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试律取士的背景和评判标准

清顺治三年，朝廷开科取士。对于一个政权而言，科举除了选拔人才，借以宣示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之外，同时也是笼络汉族士子最有效的途径。作为一个异族统治的政权，清廷早已意识到，不可能征服有着悠久历史的儒家文化。但是对于代表这种文化的士子，却可用怀柔政策逐渐渗透，继而瓦解其对清政府的仇视和自身的文化优越感。士子对政权的臣服只需要两个条件：首先，祭孔庙、拜孔子，表示消除隔阂，同是儒家后人。其次达到一定的生活标准，满足一定的生活欲望。如果既能混得温饱，还能在一间斗室中闭门吟咏，拥有一些读书人的诗书情调，那么皇座上头戴龙冠、身穿龙袍的或甲或乙，姓甚名谁都无关紧要。

圣祖在位六十一年间，虽外讨内绥，兵威甚盛。然亦知汉族之不可以武治也，乃用儒术以束缚之。计其政策有六，一崇祀孔子，亲往释奠，并饬国子监讲求程朱性理之学，以风示汉民。一举博学鸿词科，以网罗明季遗民及奇才杰士。一开馆编《会典》《字典》《明史》《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书，俾士人奉为准则。一巡游江南，召试名士，借以觇察民心。一开千岁宴，诏天下不论满汉宫民，凡年过六十五者，皆得与宴赋诗，以示满汉一体。一釆鄂尔泰奏议，取士复用八股，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时八股之废且数年矣，满大学士鄂尔泰奏请复之。有“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用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述莫善于此”等语。自是以后，汉族始安，帝业始固。[14]

所以，在清人还没有坐稳江山时，科举制度就像一个临时救场的小演员，没有任何舞台排练经验，只听得鼓声一催，立刻粉墨登场。

缺乏对明政权覆灭的反思，更无视八股取士的弊端，清代科举考试一出场就带着局促和慌乱的味道。八股取士只从《四书》《五经》内出题，士子易于考前拟题，夹带关节，各种作弊手段防不胜防。顺治江南丁酉科场案，士子集体关节舞弊。消息传来，京城震惊，无奈以“春雨诗五十韵”为题重新考试。此科黜落举人三十余名，波及官员二十余人。所以，从顺治开始，对科举的改革便蓄势待发。《清史稿·选举志》载：“（顺治）二年，颁科场条例。给事中龚鼎孳疏言：‘故明旧制，首场试时文七篇，二场论、表各一篇，判五条，三场策五道。应如各科臣请，减时文二篇，于论、表、判外增诗，去策改奏疏。’帝不允，命仍旧例。”[15]这时，围绕试律取士的辩论遂拉开帷幕。若从龚鼎孳所请，从顺治初年开始，试律便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科举的制度体系中。八股取士不利抡才，即便清廷已然有此共识，然而正值清初，大权尚未稳定，为避免士子不满，不能贸然取消八股。康熙对试律取士情有独钟，在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考试中就以《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为题。从此，坊间掀起了刊刻唐试律选本的浪潮。受其影响，乾隆元年的博学鸿词科同样采用了《山鸡舞镜，得山字》七言八韵来考察士子。埋首于八股几百年的文人们几乎不知试律为何物，如今才如梦初醒。康熙五十四年，皇帝更是提出去除八股的建议。“二十七日甲子，上曰：‘五经中式甚属无益，十七八岁之幼稚皆能之。不过写字快，以多为能，非其所学真优也。至于表、判，诸士子皆是平日读熟现成文字，进场之后一惟抄写，并不用做。此或易之以为诗，可乎？这数事尔等公同议之。’”[16]康熙明确指出现行考试制度不利于人才选拔，提议试律取士。虽然这一提议最终没有付诸实行，但却向天下昭示了朝廷改革科举的决心和举措，有力撞击了士子的内心世界。试律取士，势在必行，只是早晚而已。

乾隆皇帝雅爱诗章，所留诗作数量之多，为诗史之最。但从本质上讲，他只是一个精明果断的君主，而非浪漫飘逸的诗人。其治国之策，处事原则都是以世道人心、社稷稳固为根本。从圣贤之道出发，他同样不看好八股取士。乾隆五年钦颁太学《训饬士子文》曰：“士子所为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尝有志于圣贤之道。不知国家以经义取士，使多士由圣贤之言，体圣贤之心，正欲使之为圣贤之徒，而岂沾沾焉文艺之末哉？”[17]治国与兴趣，孰重孰轻，不言自明。作为异族政权，得到士子的支持至关重要。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奏，痛陈取士之弊：“今之时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百余，少者不过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其不足以得人者四。”[18]据其分析，八股取士无益于实学，不切实用。因题目出处有限，且固定在《四书》《五经》中，所以容易和表、判一起被士子考前押题、模拟抄袭。如此这般，不能达到国家抡才之目的。此说鞭辟入里，但因并未指出解决方法，乾隆皇帝并不买账。回复他：“且夫时艺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若今之抄袭腐烂，乃是积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亦过乎！”[19]乾隆皇帝对八股取士之弊心知肚明，只是需要一个科举改革的契机。

乾隆中期，清朝统治达到全盛。时过境迁，汉人也早已习惯剃发易服。清廷朝政中心由夺天下变成治天下，改革科举一触即发。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会试，下旨易表判为试律。

谕：前经降旨，乡试第二场止试以经文四篇，而会试则加试表文一道，良以士子名列贤书，将备明廷制作之选，声韵对偶，自宜留心研究也。今思表文篇幅稍长，难以责之风檐寸晷，而其中一定字面，或偶有错落，辄干贴例，未免仍费点检。且时事谢贺，每科所拟不过数题，而淹雅之士尚多出于夙构，而倩代、强记以图侥幸者更无论矣，究非核实拔真之道。嗣后，会试第二场表文可易以五言八韵唐律一首。夫诗虽易学而难工，然宋之司马光尚自谓不能四六，故有能赋诗而不能作表之人，断无表文华赡可观而转不能成五字试帖者。况篇什既简，司试事者得从容校阅，其工拙尤为易见。其即以本年丁丑科会试为始，现在各省会试举子，将已陆续抵京，该部即通行晓谕知之。[20]

三年后又下旨从上到下，不论会试、乡试乃至学政考试等，大小考试均增加五言八韵诗一首。“礼部议准，安徽学政刘星炜奏称，岁科两试童生，请兼试五言六韵排律一首，诗文并优者，列在前茅，或文可入彀，而诗欠谐叶者，量为节取，并饬学官月课，一体限韵课诗。从之。”[21]由于皇帝的强力推行，短短五年，试律以绝对优势在科场中夺得一席，成为士子进入仕途的必经之路。

毫无疑问，八股文是规范化写作。对它的写作技巧，士子已经耳濡目染了几百年，几乎可谈得上驾轻就熟。相比八股，试律似乎距离自己太遥远。以试律取士对于不精此道的他们来说如堕云雾。

试律与别体诗的写作标准并不完全吻合。就创作目的而言，别体诗是为了娱宾遣兴、抒情写意，而试律则是为进献之资。[22]从传统鉴赏角度上看一首绝妙的别体诗，却未必是合格的试律。叶葆评刘纶的《山空气相合》曰：“能摹难写之景，方成好句，能作难写之题，方称好诗。若‘风花雪月’一字题，不过四时俗景，又不足觇人才思，见人笔意矣。”[23]所谓好诗，即是写难写的题目，足以显示自己的才华，达到助己飞升的目的。商衍鎏曾提到“究之试律，以其限于科场，不能如别体诗之直抒己见，议论宏远，褒贬尽情，讽刺任意。揆之兴、观、群、怨之旨，风、雅、比、兴之义，多有未合。是又一体，难以苛求”。[24]中国诗学理论是在儒家诗论基础上形成，但它们比之试律而言，却“多有未合”。试律感情表达从内容到强度都有更加细化的限定，本书将列专章分析。除此之外，试律的写作标准自成一体，不能按照传统诗学的观点生搬硬套，具体包括艺术标准和政治标准两类。

艺术标准，要而言之无非四项，曰审题准确、押韵稳惬、层次清楚、文辞雅驯。

因题而作，是试律最重要的文体特征，试律的构思布局都要在题目的统摄之下。王锡侯在《唐诗试帖课蒙详解·论作诗法》中引黄思斋语曰：“应试诗题，非举帖时事，则援用古典，或摘取前人诗赋中名句，或兼用及时景物，如时事，则朝贺祝诞、郊庙祥瑞、凯捷等类。”[25]题目内容可以有咏古、时事、写景、咏物等，最多的是从经史子集中摘古人成语。会试和顺天府乡试试题由皇帝钦命，其他由考官命题。还有一些题目则无章法可言，完全由于一时兴起，比如“灯右观书”“南坍北涨”等题。商衍鎏记载：“若‘灯右观书’，则因高宗于观书之际，宫监适将灯置于其右而碍目光，翌日以此命题试士，则等于游戏，而不足以为训矣。”[26]原来皇帝看书时，偶然发现灯放在右边，便以此为题，和当科士子开了一个玩笑。然而作为选拔考试，越是难题越展示才华。叶葆评无名氏的《灯右观书》曰：“人多舍难就易，此独因难见巧。名句叠出，乃令人一读一击节。为题有右字，便想到左图右书，想到右史记言，想到座右有铭。惟有精思，乃成名句。艰于构思，纵有敷佐，亦搜寻不到。”[27]此种无理之题，最难把握，但也更能考察士子的思维水平和写作能力。一个“右”字敷衍开来，可见巧于构思。通过士子对题目的准确理解来考察其学殖阅历和对诗歌整体的布局掌控。李因培评韩浚的《清明日赐百僚新火》“应怜萤聚夜，瞻望及东邻”曰：“不切清明时候。”[28]审题必须稳惬，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但必须契合题面。清明天气尚未转暖，还无萤火虫，写“萤聚”就属于不切题。题目每一个字都不能抛荒，必要字字点清、面面俱到，否则为漏。例如《天骥呈材》只讲“天骥”，不讲“呈材”，则为“漏”。纪昀评《赋得鸦背夕阳多》曰：“此诗亦只以点缀刻画还之，然‘背’字未能写到，终是一病，汝诵之不觉，吾自知之也。”[29]试律写作尤重起句，必须在前四句将题目清出，位置妥帖自然。叶葆评纪昀的《花缺露春山》曰：“诗有炼句必响，琢对甚工，而读之毫无余味者，只坐在相题不真，下笔失分寸耳。”[30]“炼句必响，琢对甚工”为别体诗艺术标准，但于试律而言，若审题不工，则无余味，不能算创作合格。

押韵是写作试律关键的一步，要求稳惬自然。“作诗用韵，犹作室之立柱，一柱不坚则害一室，一韵不稳则害全章。”[31]几乎把用韵作为试律写作第一要务。清科举极为重视押韵，若一字不稳，必被黜落。地方学政专门准备了足量韵本，以备士子取用。唐试律以六韵为主，间或有四韵、八韵，甚至二韵，如祖咏的《终南积雪》只有两韵四句。作为最重规范的试律而言，此诗如此“桀骜不驯”，不足为法，所以《文苑英华》并未收录。毛奇龄评潘炎的《玉壶冰》曰：“试帖限六韵，偶有八韵者。一是主司所限如《玄元皇帝应见帖》，举子皆八韵，则官限者也。一是举子自增，如此诗八韵，王季友诗仍六韵。《迎春东郊帖》，张濯八韵，王绰仍六韵，则举子自增者也。”[32]唐代限韵较为灵活，清代除童试六韵外都是八韵。韵字可以是题目中的字，也可以是题外字。唐、清两代比较流行的押韵方式是押题“中”字。是否押题外字，则由主司定夺。“乾隆辛亥大考翰詹以‘眼镜’得他字命题。圣制诗云‘八旬不用他’，其时应考人员有云：‘重瞳不用他’，有云‘圣明焉用此，臣昧必须他’，皆在前列。至道光年间，亦以此命题，则以圣寿六旬以上，批览奏章，需用花镜故限用‘明’字耳。”[33]此押题外字。唐试律律法宽松，可押仄韵，清只能用平韵。“题字平仄俱见者，固以押平字为常例。然亦可押仄字，如《落日山照耀》题押‘落’字，《洛出书》题或押‘洛’字是也。押仄字诗多于平仄粘连不甚拘执，不可不知。”[34]押仄韵不利于粘对，因此清代多不押仄韵。

试律属于排律，起承转合要求层次清楚、过渡明白，并且各层次之间要求有次第、浓淡、虚实、深浅之别，不能有意义上的重复，避免形式板滞。《试律丛话》引唐诗平语曰：“唐考试多五言排律，此体尤其所加意。今观诸作铺叙次第，绝不凌越犯复，而且虚实相间，无痴肥板重之形，则知专炼字句不顾章法者，非唐人意矣。”[35]试律除起句和结句外，都要求对偶句，称联或比。各联所处的位置功能不同，必须安放自然妥帖。“厥体于起处必将字一一清出，谓之破题。或虚按或明点，或首联分疏则次联浑写，或首联原起则次联分疏。相题繁简以为节制，多不过两联，而止中间实发题蕴。虚实相间，深浅相生，或合或分，随心成矩。要在典切工妙，腴而不肤，炼而不涩，使声振篇中，气流句外。至于结处，概多寄托，又须浑涵。飘渺余味，曲包一代。”[36]试律最重起结两句。起句破题，或明破，或暗破，必须清晰准确，结句点题，照应题目。唐试律法度宽松，可以作者感情作结，清代正格则要求干请或颂圣。中间各联对题目内涵深度挖掘，由浅入深，由虚入实。如黄滔的《明月照高楼》首句破题，颔联承题，其下八句为“深鉴罗纨薄，寒搜户牖清。冰铺梁燕噤，雪覆瓦松倾。卓午收全影，斜悬转半明。佳人当此夕，多少别离情。”蒋鹏翮评：“‘深鉴’‘寒搜’状月之致，‘冰铺’‘雪覆’状月之色，四句以月为主，而实赋‘照楼’，刻画已极。收者，楼收之；转者，楼转之也。二句又以楼为主，而见月照。然全收半转已统举此夕通宵之月，便恰引出多少离情意来，尤觉有水到渠成之妙也。”[37]“明月”和“高楼”是题目中两个描摹对象，作者极力表现明月之高冷凄清，以其为背景，映衬高楼在月色下若明若暗、形影相吊。结句抒情流畅自然，恰如水到渠成了无牵强之感。诗歌全篇构思均在正确审题的基础上进行，起句破题，结句点题，意脉贯通，浑然一体。否则，即便佳句频出，而缺乏对联、句的宏观操控，必然散缓错乱，如屋上架屋。或联、句之间可以互换，或结尾意尽笔枯，勉强为之，都不能称为好诗。

作为科举文学，试律是为选拔士子，充实吏治，以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本就带有功利性。这就意味着它所代表的只能是当权者的立场，反映官方的意识形态，必须按官方的衡文标准完成写作。雍正十年，上谕：“特颁此旨，晓谕考官，所拔之文，务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备，虽尺幅不拘一律，而支蔓浮夸之言，所当屏去。”[38]乾隆十九年，上谕：“场屋制义屡以清真雅正为训，前命方苞选录四书文颁行，皆取典重正大，为时文程式，士子咸当知所宗尚矣。”[39]乾隆二十四年，又谕：“为学政者果能以清真雅正为宗，一切好尚奇诡之徒无从幸售，文章自归醇正。否则，素日趋向分歧，一当大比，为试官者锁闱校拔，不过就文论文，又何从激劝而惩创之？”[40]这些上谕，虽为制义而发，但同为遴选人才，皇帝对试律的想法具有共通点，无非以典重正大之辞，撰清真雅正之文，使之能够起到提振士风、荡涤文风，有助劝惩的社会作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此思想影响下，诗学批评鼓荡起一股尚雅的潮流。“尝以《闻妙香斋试律》一百八十首，付其门人钮松泉殿撰福保逐句注释之，众美兼该，无体不备，而志和音雅，适合应试体裁。”[41]《见星庐馆阁诗话》引姚秋农侍郎言曰：“今之科举，试以五言、其体实兼赋、颂。依题敷绎，惟在意切词明，所谓赋也。言必庄雅，无取佻纤，虽源本《风》《雅》，而闺房情好之词，里巷忧愁之作，不容一字阑入行间。”[42]强调文辞雅驯，内容鼓吹休明、吟咏太平。凡语涉不祥，男女情爱，以及一切负面情绪、怨戚之音皆不允许出现。《冷庐杂识》载：“场屋中用忌讳字，往往被黜。嘉庆丁丑，孔梧乡学博卷已入额，旋因诗中‘圣化’二字见摈，以‘死’亦言‘化’也。嘉善陆孝廉浚，工制艺。道光癸巳春闱，首艺识者决其必售，陆亦自谓文可夺命矣。榜发，竟被放。比阅落卷，则主试已填中式名次，复涂去，以次艺用‘骞崩’二字也。捧卷大哭，目尽肿，寻得病，卒于都中。丙申殿试，何子贞太史卷已列进呈十卷之首，旋以‘大行’二字为阅卷大臣某公指出，改置二甲第八名。”[43]凡皇帝都怕短命，言及死亡，势在必黜。

除了艺术标准外，形式上也要体现政权的绝对权威。这一政治标准甚至可以凌驾于艺术标准之上。即便士子妙笔生花，踏错一步也只能失解西归了。首先是抬写。与皇权有关的一切都要抬写，区别在于抬几格，不抬或者少抬都要处罚。比如形容皇帝恩泽、皇帝钦定书籍、皇帝住所书斋均须抬写。对抬写的位置、字体均有规定，且不得涂改、挖补。如果抬写格式错误也要受到处罚。所以，论者多将抬写列为专门一项，如叶葆的《应试诗法浅说》则列“抬写法”。清后期，抬写规定益发严格，郑锡瀛的《重刻分体试帖法程》将抬写内容全部列出。应抬写字，大略如下：

凡诗赋拟古者须顶格写。拟古之赋，因无抬头颂圣之处，故可顶格写。

诗赋策应抬头者：恭遇天、祖等字抬三格。首一字出格外写，圆丘、方泽、常雩、寝庙之类是也。

皇帝及恩、膏、德、泽等字皆抬二格。朝廷及宫等字皆抬一格。所用宫阙等字不指我朝者不必抬写。

不得以三抬误作双抬，双抬误作单抬。亦不得以双抬误作三抬。

诗策及经解内引用列圣纂定书籍，凡有“钦定”“御案”等字皆用三抬，不得沿袭旧本以致错误。

皇帝颁行书籍有钦定字者皆用双抬，又如“乐善”“味余”等字俱系列圣书室之名。乾隆嘉庆间人，诗赋中引用有作双抬者宜三抬，亦不得沿用。凡颂圣之字不必别求新奇，只以眼前习见必无错误者为妙。抬头字不得误写，不得挖补，不得涂改重写，不得于夹缝中添注。题目及抬头字不得用省俗字，草稿用正字楷书。题字，错者改正；落者，添注不得。错落过多，不得将全题添入夹缝，不得涂改全题，隔行另写。以上诸式犯者岁科试虽有佳文，概行屏斥。[44]

其次为忌讳，主要包括避国讳和圣讳，皇帝的庙号、名字以及孔子的名字都要避讳。若避讳不周，则罚三次不得考试，基本上失去了再度竞争仕途的机会。更有甚者，清末科举，还要避讳主考官和阅卷官的家讳。“光绪时，尚书裕德屡充主试或阅卷，见字句中有犯其家讳者，即起立，肃衣冠行致敬礼，毕，将卷搁置，不复阅矣。故遇裕主试时，有知其家讳者，恒戒所亲勿误触之。”[45]所以，谈苑的《唐诗试体分韵·凡例》也着重强调“场屋宜知避忌，誊写宜知格式。今于末帙中，附载避忌一编”。[46]

综上所述，试律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有重重法度限制。比之带着锁链跳舞，洵不为过。遵守法度，最保险的方式无非鼓吹休明、吟咏太平的程式化写作。因此，内容单薄，感情苍白之弊便如痼疾难除。“人言应制《早朝》等诗，从无佳作。非无佳作也，人自不佳耳。故凡此等诗竟将堂皇冠冕之字，累成善颂善祷之辞，献谀呈媚，岂有佳作。”[47]同样为功利所诱，试律诗学也在清代蓬勃兴起，至今仍留存有丰富的诗学材料。时至今日，试律作为科举文学的功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但这些诗学篇章却在艺术宝库里闪闪发光，它凝结着诗论家们的智慧，也吸引着我们继续深入挖掘，去把握它真正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