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学术史的回顾与检讨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成熟的编年体史书就已出现，迄至北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遂成为编年体史书撰修史上的一大高峰。然《资治通鉴》记一事或隔数卷，首尾难稽，故有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撰，后人效仿而作宋、元等史纪事本末；又，《资治通鉴》本身内容驳杂，不便省览，故有朱熹《通鉴纲目》之作，并寓劝惩之旨，后世仿此体例而修史者颇多，元末陈桱的《通鉴续编》即是接续《通鉴纲目》而编撰的第一部史书。[1]
陈桱祖父陈著曾本于朱熹《通鉴纲目》撰《历代纪统》一书，后经陈泌与陈桱父子续补，成为一部起自盘古、迄于宋代的皇皇二百卷巨著。此书虽未流传下来，但为陈桱《通鉴续编》的撰写提供了雄厚的史料素材和坚定的治史理念。因此，虽然《通鉴续编》的书法受到元末正统之辨的直接影响，[2]但其以宋为正统的理路有着更为深远的学术渊源。
自元末以来，《通鉴续编》就引发了学者不同程度的讨论。相关研究论文对此多有考察，但既不全面，个别地方也缺乏深度，以下即做进一步的深翻与检讨。
作为陈桱的好友，陈基和戴良大概是最早评阅《通鉴续编》之人，他们对此书深得朱子之旨归、“考核之精”、“取舍之审”等多有推崇褒誉。[3]然宋代著名学者王应麟之孙王厚孙（1301～1376），对《通鉴续编》的“前后之失”则有过一番“极论”，[4]惜今已失传。明初胡广亦批评陈桱的春秋笔法有“不可凭要处”。[5]后来，明人杨慎亦就《通鉴续编》在具体史事编撰上的不足之处有所指摘：
陈桱《续宋元纲目》书：王庭珪送胡铨诗，逢秦桧之怒。分注云：贬辰州以死。按《鹤林玉露》云：王庭珪自桧死后还家，年八十九岁。孝宗召见，年老足弱，令一孙扶上殿。孝宗慰谕再三，特官其孙。以此考之，庭珪未尝死于辰州也。后世多以正史证小说之误，小说信多诋讹。然拜官召见，昭昭在当时耳目，必不敢谬书如此。是小说亦可证正史之误也。缘定宇一时信笔，“辰州”下多增“以死”二字尔。[6]
按，《续宋元纲目》即《通鉴续编》。王庭珪被贬事，见《宋史》卷三〇《高宗纪》绍兴十九年（1149）六月丁巳条：“茶陵县丞王庭珪作诗送胡铨，坐谤讪，停官辰州编管。”[7]然未言是否即去世。关于庭珪卒年（1172），周必大为其所作行状和胡铨所撰墓志铭，皆有记载，[8]应未被陈桱寓目。杨慎在未看到行状和墓志铭的前提下，据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推测“以死”二字系陈桱“信笔”所增，颇具识断，说明《通鉴续编》在对史料的处理上有一些并不可取的主观推衍。
至清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对《通鉴续编》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评述：
桱以司马氏《通鉴》、朱子《纲目》并终于五代，其周威烈王以上，虽有金履祥《前编》，而亦断自陶唐，因著此书。首述盘古至高辛氏，以补金氏所未备，为第一卷。次摭契丹在唐及五代时事，以志其得国之故，为第二卷。其二十二卷，皆宋事，始自太祖，终于二王，以继《通鉴》之后，故以《通鉴续编》为名，然大书分注，全仿《纲目》之例，当名之曰《续纲目》，仍袭《通鉴》之名，非其实也。
沈周《客座新闻》载：桱著此书时，书宋太祖云“匡允自立而还”，未辍笔，忽迅雷击其案。桱端坐不慑，曰：“霆虽击吾手，终不为之改易也。”云云。此虽小说附会之谈，亦足见桱以褒贬自任，乃造作此说。今观其义例，于宋自太平兴国四年平北汉后，始为大书系统。郑瑗《井观琐言》称其本晦翁语录，持论已偏。至于金承麟称末帝，为之纪年，西辽自德宗以下诸主、年号亦详为分注，虽各本史文，然承麟立仅一日，未成为君，西辽并无事迹可纪，而必缕列其间，亦不免循名失实；盖委曲以存昰、昺二王，使承宋统，故辗转相牵，生是义例，非千古公评。《明史·何乔新传》载：乔新年十一时，侍父京邸。修撰周旋过之，乔新方读《通鉴续编》，旋问：“书法何如？”对曰：“吕文焕降元，不书叛；张世杰溺海，不书死节；曹彬、包拯之卒，不书其官；而纪羲、轩多采怪妄，似未有当。”云云，亦未始不中其失也。
他如取宋太祖烛影斧声之讹，载文天祥黄冠故乡之语，皆漫无考正，轻信传述。陈耀文《学林就正》又谓：桱误以范仲淹《赴桐庐郡至淮遇风诗》为唐介作，又改诗“强楚”为“狂楚”，“尽室”为“今日”，“蛟鼋”为“鱼龙”，则引据未免疏舛。黄溥《简籍遗闻》又谓：桱纪其先户部尚书显、吏部尚书伸、工部尚书德纲诸事，为宋史所不载。成化间《续纲目》者亦皆削去，疑其或出于妄托，则挟私滥载，尤不协至公。
然自《通鉴纲目》以后，继而作者，实始于桱。其后王宗沐、薛应旂等，虽递有增修，而才识卒亦无以相胜，姑存以备参考，亦未为不可也。[9]
以上四库馆臣对《通鉴续编》的评论，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
一是书名名不副实。关于《通鉴续编》的书名，四库馆臣认为根据内容，当名《续纲目》，这是极中肯綮之言。前引元末人郑驹所述“陈桱著《续通鉴》”，透漏的就是陈桱著有《续通鉴纲目》一书。明人黄瑜和杨慎在提及《通鉴续编》时，分别将其称作《宋鉴纲目》《续宋元纲目》。[10]前者主要就《通鉴续编》以编年、纲目之体裁记两宋之事而言，后者既体现出《通鉴续编》为续《通鉴纲目》而来，又兼顾了其主体内容为宋元史事这一编撰特点。相较《通鉴续编》一名，这些书名则与实际内容更为契合。其实，陈桱之所以取名《通鉴续编》，在其好友张绅为是书所撰叙中，已经有过一番交代：“其纪年，司马氏之补遗也，而不敢自谓之补遗；书法，紫阳先生之纲目也，而不敢自拟于纲目，故题之曰《通鉴续编》。”
二是义例、书法问题。首引沈周《客座新闻》，以说明陈桱撰《通鉴续编》“以褒贬自任”的风格与态度。陈桱虽雷霆击臂而终不改易之事，在明代文献《都公谭纂》《七修类稿》《古今谭概》《皇明世说新语》中皆有记载，可见当时流传之广。[11]
次引郑瑗《井观琐言》对《通鉴续编》义例的点评，认为“持论已偏”，并进一步展开发挥，指出《通鉴续编》之义例“非千古公评”。按，陈桱以太平兴国四年（979）为宋朝正统之始，其理据为：“是岁，宋灭北汉，混一中原。”[12]对此，明人早有批评，认为非“至当之论”。[13]郑瑗之言，不见于《井观琐言》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而为宝颜堂秘笈本（见《丛书集成初编》0330）卷一所收。其中“本晦翁语录”之说，最初系姜渐在为《通鉴续编》所作序中首次指出。[14]我们知道，北宋建国于建隆元年（960），若正统始于太平兴国四年，则其间近二十年的统治时期（包括宋太祖赵匡胤一朝与宋太宗统治前三年）又该如何定位，这是很难令人理解并予以接受的，故四库馆臣有“持论已偏”之论。下文四库馆臣进而说《通鉴续编》为了保存南宋昰、昺二王以承宋正统，从而辗转相牵出承麟为金朝末帝、西辽诸主与年号，故“非千古公评”。上引元末郑驹之言，即对陈桱使用“景炎”“祥兴”的年号颇有微词，但这是《通鉴续编》以宋为正统之义例的一大体现。另外，承麟受玺即位，受百官称贺，备载于《金史》，虽“立仅一日”但并非“未成为君”；而分注西辽诸主与年号，亦据《辽史》而书，岂能是“循名失实”呢！[15]
最后引何乔新言，以明《通鉴续编》书法之失。何氏所提书法问题，在《通鉴续编》中还有一些，如既尊宋统，却屡称“大元”，就比较突出。至于“纪羲、轩多采怪妄”，是说卷一记载羲皇、轩辕之事，多取自怪诞虚妄之文，难以令人信服，这实际上涉及《通鉴续编》在史源剪裁上的问题。对于《通鉴续编》卷一史料的采择，清人周中孚认为“其中多不经之谈”。[16]王鸣盛曾痛斥《通鉴续编》：“陈腐迂谬，浅陋空庸，不但不可取，亦且何足辨。”迮鹤寿为此所作按语中，对《通鉴续编》卷一有更为详细的指摘：“起首一卷纪盘古氏至高辛氏，盖本于胡宏《皇王大纪》，此则开卷已大谬矣。司马光《稽古录》、刘恕《通鉴外纪》、苏辙《古史》，皆起自伏羲，而《皇王大纪》则起自盘古，此乃小说家言，岂可以登诸史传！”又云：“若胡宏《皇王大纪》以盘古氏为始，陈桱《通鉴续编》因之，更俚鄙不堪矣！”[17]
三是对史料的处理。首先，四库馆臣抨击《通鉴续编》“宋太祖烛影斧声”与“文天祥黄冠故乡”之文，皆“漫无考正，轻信传述”。关于《通鉴续编》中的烛影斧声之文，实为千古之疑，明人程敏政最早指出是“附会《涑水记闻》而成之，不深考者以为实然尔”。[18]大约与程氏同时的尹直亦从文献流传的角度，对其中谬误有所揭橥。[19]现在看来，此事的篡逆性质当无可置疑，但具体细节已无法考知。[20]至于“文天祥黄冠故乡”，是其本人所持宋朝遗民观念的一大彰显，在当时有类似遗民心理者，亦不乏其人。[21]陈桱与文天祥之时相距并不太远，恐怕并非“漫无考正，轻信传述”。
其次，借陈耀文《学林就正》，批评陈桱将范仲淹诗张冠李戴，“引据未免疏舛”。按，陈耀文的记载，见于《学林就正》卷四《宋元通鉴节要》条。[22]范仲淹诗全文作：“圣宋非强楚，清淮异汨罗。平生仗忠信，尽室任风波。舟楫颠危甚，蛟鼋出没多。斜阳幸无事，沽酒听渔歌。”大概到北宋末年李献民的《云斋广录》，始著为唐介所作，并改“强楚”为“狂楚”、“尽室”为“今日”、“蛟鼋”为“鼋鼍”；[23]至元朝陈世隆编刊《宋诗拾遗》，流传更广，唯“鼋鼍”又被改为“鱼龙”。[24]陈桱之误改殆据此而来。
最后，据《简籍遗闻》与《续纲目》，认为陈桱四世祖至六世祖事迹“出于妄托”，系“挟私滥载”。在这方面，明、清学人多已质疑辩驳，其中尤以钱大昕的论证最为详尽，[25]就不赘述了。
上引四库馆臣的述评，代表了古代学者对《通鉴续编》的系统性认识，而以《通鉴续编》为中心全面审视陈桱的史学成就，则是20世纪末的事了。钱茂伟先生于1992年发布文章，立足于陈桱的学术承袭，对《通鉴续编》的成书及其社会反响和历史地位进行了一定评述。[26]后来，张伟先生也写有一文，进一步探讨了陈桱的史学渊源和史学成就；[27]正如评价者所说，此文的主要贡献是发现了陈桱的《宋史辨》，并对其学术价值加以绍介。[28]
四库馆臣点出《通鉴续编》的记事时限“终于二王”，即全书结束于元灭宋的崖山之战（1279），故其中所记蒙元历史亦止于是年。回顾元史撰述的历史，清康熙朝进士邵远平，大概是最早意识到《通鉴续编》蒙古史料价值之人，他在所撰的《元史类编》中，即因袭了《通鉴续编》所记成吉思汗置宣平行尚书省一事。[29]乾隆考据大家钱大昕，亦据《通鉴续编》考辨蒙古统治家族姓名的不同汉译及其相关史事。[30]与钱氏同时的汪辉祖撰有《元史本证》一书，其中据《通鉴续编》考证出窝阔台后脱列哥那与“秃里吉纳”，为同名异译。[31]迨至清末，随着西北舆地学的兴起，研究边疆史地愈发成为一时之显学。此时，治元史之人对《通鉴续编》亦愈发留意。魏源、李文田、洪钧等元史研究者，都比较重视《通鉴续编》的蒙古史事。叶昌炽曾在其日记中提及，他于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十一月初六日拜访文廷式，后者时方治元史，即托他觅求陈桱《通鉴续编》一书，[32]于此不难想见当时元史学者对《通鉴续编》重视之程度。此流风余韵一直波及民初柯劭忞的《新元史》与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其后，《通鉴续编》一书则逐渐淡出了元史研究者的视线。
半个多世纪后的1990年，黄时鉴先生发表了《〈通鉴续编〉蒙古史料考索》一文。如果说此前学者对《通鉴续编》蒙古史料的关注，仅仅限于个别征引与部分参考的话，黄先生此文则首次对其中独具价值的蒙古史料做了比较详细的梳理与考释，[33]可谓学界系统研究《通鉴续编》及其史事的第一篇大作。近来，刘迎胜先生与张晓慧博士亦分别撰文，对《通鉴续编》的蒙元史料做了重点研究。[34]他们基本沿袭了黄时鉴的研究取径，重在从史料学的角度，挖掘、探讨其中的新材料及其来源，甚至尝试构建其史料来源所涉文献的谱系。
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仍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通鉴续编》所记蒙古史料，虽经黄时鉴先生全面梳理，并重点对其中独具价值者详细疏证，但仍有误读、未尽之处，值得补充与考辨。如将窝阔台汗时期潞州之战的赤老温比定为成吉思汗“四杰”中的同名者，其实应为木华黎之孙。[35]又如蒙哥汗七年（1257）十月：“蒙古宪宗皇帝命皇弟阿里不哥守国，自将侵蜀。十二月，次于六盘。”夹注：
宪宗皇帝用也速儿驸马、亦孙哥大王之言，大会师，数宋据殽函、绝河津、囚行人之罪，自将南伐。至东胜河，时河冰，以土覆之，如履平地，遂济。进次六盘。军凡四万，号十万，分三道而入。宪宗皇帝由陇州趋散关，莫哥大王由洋州趋米仓，孛里（义）〔叉〕万户由渔关趋沔州。
这一史料价值极高的记载，亦未得到黄时鉴先生的留意。类似的独家材料零零散散，不一而足。总之，陈桱《通鉴续编》中的蒙元历史仍有诸多地方值得我们进一步重视与考察。本书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探索《通鉴续编》蒙元历史叙事的史源，进而深入研究其中的重要史事，希望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对《通鉴续编》及其所记史事的关注。
二 作者与版本
为了深入了解陈桱及其《通鉴续编》一书，对陈桱本人及《通鉴续编》的内容略作评介，还是很有必要的。本节先基于前人研究，对陈桱的事迹做一补充性考察，继而探讨《通鉴续编》的版本问题。
陈桱，字子经，浙江奉化人。祖父陈著，字子微，号本堂，宝祐四年（1256）进士，曾以秘书少监知台州；在学术上私淑浙东学派的大家黄震。父陈泌，字汝泉，元末曾任西湖书院山长、饶州路儒学教授，传承家学亦有开拓。
关于陈桱本人，过往的研究中仅提到他的字，其号则罕为人知。明人杨慎曾否定《通鉴续编》所记王庭珪“贬辰州以死”之事，推其原因：“缘定宇一时信笔，‘辰州’下多增‘以死’二字尔。”[36]是知陈桱可能又号“定宇”。[37]
陈桱在元末曾与其兄寓居长洲，入明后为官，然《明史》无传。文献中有关陈桱的传记，在其生平履历的记载上皆较简略。如黄瑜《双槐岁钞》：“四明陈桱，尝事张士诚为编修，国初征为修撰，进直学士。”[38]又如雷礼《国朝列卿纪》卷一九：“陈桱，浙江奉化人。国初，举明经。洪武二年，任直学士，本年致仕。”再如《宋元学案》“学士陈先生桱”条：“陈桱，字子经，本堂先生著之孙也。……先生明初侨居白下。为翰林学士，以非罪死。”[39]据此，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陈桱的仕宦轨迹：在元末，服务于割据江淮一带的张士诚政权；明初，举明经，后入翰林院就职。《宋元学案》说陈桱“为翰林学士”，并不确切，明代文献皆未提及他曾任此职，“翰林学士”应为“翰林直学士”之省误。
“直学士，正五品”，[40]为陈桱在翰林院的最高官职。此前，他曾由编修升为待制。《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1370）七月丙辰条，在提及杨宪伏诛时，附带了他的一篇传记。其中，对杨宪担任中书宰臣期间与陈桱的关系，有如下记载：
（杨宪）欲尽变易省中事，凡旧吏一切罢去，更用己所亲信，阴欲持权，乃创为“一统山河”花押示僚吏，以观其从违。附己者即不次超擢，否者去之，人莫解其意。一日，翰林编修陈桱入谒，宪以押字示之。桱即贺曰：“押字大贵。所谓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者也。”宪大喜。后数日，即奏除桱为翰林待制。[41]
然而，其他一些文献在叙述此事时，对陈桱的前后官职则有不同的描述。顾起元《客座赘语》：“杨公宪……创为‘一统山河’花押以示人，使人尊己以招权。待诏陈桱知其意，谓公曰：‘此押非常，所谓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也。’公大喜，即擢桱为编修。”[42]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八“溺惑”条：“国初，杨宪欲擅权，乃创为‘一统山河’花押示僚吏，观其从违，凡附己者不次超趯，否者斥之。陈桱入谒，宪以押示之。桱即贺曰：‘押字大贵，所谓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者。’宪大喜，奏桱为翰林侍书。”明末清初傅维麟撰《明书》，亦记此事：“（杨宪）在中书，尽变易省事，凡旧吏一切罢之，更任所亲信，阴入持权，乃创为‘一统山河’花押，示僚吏以观其从违，凡附己者即不次超擢，否者斥之。人莫解其意。一日，翰林编修陈桱入谒，宪以押字示之。桱即贺曰：‘押字大贵，所谓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者。’宪大喜。后数日，奏除经为翰林侍书。”[43]
细绎上文可知，《明太祖实录》所记陈桱因谄媚杨宪而升官一事，为后来诸书所承袭。但所言陈桱升迁前后所担任的翰林执事，皆与《明太祖实录》有异。个中原因，可能是对明初翰林院职官的设置比较陌生。《客座赘语》、《皇明世说新语》与《明书》中所见“待诏”“翰林侍书”之称，或为后来随意改写所致。另据洪武十八年（1385）所定品秩，翰林编修正七品，侍书正九品，愈发可知《明书》所述官职之谬。总之，关于陈桱在翰林院内最初的升迁，当以《明太祖实录》所述为确，即从正八品的编修“不次超擢”为从五品的待制。[44]
此后不久，最迟至洪武二年（1369）十一月，陈桱又被擢升为正五品的翰林直学士。[45]至此，其仕途似乎就画上了句号。上引《国朝列卿纪》说他在任直学士的当年就致仕；《宋元学案》则说他最终“以非罪死”；钱茂伟先生据戴良为陈桱所作《剡源记》之言：“然则子经之未出也，则乐于处以自遂；其既出也，则志乎退以自休。”推测他的确致仕并回到了奉化。[46]其实，致仕说并不可靠。《剡源记》前文详细抄录了陈桱致戴良之书，其中提到托后者作记之因：“吾少而安焉，及壮而从事四方。今又出应方面之聘，当事物之纷沮，世故之艰难，则未尝不思退于此以自休也。子幸为我记之。”即此时陈桱仍任职翰院，尚未致仕，只不过存有退居之心罢了，戴良笔下的“志乎退以自休”即就此而发，这完全不能成为陈桱后来的确致仕退隐的根据，而反倒是“以非罪死”更符合实情。除了《宋元学案》外，都穆《都公谭纂》认为陈桱是被明太祖朱元璋“所戮”，查继佐《罪惟录》亦说系“坐法死”。[47]钱茂伟先生后来亦赞此说，推测陈桱很可能受到洪武三年（1370）杨宪之案的株连而遇害。[48]笔者注意到，谈迁在其《国榷》一书中，对此有一详细记载：
（杨宪）怙权更制，创“一统山河”之押，觇僚吏背附，编修陈桱贺其大贵，奏除待制。嗾侍御史刘炳劾罢汪广洋，又劾刑部侍郎左安善，上觉其枉，下炳狱。太史令刘基并发宪奸状，引伏，于是刘炳、陈桱、按察使凌总等俱弃市。[49]
这段材料的最初史源，亦为《明太祖实录》。《明太祖实录》最后一句作：“太史令刘基并发其奸及诸阴事，上大怒，令群臣按问，宪辞伏，遂与炳等皆伏诛。”“炳”即刘炳，“等”应包括上文所提杨宪的其他党羽。细查《实录》前文，除了刘炳、郑某外，只记有陈桱一人依附杨宪。谈迁认为陈桱被“弃市”，殆源于此。然“按察使凌总”，则不见于《实录》，当别有所本。
有记载说陈桱被葬于苏州。正德《姑苏志》：“国朝起居注陈桱墓，在阳山东之瓜山。”[50]将陈桱的官职记作“起居注”，可能是对其曾供职翰林院的一种误解。以非罪而死的陈桱，其尸身最后是否得到了妥善安葬呢？我们知道，在元末，陈桱就与其兄徙居至苏州阳山。也许他明初入职翰林院而在当地颇有文名，故后来在民间被误传为官居起居注，并立冢以兹纪念。
接下来，再看《通鉴续编》的版本问题。《通鉴续编》成书于元末的至正十年（1350），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四、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九，皆将其版本记作“元刊本”，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二二亦作“元刊元印本”。相较于此三书，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的记载则更为翔实：
《通鉴续编》二十四卷元至正刊本。……书既成，行中书省宾佐马玉麟国瑞资诸生编录之，松江贰守昭阳顾逖思邈甫锓梓以传。黑口，版每叶十八行，行二十一字。[51]
其中，所提马玉麟的官职，并不确切。周伯琦在为《通鉴续编》所作序中，对马玉麟组织刊刻《通鉴续编》一事，有一详细追述：“今行中书省宾佐海陵马君玉麟国瑞甫，好古君子也，令长洲时，访子经，得其藁，以禄米致笔札饮食之资，聚诸生之能书者编录之，始成全书焉。松江贰守昭阳顾君逖思邈甫，将锓梓以广其传。”又，嘉靖《惟扬志》卷一九载：“马玉麟，字国瑞，海陵人。至正间为长洲令，重建甪里先生祠，又刊陈桱《通鉴续编》以惠学者，后迁江浙行中书省宾佐官，终浙藩参政。”故而可以肯定，丁丙之说是对周伯琦序言的断章取义，而马玉麟当时的官职实为长洲令。
不过，丁丙所记还是非常重要的，不但告诉我们《通鉴续编》的刊刻受到马玉麟（字国瑞）与顾逖（字思邈）二人之助，而且还留下了《通鉴续编》至正刻本的版本信息：“黑口，版每叶十八行，行二十一字。”对此，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二二关于《通鉴续编》的按语中，亦有提及：“案元印本，每页十八行，每行二十二字，小字双行，版心有刻工姓名……”孙星衍《平津馆鉴藏记书籍》则有着更加详细的说明：
前有至正廿一年周伯琦序，末有“太史氏”“行中书”“周氏伯温”三木印。至正十八年陈基序，末有“陈基私印”“陈氏敬初”二木印。至正廿二年张绅序，末有“云门山樵”“山东张绅士行”二木印。至正十年陈桱自序，末有“陈桱私印”“陈氏子经”“隆国世家”三木印。……黑口，版每叶十八行，行廿一字。[52]
按，《通鉴续编》每行一般有二十二字，亦有二十一字者，故丁、孙二人有二十一字之说，但根据他们提供的信息还是难以判断其所见至正版刊刻的具体时间。
另据莫友芝知见，“平津馆藏书记有元至正二十一年刊本”，后来还有“明刊本”“嘉靖壬戌（1562）新贤书堂刊”本。傅增湘对此订补云：“元至正二十一年顾逖刊本，九行二十二字，注双行同，黑口，左右双阑。每年记干支于眉阑上。”[53]朱学勤亦提到吴成佐乐意轩有“明初刊”本。[54]遗憾的是，笔者目前并未查到明刊本《通鉴续编》。其实，莫友芝所提“至正二十一年刊本”并非孙星衍所说，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通鉴续编》并没有所谓的“至正二十一年刊本”，傅增湘的增补亦沿袭了莫友芝之误。“台湾中央图书馆”藏《通鉴续编》卷二四末所附说明性按语云：
是编誊写多讹舛，越四年，始克取元藁校正。至正二十五年夏五月甲子学生杨俦、范熙谨书。
杨、范二人的按语书于“至正二十五年”，故他们所据《通鉴续编》当是“四年”前刻印之本。按，《通鉴续编》正文前的序文，最晚者为至正二十二年张绅所作，而古人一般用虚岁计算年数。因此，据“越四年”逆推，《通鉴续编》初版应刊于至正二十二年。后来，在至正二十五年又出了校正本。莫友芝笔下的“至正二十一年刊本”，应是据“越四年”误推所致。国内一些图书馆和大学所藏《通鉴续编》，多著录为“至正二十一年本”，并不可信。
至正二十五年的校正本在国内比较常见，亦被《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史部075）与《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148册）所收。
需要说明的是，《四库提要著录丛书》与《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中的《通鉴续编》，较“台湾中央图书馆”藏《通鉴续编》有一明显差异，即陈桱序文的版面在版本特征上与上下序同，皆为单鱼尾，序文后盖有“陈桱私印”“陈氏子经”“隆国世家”三印。“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本不但没有鱼尾，而且也缺失了陈桱的三个印鉴，可知上述孙星衍所寓目者，显非此版。
另外，“台湾中央图书馆”藏《通鉴续编》卷末的按语，亦见于《四库提要著录丛书》所收《通鉴续编》，但在《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所收《通鉴续编》中则仅剩一个“正”字。此外，日本内阁文库亦藏有一部《通鉴续编》，其中卷末的按语则毫无踪迹可寻。
在“台湾中央图书馆”藏《通鉴续编》至正二十二年版中，还不难发现杨、范二人校正的史文，如窝阔台汗五年（1233）正月：“蒙古忒不䚟围州”。在“州”前补入“金亳”二字。再如是年三月：“金蒲察官奴作乱，杀左丞李蹊、参政石盏欢。”在“欢”前补入“女鲁”二字。这些问题在《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与内阁文库本《通鉴续编》的刊刻中都得到订正。
在明清两代，《通鉴续编》颇受官方史家重视。明成祖朝修《永乐大典》时，在卷一二九六六至一二九六八中几乎抄录了《通鉴续编》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至嘉定十七年（1224）之间的全部史文，基本涵盖了成吉思汗一朝史事。现在已很难判定其版本之所据，但根据专有名词的比对，如所记克烈“王可汗之子亦剌哈”一句，只有内阁文库本作“王可汗之子亦剌合”，故可以肯定《永乐大典》摘抄时参考的不是内阁文库本。清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时，亦将《通鉴续编》收入其中。四库本的最大变化是对辽金元译语做了大幅度改译，不过，在其他文字的修改上，则有个别说明，如张致改元“兴隆”，即据《元史》改作“兴龙”，这种考辨数目较少，已被辑入《四库全书考证》；还有大量的原文遭到径改，如乃蛮遣使告于汪古部主，有言“近闻东西有称王者”，“东西”即被改作“东方”，从而与《元朝秘史》等相关文献的记载相吻合；又如至元十二年（1275）二月：“大元徇饶州，知州唐震、故相江万里死之，通判万道同以城降。”夹注有“唐震度兵力不能支，死于州治之王芝堂”，在其史源《宋史》卷四五〇《康震传》中，“王芝堂”作“玉芝堂”，[55]四库本即径改。可见，四库本《通鉴续编》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通鉴续编》初刻于至正二十二年，无陈桱序末三印，“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本即是在至正二十五年对此本进行的校正，校正时在正文有修改涂抹的痕迹，书末亦增加了按语说明校正缘由。至正二十五年的校正本，主要有：（1）《四库提要著录丛书》本，有书末按语，有陈桱序末三印；（2）《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本，书末按语仅剩“正”字，有陈桱序末三印；（3）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无书末按语，有陈桱序末三印。本书所引《通鉴续编》，若无特别说明，皆来自字迹较为清晰的内阁文库本。还需补充的是，海外除了日本外，韩国亦藏有一部《通鉴续编》，被定为第283号国宝。据报道称：此《通鉴续编》“为1423年版本”，“序和目录使用了当时朝鲜朝的癸未印刷字体，跋和正文使用了朝鲜朝的庚壬印刷字体。因此，这是一部足以显示15世纪上半叶朝鲜印刷技术兴旺发达可资考证的史料”。[56]这一李朝1423年本，值得进一步撰文研究，希望能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
最后，附带说一下《通鉴续编》的卷数问题。《通鉴续编》于元末刊刻后，在明清两朝流传甚广，当时的官私藏书目录，如《文渊阁书目》《秘阁书目》《百川书志》《内阁藏书目录》《笠泽堂书目》《千顷堂书目》《绛云楼书目》《述古堂藏书目》《也是园藏书目》《季沧苇藏书目》《传是楼书目》等，皆予以著录。需要指出的是，只有高儒《百川书志》记作“三十卷”。[57]又，同治《苏州府志》卷一三九则说：“陈桱《通鉴续编》六十卷。”皆与一般藏书目录著录的二十四卷不符。然乾隆《鄞县志》卷二一引《百川书志》：“陈桱《通鉴续编》二十四卷。”可知，“三十卷”系《百川书志》版本流传中的笔误。同样，“六十卷”很可能也是参考旧志时误书所致。总之，《通鉴续编》一共二十四卷，这是毋庸置疑的。
三 本书思路与要点
《通鉴续编》在多方采择史料的基础上，以编年式的纲目体裁，详细记载了蒙元时期的诸多历史事件，首先叙述了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草原的历史，其次是蒙古人的四出征伐，这一部分占了最大的篇幅，同时，还有部分内容涉及蒙元内政。
本书前三章是对《通鉴续编》蒙元史事的综合研究。
第一章探讨了成吉思汗混一漠北史，即“蒙古太祖皇帝即位于斡难河”夹注的史文。这一夹注在时段上可以泰和二年（1202）为限，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后一部分的史事有着明确的系年，前一部分则恰恰相反，故对某些历史事件的系年难免存在讹误。本章首先详细疏解了夹注史文的叙事脉络。其次，对夹注所提阿阑豁阿诸子事迹、十三翼之战、班朮河盟誓与太祖朝贡金朝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考辨。最后，辨明了《通鉴续编》“蒙古太祖皇帝即位于斡难河”夹注在成吉思汗混一漠北史的叙事模式中的地位，认为这段史文最早脱胎于《元朝秘史》的叙事模式，与《圣武亲征录》、《元史》卷一《太祖纪》等文本，皆是成吉思汗混一漠北史的汉文文献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互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不难想见，《圣武亲征录》的史源文献很可能也记载了关于成吉思汗十世祖的基本信息。
第二章聚焦于《通鉴续编》所记蒙古四出征伐与国家内政的史文，力求摭取其中的新材料，进行综合考释。
第一，蒙金战争。主要考察了：（1）1211年前成吉思汗对金朝的军事活动；（2）成吉思汗首次征金北返史事；（3）蒙金战争中的会河堡、野狐岭之战，成吉思汗围、克中都，倒回谷之战以及三峰山之战；（4）蒙金战争中蒙古取岢岚与绛州、金侯小叔收复河中的时间问题；（5）蒙金战争中武仙、杨贞、多胡鲁忽、赤老温等几大将领的事迹；（6）木华黎统率的蕃军。
第二，蒙宋战争。主要探讨了：（1）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期的蒙宋遣使；（2）窝阔台汗时期蒙古在四川的军事活动；（3）窝阔台汗、贵由汗时期蒙古在京湖、江淮一带的侵伐；（4）窝阔台汗伐宋中的拔都儿硬军；（5）蒙哥汗时期蒙古在四川的军事活动；（6）蒙宋战争中丘岳与吕文焕家族的事迹；（7）临安投降后蒙古在杭州、婺州的镇戍问题。
第三，蒙古灭夏与蒙丽、蒙印关系。主要对《通鉴续编》独家记载的蒙古攻灭西夏，以及蒙古与高丽、印度的关系，进行详细考释。
第四，蒙元内政。主要研究了：（1）成吉思汗与窝阔台汗的去世；（2）贵由汗与蒙哥汗的即位；（3）史天泽家族的属民身份问题；（4）成吉思汗在中原设省事宜；（5）忽必烈设十道宣抚使与立尚书省。
第三章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综合平议《通鉴续编》的蒙元历史叙事。首先，对《通鉴续编》征引《五朝实录》进行详细举证，并指出《通鉴续编》其实并未参考过《五朝实录》中的《定宗实录》。其次，全面考索《通鉴续编》所征引的宋元史料，进一步掘发出隐藏在其中的今已难见的一些文献的片麟鸿爪，如《东平王世家》等。最后，基于《通鉴续编》史文的内在脉络，从史料学与史学史的角度，对其中的蒙元历史叙事进行客观评价。一方面，认为《通鉴续编》虽然尊宋为正统，其中蒙元史事的局部细节也存在诸多问题，但由于陈桱比较全面地参考了当时关于蒙元历史的一些主要文献，故《通鉴续编》中的蒙元历史叙事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另一方面，《通鉴续编》是续《通鉴纲目》的产物，虽是私修的史书，但在明代前期却流传甚广。迄至明代中期，随着官修《续资治通鉴纲目》的问世，《通鉴续编》在朝野上下的影响已大不如前。不过，其中包括蒙元历史的主要内容，却为《续资治通鉴纲目》所吸收，并在官修史书中得到了进一步延续，其在中国古代纲目体史书传承中的地位以及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影响，亦于此得以彰显。
第四章到第六章专门考索《通鉴续编》蒙元历史叙事的史源。《通鉴续编》的蒙元历史叙事，重在蒙古人的对外征讨，其中蒙金战争与蒙宋战争所占篇幅最大，故首先勾考这两大部分的史料来源，次即蒙古西征、蒙古灭夏、蒙丽关系、蒙日关系、蒙古与安南关系、蒙古与缅甸关系之史源探索，最后对《通鉴续编》所述蒙元内政的史源加以考辨。
具体而言，第四章考索《通鉴续编》所载蒙金战争之史源。陈桱在叙述蒙金战争时，《金史》是其最频繁征引的原始文献，其次是《元朝名臣事略》，整合《金史》与《元朝名臣事略》处亦比较常见。此外，陈桱还参考了《东平王世家》《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宋史》《大金国志》等文献，个别史文可能也参考了《五朝实录》。
第五章考索《通鉴续编》所载蒙宋战争之史源。《通鉴续编》所记蒙宋战争，来自《宋史》者最多，《宋季三朝政要》与《平宋录》居其次。此外，《宋史全文》、《钱塘遗事》、《元朝名臣事略》、《元文类》所录《经世大典》（可能是《经世大典》部分内容的抄本）、《东平王世家》、《大元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兀良氏先庙碑铭》、《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文天祥诗注、元代诏赦等文献，也为陈桱所参考。
第六章考索蒙元其他征伐以及蒙元内政之史源。蒙金战争与蒙宋战争是《通鉴续编》蒙元征伐叙事中最重要的的两大主线，此外，陈桱还略带提及蒙古西征、灭夏，蒙古与高丽、日本、安南、缅甸的关系。在后一部分的叙事中，《元朝名臣事略》与《元文类》所录《经世大典》（可能是《经世大典》部分内容的抄本）是陈桱征引最多的两部文献。在个别地方，《通鉴续编》还参考了《大元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兀良氏先庙碑铭》《五朝实录》《金史》《宋史》的相关记载。
关于《通鉴续编》蒙元内政的史源。《通鉴续编》所记前四汗时期的蒙元内政，绝大部分的材料来自《元朝名臣事略》，在其后蒙元内政的叙事中，亦以《元朝名臣事略》为主要参考文献，旁及《五朝实录》、元代诏赦、《东平王世家》、《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大元至元辨伪录随函序》、《圣旨焚毁诸路伪道藏经之碑》、《帝师发思八行状》、《宋史》等材料。
以上三章主要就《通鉴续编》蒙元历史叙事中史源明晰者进行考索，需要说明的是：（1）有些内容如拖雷监国时期的蒙金战争，延续了成吉思汗时期蒙金战争的基本态势，实为成吉思汗时期蒙金战争之余绪，故置于成吉思汗时期考察史源；（2）蒙金战争期间蒙宋在山东一带的军事摩擦，以及蒙宋联合灭金史事，在蒙金战争部分已考察史源，故不在蒙宋战争部分作重复辨析；（3）蒙古对西南夷一带的征伐，旨在为灭宋扫清外围障碍，故放在蒙宋战争一章勾考史源。
通过以上三章的史源考索，不难发现：（1）在尊宋为正统的史学理念下，宋人立场的《宋史》《宋季三朝政要》等史书，是陈桱叙述蒙宋战争时的首选，也是利用最多的文献，从而导致《通鉴续编》中的蒙宋战争带有浓厚的宋朝中心观的色彩。对史料的类似处理，亦见于蒙金战争部分，在采择史料时，陈桱最青睐的是《金史》，而非立足于元人视角的《元朝名臣事略》等书。（2）在蒙古其他征伐与蒙元内政的叙事中，陈桱最经常参考的是《元朝名臣事略》与《元文类》所录《经世大典》（可能是《经世大典》部分内容的抄本）等书，这些文献迄今仍是研究元史的基本史料，它们与《宋史》《宋季三朝政要》《金史》等书，在陈桱撰修《通鉴续编》的元末皆流传较广，可以说，利用最为重要且容易得见的史书是《通鉴续编》在收集材料时的一个基本原则。
[1]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9，第256～261页。
[2] 钱茂伟：《元末浙东学人陈桱史学述略》，《宁波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第28页。
[3] 黄时鉴：《〈通鉴续编〉蒙古史料考索》，《文史》第33辑，中华书局，1990，后收入《黄时鉴文集》Ⅰ《大漠孤烟——蒙古史 元史》，中西书局，2011，第135页，本书所引即据此书；钱茂伟：《元末浙东学人陈桱史学述略》，《宁波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第29页。
[4] 贝琼：《故福建儒学副提举王公墓志铭》，《清江贝先生文集》卷三〇，李鸣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第182页。参看郑真《遂初老人传》《故四明遂初老人王先生诔辞》，《荥阳外史集》卷四六、卷五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书馆，1983，第1234册，第283～287、377～379页。
[5] 胡广：《记徐元、张旺、史整》，《胡文穆公文集》卷一九，乾隆十五年刻本。
[6] 杨慎：《王庭珪》，《升庵集》卷四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0册，第383页。
[7] 《宋史》卷三〇《高宗纪》，中华书局，1977，第570页。
[8] 李善强：《关于王庭珪生卒年、别号及其子是否授官的几点考证》，《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249页。
[9] 永瑢等编《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中华书局，1965，第428～429页。
[10] 黄瑜：《宋元通鉴》，《双槐岁钞》卷一，魏连科点校，中华书局，1999，第7页；杨慎：《王庭珪》，《升庵集》卷四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0册，第383页。
[11] 都穆：《都公谭纂》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排印砚云甲乙编本；郎瑛：《陈子桱》，《七修类稿》卷一五，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150页；冯梦龙：《不畏雷》，张万钧主编《古今谭概》卷一〇，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第339页；李绍文：《任诞》，《皇明世说新语》卷六，明万历刻本。
[12] 见《通鉴续编》卷四，“宋太宗皇帝太平兴国四年”小字夹注。
[13] 钱茂伟：《元末浙东学人陈桱史学述略》，《宁波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第29页。
[14] 按，朱熹原话作：“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统。”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〇五，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第2636页。
[15] 张伟：《陈桱史学再探》，《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55页。
[16] 周中孚：《通鉴纲目前编二十五卷》，《郑堂读书记》卷一六，《吴兴丛书》本。
[17] 王鸣盛：《蛾术编》卷一一、五一，商务印书馆，1958，第182、759页。
[18] 程敏政：《宋太祖太宗授受辨》，《篁墩文集》卷一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2册，第194页。
[19] 尹直：《謇斋琐缀录》，《历代小史》本，叶11下。
[20] 邓广铭：《试破宋太祖即位大赦诏书之谜》，《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402页。
[21] 姚大力：《传统中国的族群和国家观念》，《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第45～46页。
[22] 陈耀文：《学林就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96册，齐鲁书社，1997，第820页。
[23] 李献民：《唐御史》，《云斋广录》卷二，中华书局，1997，第9～10页。
[24] 陈世隆：《唐介〈渡淮〉》，《宋诗拾遗》卷一三，清抄本。
[25] 钱大昕：《陈著》，《潜研堂文集》卷一九，陈文和点校，《嘉定钱大昕全集》（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306～307页。
[26] 钱茂伟：《元末浙东学人陈桱史学述略》，《宁波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第27～31页。
[27] 张伟：《陈桱史学再探》，《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52～59页。
[28] 钱茂伟：《浙东史学研究述评》，海洋出版社，2009，第180页。
[29] 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太祖九年十月条，文海出版社，影印扫叶山房刊本。
[30]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八六《元史一》、卷九一《元史六》，方诗铭、周殿杰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1200、1204、1205、1210、1263、1264页。
[31] 汪辉祖：《元史本证》卷四一，中华书局，1984，第459页。
[32]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卷六，王季烈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33] 黄时鉴：《〈通鉴续编〉蒙古史料考索》，《黄时鉴文集》Ⅰ《大漠孤烟——蒙古史 元史》，第133～156页。
[34] 刘迎胜：《陈桱〈通鉴续编〉引文与早期蒙古史料系谱》，《清华元史》第4辑，商务印书馆，2018；张晓慧：《〈通鉴续编〉蒙元纪事史源新探——兼论〈圣武亲征录〉的成书》（待刊）。
[35]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蒙金战争”第五小节。
[36] 杨慎：《王庭珪》，《升庵集》卷四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0册，第383页。
[37] 按，元代又有陈栎（1252～1334），安徽休宁人，字寿翁，号定宇，文集即名《定宇集》，但此处与《通鉴续编》相关的“定宇”，显非陈栎。
[38] 黄瑜：《宋元通鉴》，《双槐岁钞》卷一，第7页。
[39] 黄宗羲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八六，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第2905页。
[40] 黄佐：《官制因革》，《翰林记》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6册，第860页。以下所提翰林职官的品位，皆据此书，故不再注。
[41] 《明太祖实录》卷五四，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第1070～1071页。
[42] 顾起元：《中书左丞一人》，《客座赘语》卷一〇，谭棣华、陈稼禾点校，中华书局，1987，第344页。
[43] 傅维麟：《杨宪传》，《明书》卷一五七，《畿辅丛书》本。
[44] 关于上引《双槐岁钞》所记正七品的“修撰”，很可能是“编修”之误。
[45] 黄佐：《燕饮赓和》，《翰林记》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6册，第921页。
[46] 钱茂伟：《元末浙东学人陈桱史学述略》，《宁波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第31页。
[47] 都穆：《都公谭纂》卷上；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一八《陈桱传》：洪武中，为起居注，坐法死。
[48] 钱茂伟：《浙东史学研究述评》，第179页。
[49] 谈迁：《国榷》卷四，中华书局，1958，第424页。
[50] 王鏊等纂修《（正德）姑苏志》卷三四，《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影印正德刻本。
[51]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七，清抄本。
[52] 孙星衍：《平津馆鉴藏记书籍》卷一，焦桂美、沙莎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37页。
[53] 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傅熹年整理，中华书局，2009，第247页。
[54] 朱学勤：《朱伯修批本四库简明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第209页。
[55] 《宋史》卷四五〇《康震传》，第13261页。
[56] 白晓煌：《韩国古籍两部国宝加冕》，《出版参考》1995年第18期（引用时个别讹字有改动）。
[57] 高儒：《百川书志》卷四，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