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 样本观察篇

引言

如果以1982年9月“稠城镇小百货市场”正式开放为起点，义乌市场的探索实践与发展已经走过42年。在兴商建市40余年的征途中，地处浙江中部曾经资源匮乏、一无所有的义乌从“无中生有”到“无所不有”，不仅创造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奇迹，也使自己成长为折射中国改革走向的标杆性城市。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曾指出：“义乌的发展是过硬的，在有些方面还非常突出；义乌发展的经验十分丰富……义乌发展的经验中既有独到的方面，也有许多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方面。”[1]2006年6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义乌召开座谈会，推动当时已在浙江掀起的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热潮走向纵深。此前的4月30日，浙江省委、省政府联合下发《关于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通知》，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学习推广义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科学发展之路的经验。

纵观改革开放40余年创业史，“义乌发展经验”十分丰富，涵盖方方面面。但什么才是义乌贯穿40余年市场成长史并在新时代彰显意义的主轴与核心？透过错综纷繁的现象看本质，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精彩炫目的奇迹背后，极具个性同时极富共性意义的“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摸索实践过程中，正确把握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尊重市场规律、激活市场活力的“无形之手”与发挥政府作用、适度有效调控的“有形之手”进退自如，交相辉映。

义乌发展的经验首先在市场，在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精髓之一，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他们在市场中的主体性作用。这一点，在义乌小商品市场蚂蚁雄兵般的无数创业者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市场经济的精髓之二，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义乌市场由此崛起。包括义乌和东阳签订水权转让协议，开创全国水权交易的先河，以及义乌率先建立全国首个农村宅基地基准地价体系，有效盘活农村要素资产等，让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无所不在。

在市场造就义乌奇迹的过程中，义乌市委、市政府坚持顺势而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导权，做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但绝不袖手旁观；尊重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但决不放任自流。从发文准生小商品市场，“敢为天下先”地发布“四个允许”政策，提出“兴商建县（市）”战略，到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落下第一槌，以及推进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义乌的一系列举措一以贯之地体现了政府“认准了就干”的政治魄力。另一方面，在事关基础性、战略性、方向性问题上，比如改善投资环境、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监管市场准入、完善信贷体制、实施品牌及国际化策略等领域，义乌市委、市政府始终保持对战略资源的调控能力，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屡屡创新制度。这些做法补市场之“短板”，努力离市场更近，进而引领市场，与市场发展需求融于一体、同频共振。

义乌发展40余年，我们看到的是“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携手共赢最经典的成功实践和理论探索。没有市场的力量与政府的力量相结合，就没有义乌的今天。

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也是中国体制改革探索和创新的前沿，而义乌则是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试验田。从这一视角而言，义乌不仅是浙江的义乌，更是中国的义乌。

40余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其清晰的改革取向就是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间，历经从政府统一调配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艰难探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告，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给出了明确的历史定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来不是放任式市场经济。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列为对未来经济建设五项具体要求中的第一项进行阐述，并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则进一步明确论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逐步实现了从政府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但市场经济并不是放弃政府作为，相反，“强政府”是中国特色之一，也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其关键在于如何“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难发现，直至今天，违背市场规律、政府行为错位与缺位等现象仍普遍存在。因此，能否正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决定改革的成败乃至国家经济的兴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下，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力的辩证关系及其实践和探索，无疑是一个极具改革史意义和新时代意义的重大命题，承载着难以替代的中国价值。

浙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最彻底、最成功的省份之一，义乌则是浙江乃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萌生、发育并走向成熟的最经典的区域样本。义乌样本的价值不仅仅是创立了全球“最大的市场”，更是清晰确立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之间互动双赢的辩证关系。假如只是立足于“最大的市场”这一经济结果，义乌现象仍然是个案化的难以复制的一场惊艳，但如果从中汲取出政府与市场辩证关系的改革实践及理论的精髓，那么40余年来的“义乌发展经验”便具有了更为广泛深刻的可学习借鉴的共性价值。

依循这样的坐标、维度，后顾与前瞻，我们有必要对义乌样本做出如下两点基本判断：

首先，要立意高远，跳出义乌、跳出小商品市场的狭小半径，从中国及中国式市场经济宏观体系构建的视角，来看待和研究义乌现象。商品交易市场的蓬勃兴起，是改革开放尤其是前20年所绘就的一道极富中国经济特色的亮丽风景线，而义乌小商品市场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奇迹。但学习“义乌发展经验”，并不是简单机械地模仿克隆，更非企图再造一个义乌市场。事实上，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中国商品交易市场融合创新发展报告》显示，2012年全国年交易额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增至5194个，达历史高点；2021年已持续下滑到3753个，相对于高点整体降幅为27.74％。同一时期同一口径的市场交易额，也从过去几十年的两位数增速猛然降至平均2.51％的低速增长区间。因此，“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不在于市场的外在表现，而在于其背后政府角色的准确定位、行为边界的清晰把握及其一以贯之的战略定力。

其次，要长期追踪研究义乌现象，在更长的历史阶段去探寻和总结“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所引发的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博弈和激辩已延续百年，迄今仍是经济学范畴的尚无定论的世界命题。中国改革是从政府主导型向“政府＋市场”双循环渐进演变的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虽然中国国情与欧美国家有显著不同，但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彼此交融、相互作用的规律性探索之共性仍大于差异。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就是世界的。义乌的改革实践已走过40余年的历程，在“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的探索领域卓有成效，并给出了诸多启示，然而实践丰满的同时，理论的提升仍显欠缺。只有在足够长的发展时间轴和周期起伏中，我们才有可能得出更为本质的规律性认知。因此，对义乌在“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方面的实践和理论的研究总结有必要长久地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