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引子：陌生的中国古地图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天国将士与清军鏖战正酣。此时，英国驻南京副总领事富礼赐（Fonert）到访天王府。在通往天王府内城金龙城的正门圣天门内驻足停留时，富礼赐看到圣天门内墙壁上绘制有一幅中国地图《太平天国万岁全图》，并在其著作《天京游记》中留下了一段非常值得寻味的有趣话语：

圣天门之右有小屋，内有桌椅，驻有天军。……我们再不能进去，只好坐下休息。于此，我们看见一幅《太平天国万岁全图》。这真是一张极奇异可笑的图籍。中有大方地，四周是洋海，地即中国；中又有四方地，围有四墙，是为天京。香港没有存在；日本只是一小点，北京也没有存在，在西北方有两小岛名为英吉利及法兰西。其他欧洲诸国大概都为天条所屈服了，而全个亚细亚洲——中国除外——大概已被龙吞去了。[1]

富礼赐认为这是一幅“极奇异可笑的图籍”，从其留下的关于地图内容的描述来看，富礼赐是以西方人的视角观察这幅地图的，是受到已有的近代西方测绘地图知识和西方文化所影响的。比如，作为西方人，富礼赐在观察地图时，关注其祖国英国，关注邻国法国以及当时已经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而其他一些关于地图表现方式的描述，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绘制地图时常常使用的一些技法。在其已有观念和知识的影响下，富礼赐面对迥异于近代西方测绘地图的中国传统舆图，自然会感到新奇诧异而留下这段文字。

在西方人眼中“极奇异可笑”的《太平天国万岁全图》，在当时人看来是再平常不过的。清朝人陈庆甲所撰写的《金陵纪事诗》中有一首诗，提到圣天门内的舆图。诗云：

皇天门接圣天门，殿号真神体势尊。几幅舆图嵌四壁，鸣钟伐鼓闹黄昏。

注说：头门为皇天门，门内伪殿为真神殿，殿后为圣天门。四壁嵌砖镌地理图，旁列龙凤钟鼓。[2]

清朝人陈庆甲在诗中仅说“几幅舆图嵌四壁”，并未对地图发出什么感慨或者具体描述。因为在当时人看来，这就是一幅普通地图而已。同时，考虑到这幅地图位置特殊，位于天王府圣天门内，应该不会是随意之作，而是匠人精心制作，是可以体现当时的地图绘制技法和地理观念的作品。从面对同一幅地图的迥异表现来看，清朝人所持有的地图观念和所普遍接受的地图绘制方式，是与近代西方地图知识有差异的。

当代研治太平天国史的著名专家罗尔纲先生对于这幅地图的理解和评价也非常有意思。

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这是一幅显示中国为泱泱大国藐视英、法侵略者的示意图。……而侵略分子却来肆行谩骂，不过显露出他侵略中国的狂妄意图罢了。[3]

太平天国这一张《太平天国万岁全图》，受了当时对世界地理的知识与绘画地图的技术限制当然是有缺陷的。……这一张地图，贯彻着太平天国的鲜明的反封建反侵略的立场，当时就不免被侵略分子讥笑为“极奇异可笑的图籍”了。[4]

罗尔纲对于该图的解读过于浮泛，过于政治化，掺杂了部分的民族感情，受到研究者所处历史时代的影响和限制。并且就现代人看来，富礼赐所描述的这幅地图，也是不太符合常规的。比如，域外很少绘入图中，日本只是一小点，地图绘制严重不成比例；中国被绘制成方形等。这或许也是罗尔纲的观感和困惑。其实，纯粹根据现代地理观念和现代地图制作的经验，是很难真正理解中国古地图的。

综合来看，运用中国传统技法绘制的一幅中国古地图，在清朝人眼中是非常普通的，而在西方人和现代人眼中，或是被认为“极奇异可笑”，或是被认为洋溢着“反封建反侵略的立场”。这种迥异的观感，应该归因于中外、古今的文化背景和知识体系的差异，尤其是观察者的地理知识和地图观念的差异。

总之，传统绘制技法下产生的中国古地图，是与中国古代地理知识、空间观念、皇权思想以及传统绘画艺术等密切相关的，脱离开当时的经济社会状况和文化思想背景，是无法真正理解和认识中国古地图的。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下认识和研究古地图，同时利用古地图这一符号化、形象化的文化载体来认识和研究相关史实。

中国古地图历史悠久，类型丰富，早在中国先秦时期的典籍中就有关于地图的文字记载。据《管子·地图》记载：“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径川、陵陆、阜丘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了七块松木板上绘制的地图，据考证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实物地图，地图反映了战国时期秦国所属行政区划及水系、林木分布和地貌类型，制图年代判定为公元前4世纪前后的秦惠文王年间。[5]

目前，明代之前制作的古地图已经留存不多。当前能够看到的地图，大多数是明清时期绘制的。明清时期绘制的舆图，类型丰富。清朝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是专门收集和管理舆图的皇家机构。乾隆二十五年（1760），曾对舆图房档案进行整理和编目，编成《萝图荟萃》，其中的古地图分类原则和方法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意义，从中可以了解古地图所涵盖的基本类型。《萝图荟萃》将舆图分为十三种类型，分别为：一、天文；二、舆地（包括总图与区域图）；三、江海（包括海防图和营汛图）；四、河道（包括黄河图、运河图、长江图、海塘图等）；五、武功（清军围攻守阵的图幅）；六、巡幸（皇帝谒陵、出巡时经临之地及驻跸之所的图幅）；七、名胜；八、瑞应（反映农业丰收等的祥瑞之图）；九、效贡（域外使臣入贡礼品的图式）；十、盐务；十一、寺庙；十二、山陵（帝王陵寝及陵寝规制图幅）；十三、风水。[6]

京杭大运河舆图就属于“河道”图的一种。大运河舆图虽然仅仅是古代舆图这棵大树上的一个枝杈，但是作为反映运河治理状况的专题图，是形象化记录历史状况的极为珍贵的图像史料。

京杭大运河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直至今日，大运河的一些河段依旧通航，造福一方。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文化意蕴、经济作用等被广泛认可，并于2014年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京杭大运河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亦在被不断挖掘。研究京杭大运河，一方面可以借助传统文献记载，另一方面可以借助目前较少受到关注的古地图。与文献记载相比，古地图更加直观、更加生动，透过形象化、符号化的图像，可以传达非常丰富的历史信息；同时还可以与文献对照，遵循“左图右史”的著书传统，图文互证。

清代在京杭大运河的治理上，兴工频繁且成效显著。目前，除留存下大量运河文献外，还在海内外各大图书馆、藏图机构等处散存有大量绘制精美的单幅运河图。这些运河图形象直观地表现了历史时期的水利兴修和沿河自然状况等内容，据其可以印证文献记载、补文献记载之缺、纠文献记载之谬。在研究清代京杭大运河治理和中国传统舆图发展等领域，运河图都是不可多得的图像史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