化，陷入制度性贫困的陷阱。黄少安认为现行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税费制度、教育制度和政治体制中的不合理成分是农民贫困或不能致富的主因。洪朝辉从公民权、参与权、教育权、社会保障权、医疗保险权、土地财产权等方面详细说明了导致贫困的制度因素。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会出现新的贫困。因为，发展进步是打破原有旧的平衡秩序，建立新的更高级社会生产秩序的过程，发展进步和优胜劣汰几乎是同义词，被淘汰的人群可能会一度陷入贫困，短期内如果不能彻底扭转，陷入长期贫困或者相对贫困便成为可能。

三 贫困的测量

随着贫困概念的不断演化，贫困测量方法也在不断改进和完善。主要包括公理化和非公理化两大类测量方法。

（一）基于公理化标准的贫困测量方法

1.传统的贫困指数

传统的贫困指数包括贫困率H指数和贫困人口平均贫困差距率I指数。H指数是人类最早使用的测量贫困的指数，它指贫困人口（q）占总人口（n）的比例。该指数值越大，表示贫困人口比例越大，贫困越严重。由于其计算简单方便，目前依然被很多国家所使用。但是该指数包含的信息量较少，无法反映贫困的深度和强度，导致在反贫困政策上具有误导性。Sen等人对贫困率指数提出了批评。为了完善该指数，使其具有一定的地区对比性，Sen对其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得到了I指数。不同于H指数，I指数主要度量贫困人口平均的相对收入短缺。

2. S指数

基于传统贫困指数的不完整性，为了满足相关性、单调性和弱转移性等公理的要求，Sen将贫困人口收入排序的序号（q+1-i）作为权重，运用在贫困人口收入差距的计算中，从而构建了S指数（Sen Index）。[1]利用收入排序权重系统，S指数在贫困指数中体现了相对丢失的概念，对扶贫政策诸多影响因素做出恰当的分析。但是S指数缺乏对贫困线以上的人口收入分布的考虑，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所以它更多用于学术研究，很少应用在实践中。

3. Watts多维贫困指数

Watts在公理体系标准下，推导出Watts贫困指数（Watts Poverty Index）。该指数虽然较为简单、直观，而且满足公理标准，但其测度面较窄，实际运用受到很大制约。随着多维贫困理论的发展，Chakravarty等基于Watts单维贫困指数，完善测度方法，进一步构建了Watts多维贫困指数。[2]完善后的Watts指数具有人口子群可分解、贫困维度可分解等优点。国内学者陈立中详细介绍了Watts多维贫困指数，[3]张全红和张建华利用Watts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多维贫困测算，取得很好的测量效果。[4]

4. Tsui多维贫困指数

在满足绝大部分多维贫困公理的基础上，Tsui构建了Tsui贫困综合指数，虽然该指数满足多数公理标准，但在目前的多维贫困研究中，运用这一指数的文献仍然很少。其理论分析与实际运用有待进一步完善。

基于公理化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使得贫困测量更加简便、有效，为贫困测量、反贫困政策的制定等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依据。同时在构建贫困指数的过程中减少了主观随意性，使得研究分析更加具有客观真实性，但是所有基于公理化标准的指数，或多或少都违背了部分公理。

（二）基于非公理化标准的贫困指数

1.人类贫困指数

人类贫困指数（Human Poverty Index， HPI）由UNDP于1997年发布，该指数描述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状况。人类贫困指数由读写能力、预期寿命以及生活质量3个维度构成。基于基本能力视角，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是否处于贫困状况，HPI指数能够给予体现，为人们研究贫困提供了多维视角。准确识别贫困人口，为政府制定针对性的反贫困政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但是该指数主要体现宏观数据，无法衡量微观人群的贫困被剥夺程度。同时其权重设定带有任意J险，而且它所涉及的3个指标都是长期性的，所以它无法较好地衡量出减贫政策的短期效应。

2.人类发展指数

在HPI指数提出之后，UNDP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后由Alkire和Santos进行完善，使其成为衡量人类福利水平的多维贫困指数。HDI指数包含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生活水平3个维度，与基尼系数、平均绝对差指数、收入范围指数、库兹涅茨系数等指数一起，共同作为反映收入不均等的衡量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利用人类整体发展程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体现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发展水平。其计算方法简单容易，通过稍微调整，可以反映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分配、性别等方面的差异。但只通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实际人均GDP这3个指标来衡量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显得较为乏力，不能从整体上反映一国的人文发展状况，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全面性。

3.多维贫困指数

由于HDI指数和HPI指数都有缺点，UNDP和英国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共同开发了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 MPI）。MPI利用3个维度共10个指标反映贫困个体或家庭在不同维度上的贫困程度，其中健康维度包括营养状况和儿童死亡率两个指标，教育维度包括儿童入学率和受教育程度两项指标，生活水平维度包括饮用水、电、生活燃料、室内空间面积、环境卫生和耐用消费品6个指标。MPI指数通过多指标从微观角度全方位反映个体贫困程度，更好地反映了贫困人口的真实状况，其测量方法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在多维贫困研究中，我国学者主要是根据国际上已完善的贫困公理和指数，运用国内官方公布的数据，主要包括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和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或者是选取省市或县的局部地区或个别年份数据，设置3～5个维度，采取8～11个指标，测量城镇、农村的多维贫困程度。[5]利用MPI指数进行贫困测量，部分学者应用模糊集方法[6]和matt方法来研究多维贫困，借助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非等权重赋值，考察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

四 反贫困理论

关于贫困的理论分析很多，现有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是：人力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能力贫困理论、社会质量理论、空间贫困理论等。这些理论对于贫困以及反贫困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是人力经济关系中的一个基本范畴。这一概念最早由亚当·斯密提出，之后得到了很多学者的继承与发展。如西奥多·舒尔茨将人力资本系统化为理论，写成《在人力资本的投资》一文传播其理论思想。可以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是第一个提出人力资本理论的人。在他看来，土地本身并不是导致人类贫困的主要原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却是决定贫富的关键，人力资本的提高对农业及整个经济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的增加更为重要。同时，他也说明了人力资本主要表现为知识、技术能力、体能等，这些资本因素都是经济增长的投资因素。这就使不少学者都认为加大教育投入、增加技术能力培训、开展卫生保健等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主要路径。

2.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概念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1916年，但那时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很大关注，直到法国学者布迪厄正式提出社会资本概念后，学界才开始对这一理论产生兴趣。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被广泛地引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贫困等问题的研究之中。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获得收益和福利的基础与资源。同样，我国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引入了社会资本理论，不久之后，在各个领域，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开始出现了学术研究成就。直到现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主要还是围绕经济增长、公共物品供给、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展开研究。而这些方面与反贫困研究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可以说，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隐性资源，为反贫困问题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分析视角。

3.能力贫困理论

阿马蒂亚·森突破传统的贫困分析框架，认为尽管低收入与贫困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贫困的实质不是收入的低下。对贫困的考察不能仅仅停留在收入上，而是要考察可行能力的贫困，因此，关注的应该是个体的能力发展。这就是在贫困理论界影响显著的能力贫困理论。该理论为解释贫困问题以及反贫困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它的最主要贡献就是强调贫困解决的路径不是依靠单纯的财政投入和社会救济，而是提升贫困者个体的能力和素质。该理论认为，解决贫困问题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坚持物质扶持与尊重、保障弱势群体的各项社会权利相结合，创造一个机会公平的社会环境；二是建立健全反贫困的长效治理机制，防止贫困恶性循环；三是建立健全自由开放、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4.社会质量理论

社会质量理论是比较新近的贫困理论，这一理论要求我们在对社会发展目标的追求中，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状况的改善，更要关注社会体系的运行状况，关注社会体系运行的和谐性、稳定性和发展的协调性。该理论的提出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具体来说，就是该理论认为发展扶贫事业需要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团结、社会融合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同时展开工作。

5.空间贫困理论

空间贫困理论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早先是由哈里斯和缪尔达尔提出的，主要是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地理位置有关的早期空间经济学。在此之后，就有更多的学者将自然地理因素纳入贫困研究的分析框架中，逐渐形成了空间贫困理论。可以说，空间贫困理论首先强调的就是贫困与空间地理之间的紧密联系，用“空间”这个概念形象而具体地概括贫困问题。也就是说，将空间因素纳入贫困发生的分析体系中，并概括出空间贫困的四大基本特征以及主要衡量指标：区位劣势——距离基础设施的远近，教育的可获得性；生态劣势——土地的可利用性和质量，雨量线及其变化性；经济劣势——与市场的连通性；政治劣势——被认为投资回报率低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