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族经济研究中的制度视野与实体分析

一 波拉尼与实体主义

民族经济研究中的实体分析，是由美籍匈牙利犹太学者卡尔·波拉尼（K.Polanyi，1886～1964）开创的。他以一种新的视野、新的理论工具或新的研究方法，以一种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给经济民族学带来了根本性的思想变革。1940～1944年，他在佛蒙特的柏宁顿学院作客座学者时写了《大转变》，由此坚定了他对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所宣告的计划经济优越性的信念，因为这将会使社会能够再次支配经济，以取代自19世纪以来的市场经济对社会的支配。

约翰·莫里斯·克拉克对这一自由资本主义盛衰的理论总结颇为欣赏，遂在1947年邀请波拉尼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经济史访问教授，他在这里决定着手于探究经济的制度起源，并进一步使自身远离于当代经济的问题，把其注意力转向了人类学和古代历史。在他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包容着人类学家、远古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团体，而他引导他们的研究从三个分离的方向展开：以对习惯性的交易，自由市场，货币的不同使用等范畴的特别关注，形成了经济理论的批判，经济体系类型学的结构研究，以及经济制度的历史和起源的研究。1957年，这些探索的成果以《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一书问世。该书清晰地表述了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学家对经济范围内社会学问题的定义及其结果，反映了今天我们对除我们自己之外的经济几乎一无所知；而我们对缺乏市场社会学的理解，甚至仅仅是片面的。

1957年后，波拉尼全身心投入于达荷美经济与社会的历史研究，自1949年起，他便开始为此收集了相应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资料。他以“贸易港”（Port of Trade）的理论展开了对西非达荷美王国的研究，这一专题研究，在他身后由多尔顿编辑为《经济与文明》于1966年出版。波拉尼在理论方法上，深得马克思和韦伯的熏陶；而赫斯科维兹1938年出版的《古代西非的王国——达荷美》的丰富史料，则成为波拉尼的名著《经济与文明》的直接基础。经济史学的深厚根底和独特视野，使波拉尼的研究直指人类社会经济中的实存关系。

作为一名卓越的学者，波拉尼的论著继续为人所争论。他所接受的是法学和经济史的训练，但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公认，他是一个对所有社会科学都有广博兴趣的学者。波拉尼既从历史学、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报告中，也从社会理论家的著作中汲取营养，他为理解经济体系创建了一个框架，而改变和发展了经济民族学、经济史和比较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家的西弗斯（A.Sievers）把波拉尼的《大转变》同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比；汉斯·蔡塞尔（H.Zeisel）写道：“他的异端的预见力，时时都是令人惊讶的分析。”汉弗莱写道：“他的研究力量，源于其方法的独创性和宽广的比较范围。”[1]

波拉尼指出，“经济”一词是一个具有不同起源的双重涵义的复合概念，其“形式”（Formal）涵义源于以“经济性”“经济化”等术语表达的“手段-目的”关系的逻辑特质；而其“实体”（Substantivist）涵义则源于人的生活对自然，及其对他人的依赖关系。在实体层面上，经济无非是“就以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交换的结果而言，是为人提供了实现满足的物质手段”[2]。

苏珊娜·内诺茨基（S.Narotzky）认为“聚焦于物质需求与方式”的实体定义表达了经济“是维系社会连续性的一个过程；也是在一个制度化的、因而也就是在社会的结构化方式中进行的”[3]。波拉尼明确指出：“人的经济活动总是被淹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中。他的行动并不是为了保卫他在物质产品的占有方面的个人利益；他的行动是为了保卫他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以及社会资产。”因此，“经济制度是靠非经济动机来运转的”[4]。

对波拉尼而言，完全基于市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经济，同其他社会机构形成了根本性的分离，通过其自身分离性的确立，迫使社会的其他部分屈从于它的法则而运作。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现出他以原始社会和诸如理查德·桑沃德（R.C.Thurnwald）、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等人的著作为首要参考的线索。他提出，在这些社会中，经济并不作为一个独立整体而存在；它是“嵌合”于诸如亲属关系或宗教的其他制度中；在前现代社会，贸易与市场并不是必然存在的；即便存在，它们也是与种种混杂的关系交织在一起而“嵌合”（embed）在社会中。

“经济被嵌合在社会之中”的涵义，不仅是说，人类社会生活的各种要素错综复杂地交织于一体，也意味着，在由这些制度性存在所决定的人类行为中，实际上潜伏着财物的生产、分配等经济功能。但这些制度，起初并不是以其“经济”上的功能为目的而存在的，它们在物理意义上对共同体生存的维持，只是其非目的性的结果。这些社会行为或制度性的存在，的确在结果上起到了向社会持续地进行结构性供给的作用，但绝不能从这种结果上来判断它们的涵义。为了使这一过程真正存在，并发挥提供实现满足的物质手段的功能，所有这些散布于各种制度中的状态和要素，必须融合为一个确保其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机制；这些因素支配着有意识的个体行为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达着社会结构及其运作逻辑的现状。

波拉尼力图从社会、自然环境与人类之间的交换、代谢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经济。他认为，“交易的形态和货币的种种用法与市场的形成无关，毋宁说它们是先于市场而出现并逐渐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东西”；即便在有市场的地方，需求-供给的机制也未必就是联动的，最初的等价是由传承与权威来决定的。因此，交易、货币、市场三者在起源上互不相关，各自依附着不同的社会关系。同时，这三个要素无论在共同体的内部发展上，还是在共同体的外部关系中，都经历了各自独立的发展过程，它们的内部性起源和其作为制度的外部性发展也是各不相同的[5]。这便击破了“市场经济三位一体”的分析方法，也击破了支配整个社会科学话语机制的“近代”的神话。

波拉尼的基本理论聚焦于经济在社会中的“位移”。从而提出了有关经济关系的“作用”，及其对社会的运行和演变“影响”的问题，最后落脚到要弄清经济关系的结构是什么，并通过什么决定了这种演变机能的根本性问题上。这便不得不考虑各种社会关系类型对其所属的再生产体系，对不同“生活方式”再生产所依赖的特殊分量的问题，以确定其功能原理和结构的关系。这样，通过比较已被分离和鉴别的不同因素，人们将获得一个基点，去建立经济系统所碰到的不同“模式”的类型学。

波拉尼对理论思想主体的“重构”，涉及于历史上所碰到的、经济体系的差异及其功能后面的基本因素的性质。同马克思一样，对波拉尼来说，经济过程仅只在一个特定的、具体的或是他所说的“制度化”的社会型式中，才拥有“真正的实在”。在这种型式中，过程被刻记在一个以某些方式构建其形式和功能“语义学”的“社会结构的范围”中，并以此确保其“统一和稳定”。进而，波拉尼注意到“依赖于时间和空间”，经济过程可被“置于和陷入”大多数形形色色的制度中，置于亲属关系、政治或宗教中，从而就不单纯是“经济的”。他坚持非经济的包容是不可或缺的事实。这种建立在经济理论和经济史关联中的阐述，是“对充满于社会的经济位移的研究……也正是对经济过程在不同时空中的构建方式的研究”[6]。

对波拉尼而言，关键之点“并非是摒弃经济分析，而是把其置于历史的和制度的制约中，（并在）一个经济组织的综合理论中超越其限制”[7]。他否定了把一般化的市场概念运用于特定制度和历史的经济范围之外的做法。他认为，运用这样的市场理论去解释前市场经济的运作，甚或用市场机制描述那些其经济基本上依赖于非市场机制的社会，将会是空泛而荒谬的。由于当代的经济理论没有基本的历史视野，它们不能为经济制度的总体理论构建基础。只有比较的理论，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一个比较的理论，必须从历史和民族学中获取其质料与模式。所以，不仅要以民族学的关键模式补充历史，而且，最近的研究也认定，民族学和经济史要融合于一个仍然要进行构建的新学科——经济民族学，它将被要求既提供一个一般的经济理论，又提供一个人类经济制度的历史比较。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MacIntyre）指出：

假设我们能够独立地从意识形态或理论的角度鉴别经济或社会的成分，确实存在作出这种区分的不止一种的途径。但当我们试图在这些区分的任何一种意义上，来理解历史变化的叙述时，所得到的因果解释总体上是难以置信的。仅仅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即把行为者和参与者对社会和经济行为的理解视为整体和这种行为特征的特殊构成，来理解社会和经济的现象并予以分类，我们才能得出能给解释性表述以合理辩护的鉴别。卡尔·波拉尼正是这样一种描述。[8]

波拉尼分析框架的特征、理论概念的伪装性和含混性，使他的论著极其难读，甚至更难以理解；使他的概念的科学运用被赋予了一种多面向的方式；并解释了为什么他的论著遭遇了赞誉、误解、拒斥等如此极端的反映。然而，他的论著很少会被忽视，并继续为不同的社会科学中的当代论者所运用。如芬尼（M.I.Finley）的《古代经济》，金德尔伯格（C.Kindleberger）的《卡尔·波拉尼的伟大的转折》，诺思（D.North）的《历史上的市场与其他分配体系：卡尔·波拉尼的挑战》，布迪厄（P.Bourdieu）的《实践理论大纲》，斯塔尔（P.Starr）的《美国医学的社会转变》，斯坦菲尔德（J.R.Stanfield）的《卡尔·波拉尼的经济思想：生活与生计》等，都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关联到波拉尼的论著。波拉尼的读者基于他的论著常常会反对他们自己的学科基础：功能解释的人类学家已反对英国的功能主义，如博汉南夫妇的《提夫人的经济》；历史学家把他读作人本主义者和某种程度上的浪漫主义者，如汉弗莱的《历史、经济与人类学：卡尔·波拉尼的世界》等。霍尔珀林曾指出：

波拉尼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充满了反讽性。他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但他的论著对一门跨文化的经济科学有决定性的意义。波拉尼不是一名人类学家，但他的思想对人类学比对其他任何学科都有更大的影响。[9]

波拉尼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和学派思潮的复杂网络所导致的直接冲突，在所有的方面以及杂志和书籍中所燃起的论辩，一直持续至今。波拉尼的论战显然首要地针对那些声称对经济理性一般原则进行定义和为一般经济理论奠定基础的经济学家，但这也对所有那些采用经济学家的话语，并分享其“欧洲民族中心主义浅见”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提出了挑战。

波拉尼一生的研究，主要是在赫斯科维兹所提供的丰富史料基础上展开的，其所涉及的范围也并不宽泛。但正是其方法和视域的更新，使他成为一个对人类学发展提供了启发性指导的伟大学者。他强调了近代的市场经济社会，在人类发展史中是一段极其特殊的断代，在任何意义上，它都不是历史发展所要经过的必然阶段；近代社会是一个被“拟制”出来的社会。在这个人为杜撰出来的近代市场经济社会的深层，仍然残存着非市场社会的运行机制，并且它理所当然地要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下，当经济由市场制度来组织时，盗用了社会的所有其他制度。的确，波拉尼隐含地采纳了马克思的异化分工、商品拜物教、剥削劳动等一类的概念，而悲叹社会为经济所支配。从根本上说，他抓住了由市场机制——简言之，由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个不人道的和不道德的社会，隐含地陈述了对此的关切。布罗代尔认为：“以往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今天的人类学家不幸已使我们习惯于他们对历史几乎一无所知。惟其无知，他们的任务便变得容易了。”[10]这便提出了“实体”研究如何更全面地面对历史实存的问题。这也表明，经济民族学要全面实现实体分析带来的方法论上的革命或认识论上的深化，还有着极为漫长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