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海内外主要藏图机构及藏图概况

清代京杭大运河舆图是本书赖以展开论述的最基础材料，在展开研究和论述之前，必须有数量丰富且学术价值较高的地图材料作为保证。可以说，对于海内外藏图机构及藏图基本信息的整理、调查是展开研究的必备前提，只有尽可能充分地掌握藏图状况和图幅基本信息，才能展开较为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清代运河文献较为丰富，同时留存下来数量丰富且学术价值较高的运河图。目前，这些运河图散存在海内外各大藏图机构，下面就以主要藏图机构及整理出版的图录、图目等为线索，就清代运河图现存状况略作叙述。

一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图

1909年，京师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前身）筹建时，清政府即决定将内阁大库珍藏的百余种明清绘本地图拨交京师图书馆庋藏。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与北海图书馆合并时，特设了舆图部（北平解放前夕改设舆图组），在舆图部主任王庸先生主持下，进行地图的搜集、加工、存贮、阅览和研究咨询的工作。经过多方搜集征购，至1933年年底地图收藏已初具规模。在此基础上，王庸等人于20世纪30年代先后整理出版了《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1]《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2]和《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续编》[3]三本舆图目录，共汇集地图4000余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又陆续有不少珍贵地图入藏，截至1991年年底，馆藏各类古旧地图共计6000余种，在国内各图书馆中首屈一指。[4]

1997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舆图组重新整理出版了《舆图要录》一书，共披露了6827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的信息。经过整理汇总，舆图组的藏图中有100余幅清代大运河地图，藏图基本信息见本书附录所整理的图目表。可以说，中国国家图书馆是目前馆藏运河图数量最多且质量极高的馆藏机构。

2007年上半年，笔者有幸参与了国家图书馆舆图组对馆藏舆图的重新整理编目工作。借此机缘，笔者得以细致查看了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00余幅运河图，并重新鉴定了部分运河图的成图年代等，对于目前所进行的运河图研究大有裨益。

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图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大量的明清宫廷档案，其中有一部分珍贵的舆图。一档馆的前身为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在1936年曾整理出版了《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对清朝宫廷藏图做了简要介绍。一档馆的地图直接上承于清朝内廷，因此需要说明清朝的舆图保存与管理制度等[5]，才能更明了一档馆藏图的价值。

清代有专门收集和管理皇朝舆图的机构，即舆图房。康熙帝在宫内设画图处，又称舆图处，此时为一临时机构。后来随着进呈舆图的增多，设立舆图房，在康熙时期由内务府大臣直接管理，至雍正初年，归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管理。《清宫史续编》卷九十七载“舆图房掌图版之属，凡中外臣工绘进呈览后，藏贮其中”；又据《十朝诗乘》载“宫中有舆图房，藏疆吏所进山川、疆野各图，旁及边荒要塞，凡万余种”。

康熙、雍正时期舆图的管理排放以时序登记，后来因为呈进舆图的增多，不便于检阅，所以，乾隆二十五年（1760）谕令阿里衮、裘曰修、王际华等人赴造办处，分门别类编制舆图目录。经过近一年整理编目，舆图房所存684种舆图，全部整理完毕，其中重要的、绘画完备的图，共418件，分为13类，编为《萝图荟萃》一册。其后，乾隆六十年（1795），将乾隆二十六年以后舆图房新存的重要舆图，编为《萝图荟萃续》。此后，舆图房即以《萝图荟萃》及其续编为基本账目，每五年将收贮各类舆图按旧管、新收、开除、实存细数汇总分析，造具清册二册。因此，清宫廷舆图房的舆图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这批舆图一直保存在清宫中，直到1924年溥仪被赶出皇宫为止。1925年成立故宫博物院，宫中舆图及档案交由博物院图书馆下的文献馆管理，文献馆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前身。因此，这批珍贵的舆图现在保管在一档馆中。上文提到的《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即为文献馆在20世纪30年代整理清代舆图基础上所编，也是在《萝图荟萃》及其续编基础上增减而成的。

依据《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整理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大运河图，共计28幅（册）。具体地图信息可以参阅本书附录中整理的图目表。另外，在其后将会涉及，即运河图有一部分是随折附奏的产物，一说一图，一一对应。在一档馆的地图保管上，将奏议与地图分开，给研究增大了难度。

三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图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古籍数量丰富，其中有相当数量属于绘制精美、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古地图。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古籍及古地图有多个来源，据《舆图指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国古地图叙录》指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古籍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日本“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所创办的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该研究所是日本利用庚子赔款于1927年所创设，在短短几年间就收集了20余万册古籍，其中“颇多稀见珍贵又具有学术资料价值的品种，书品亦佳”[6]。根据1938年该所编印的《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目录》，从1936年10月末开始，该馆共收藏中文舆图90种，其中清代绘本地图18种[7]，其后亦有零星古地图入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图的另一个来源是成立于1936年7月的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在1938年曾购入部分古地图。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文科学研究所和近代科学图书馆的藏书归属“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1949年，部分精品被运往台湾。根据1948年编制的《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目录》来看，当时共收藏各类地图近300种，其中明清绘本地图共80种，有相当部分不见于今日馆藏，有可能已转运至台湾。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后，陆续接管了上述史籍及古地图，构成了今天馆藏古地图的大部分。[8]

2012年，孙靖国对馆藏中文舆图进行了查阅和整理，并对其中部分明、清绘本古地图，包括若干有价值的民国初年舆图及刻本地图进行了鉴定和研究，披露了各类古地图共计81种。经查阅图录，其中共包括4幅（册）清代运河图。笔者在2008年上半年亦曾查阅该馆藏清代运河图，其中有一幅地图《山东运河图》未见于2012年出版的图录中，所以馆藏运河图共计5幅。

四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

20世纪因为国运飘零，北平故宫博物院部分文物南迁，后来其中部分文物辗转运至台湾，所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也珍藏了一部分珍贵舆图。对于这部分台北故宫藏图，李孝聪借入台讲学的机会，做了初步的调查研究，并在2007年发表了《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清代舆图的初步整理与认识》[9]一文，对于笔者了解台北藏图的辗转及保存状况尤为重要。

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有上千件绘制精美的传统舆图，就绘制年代而言，大部分属于明、清时期的作品。在绘制风格和绘制技法上，以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法为主。因为这批地图大多为清宫廷旧藏，所以在地图绘制、构图、设色等方面均十分精致、讲究。这些地图除了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外，兼具一定的艺术价值。上文所述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上千件”舆图，并不包括若干幅合并一件者或一本地图册页中附带多幅者，同时也不包括附在清宫档案奏折中的地图附件。就地图种类而言，包含了天文、舆地、江海、河道、武功、巡幸、名胜、瑞应、纳贡、盐务、寺庙、山陵、风水及行政区的总舆图。[10]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运河图来源较为复杂，其中有部分运河图来自国立北平图书馆。1935年，华北局势危急，北平图书馆奉命挑选库藏珍本、敦煌写经、明清古地图、金石拓片及重要典籍，运往上海租界及南京存放。至1949年国共内战后期，这部分文物转运至台湾。关于北平图书馆藏图运往台湾的史实，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中亦有述及，“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防不测，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和逐年购得的特藏地图随大批文物运往南京。其后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时，将300余种计8大箱舆图运至台湾，存于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1]。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为民国政府的国立图书馆，1933年创建于南京，国共内战后期迁至台北，于1996年在台北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在1985年出版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中著录有五幅清代运河图，在各图后标注“北平”字样，说明其来源自北平图书馆。后于1985年，运河图连同北平图书馆善本图籍被台湾“教育部门”拨交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典藏，因为来源特殊，以“平图”进行编号，并著录图幅入藏来源为北平图书馆。这五幅运河图包括《黄运河工程图》《江南省运河各厅属河道闸坝工程情形图》《江南运河堤埽坝工程总图》《运捕二厅光绪三十四年抢险工程报销图》《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具体图幅信息见本书附录中运河图目）。

此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网站检索，有新购入运河图，如1999年购入的《清京杭运河图卷》。在《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一书中展示了《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和《清京杭运河图卷》的图像。另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军机处录副奏折及其附图，其中亦有珍贵的运河图，这是河臣与皇帝沟通河渠治理、水道变化等的第一手图像史料，具有极高史料价值。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编《水到渠成：院藏清代河工档案舆图特展》一书中，多有披露。

五 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图

台北“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为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为民国政府的国立图书馆，1933年创建于南京，国共内战后期迁至台北，于1996年在台北更名为“国家图书馆”。

在1985年出版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中著录有多幅（册）运河图，上揭已提到，其中来自北平图书馆的珍藏（包括五幅运河图）已于1985年转交至台北故宫博物院庋藏。根据《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整理，未转交而属于自有馆藏的运河图有三幅，分别为《南河黄运湖河蓄泄机宜图说》《江苏至北京运河全图》及《山东通省运河泉源水利全图》。目前，这三幅运河图已经数字化并在网络上公开地图图幅，便于学者展开专题研究。其中《南河黄运湖河蓄泄机宜图说》为清宫旧藏，嘉庆皇帝曾阅览并钤有朱文方印，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是了解乾隆中后期河渠治理状况的珍贵图像史料。

六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

美国国会图书馆是海外重要的藏图机构，馆藏有大量精美的中国古地图。李孝聪曾进行调查整理，并于2004年整理出版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一书。据研究，“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传统舆图的收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中文书籍入藏的伴随物，而且这些中文图书的获得，往往又与19世纪以来，某些人物在中国的活动分不开”。

1869年，同治皇帝赠送10种共计933卷明清刻本书籍，入藏美国国会图书馆。1879年，美国特使顾盛（Caleb Cushing）赠送237种中文、满文图书，共计2547卷。这两批图书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图籍的基础，其中可能包括少量中文古地图。其后的1913年至1949年间，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典籍的快速发展时期。施永格（William Tennyson Swingle）是美国农业部的植物学家，1913年至1937年间曾数次来华，在此期间，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收集一万册左右的中文和日文书籍。中文古地图入藏的最大推动者为之后的恒慕义（Arthur W. Hummel），其曾长期在中国生活，并热衷于收集中国古钱币和古地图，返回美国后，1928年被正式任命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即后来的东方部主任，直至1954年退休。在其任职期间，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中文典籍从1928年的大约10万卷增长到1954年的291000卷。1930年和1934年，美国国会图书馆还两次较大数量购进中文古地图。1962年，恒慕义又将自己珍藏的部分彩绘本地图捐赠给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前，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近200幅1900年以前编绘的中文舆图，几乎70%来自恒慕义的购置或捐赠。[12]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一书中已经对馆藏运河图进行了著录，目前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已经实现数字化并能在网络上公开查阅，便于研究者进一步展开更为翔实深入的研究。根据调查整理，美国国会图书馆共藏有9幅各类清代运河图，这其中不乏精品之作，是下文展开研究必须倚重的材料。

七 欧洲各处藏图

至于欧洲藏图，则需要参阅李孝聪于1996年整理出版的《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该书分别介绍了欧洲各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收藏的中文古地图，其中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伦敦英国图书馆东方部、英国博物馆及英国皇家地理协会藏有共计8幅（册）运河图。

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e）地图部和东方写本部，共计收藏40余幅中国明清时期的绘本和刻本地图，其中有3幅成图于康熙、乾隆年间的彩绘本运河图（《黄、运全图》《江苏南河图》及《黄、运河交汇图》），较为珍贵。英国皇家地理协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和亚洲协会（Royal Asiatic Society）共收藏近百幅中国地图，包括东南沿海各省、云南、贵州、四川、蒙古、西藏、新疆等省区的海防图、河道图、政区图等。其中很大一批彩绘本地图是1838年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在广州、澳门、舟山和上海等地传教行医时所搜集，1858年返回英国时捐赠给英国皇家地理协会。[13]这其中包括3幅分别为乾隆、嘉庆、道光朝的《江苏南河图》，为绢本彩绘或纸本彩绘。

以上可谓主要藏图机构，其他机构藏图皆属零星。比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运河图》、美国佛利尓美术馆藏《运河全图》、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运河全图》、浙江省博物馆藏《京杭道里图》以及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藏光绪《清代京杭运河全图》等。

另外，曹婉如、郑锡煌、黄盛璋等诸位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相继出版了《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和《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两部图录论集，收录了较为珍贵、具有研究价值的各类地图，其中不乏精美的运河图。其他一些国内藏图机构也陆续出版了一些图籍，比如1995年出版了《中国古地图精选》[14]和《中华古地图集珍》[15]；中国测绘科学研究所出版的《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16]，披露了国内一些收藏单位的藏图，也值得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