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研究的文化视域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文化的定义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而在当代话语中，文化则有多重含义。除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内涵外，文化既可以指戏剧作品，也可以指卡通读物，既可以指服装设计，也可以指酒吧歌曲，文化遍布于生活的各个角落。
文化研究则是一种新的研究文化的方法，1950年以来从传统的英国文学学科中逐渐发展起来。如霍加特曾在20世纪60年代创办了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进行了一系列与传统文学研究迥然不同的文化考察。80年代初期，文化研究逐渐扩散到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美国学者的介入，改写了英国学者的研究思路，并使文化研究朝全球性的方向发展。
如何定义文化研究，这一直是研究者们争相讨论的话题。柯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认为界定文化研究十分艰难，几乎不可能实现。
在任何精确地程度上界定文化研究都是极其困难的。给文化研究画一条清晰的线索或说我们从一个侧面发现文化研究的适当领域是不可能的，指出足以标志文化研究之特征的整齐划一的理论或方法也是不可能的。由来自文学批评、社会学、历史、媒介研究等的观念、方法和关系组成的地地道道的大杂烩，都在文化研究的方便的标签下杂糅在一起。[6]
格罗斯伯格（L.Grossberg）等人编选的论文集《文化研究》导言中声称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包括以下方面：
文化研究自身的历史、性别问题、民族性与民族认同问题、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种族问题、大众文化问题、身份政治学、美学政治学、文化机构、文化政策、学科政治学、话语与文本性、重读历史、后现代时期的全球文化等。[7]
格罗斯伯格还指出传统的界定学科的方式并不适用于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只能部分地通过此类研究旨趣的范围加以识别，因为没有任何图表排列能够硬性地限定文化研究未来的主题。[8]
澳大利亚学者杜灵（S.During）则明确指出：
文化研究是正在不断流行起来的研究领域，但是它不是与其他学科相似的学院式学科，它既不拥有明确界定的方法论，也没有清楚划定的研究领域。[9]
一直以来，关于文化研究的热潮不减，但对于其含义却始终未能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霍加特在创建伯明翰中心时就强调：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学科基础。这一点使得文化研究老是在各种学科之间游荡，而自己则不能、且拒绝成为一门学科。”[10]
著名文化理论家霍尔（S.Hall）则认为：
在福科的意义上说，文化研究是一种话语的形构（discursive formation），它并没有什么单一的起源，虽然当它最初以文化研究命名时，我们中的一些人持有某种立场。在我看来，文化研究从中产生的许多工作已经存在于别人的工作中……文化研究拥有多种话语，以及诸多不同的历史，它是由多种形构组成的系统；它包含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工作，它永远是一个由变化不定的形构组成的系统。它有许多轨迹，许多人都曾经并正在通过不同的轨迹进入文化研究；它是由一系列不同的方法与理论立场建构的，所有这些立场都处于论争中。[11]
的确，想给文化研究一个限定性的含义并不是一件易事，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当下性与大众性决定了其在学科之间的一种游离与不可定位。跨学科性是文化研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特征。跨学科也可称为“穿越学科边界”[12]，即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走入学科的交叉点，从而进入问题的研究。因此，文化研究一直被称为是“反学科”或是“后学科”。从语言学到心理学，从历史学到政治学，从人类学到社会学，文化研究一直占据多个领域，且“居无定所”。“任何方法都没有什么特权，但同时，也不能排除任何方法”[13]。传统的文学研究的方式早已不再适应新的文化研究，因此，也就无法给予文化研究确定的界限。正如杰姆逊（Fredric R. Jameson）所说：
文化研究可谓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最好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入手，将它视为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14]
给予文化研究一个精准的定位，已是不可实现。若是真正定位的研究，也就不再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独立于各种学科门类之间，却又与各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这正是文化研究的独特性。文化研究侧重的是一种“关系”的研究，这与传统的学术研究大不相同。传统所关注的是群体、精英和高雅，文化研究则关注个体、大众和世俗。
文化研究的另一重要特征是“语境化”，也可称为极度“语境化”。文化研究呈现出极其开放的形态，然而却极具历史性和地域性。这意味着当文化研究进入到本土空间环境中，必然显现出不同特点。格罗斯伯格曾说，“对于文化研究来说，语境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语境”[15]。这种说法固然极端，却道出语境化对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特纳（Graeme Turner）在对比英美两国大众文化时指出：
对于观众的重新发现，对于观众所使用的反抗策略的重新发现，在大众文化的定义中求助于此类策略——这在英国的文化研究内部一直都是重要的、正确的发展。但是当它们进口到美国，就进入到了另一个语境中，在这个语境中，大众的观念在支配性的文化界定中占据一个非常不同的位置。这种理论进口似乎已经加剧了由对于观众的新的解释导致的文化乐观主义的扩张——说到底，这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对于反抗的宽容的乐观主义。[16]
特纳的总结道出了大众文化在英美两国的不同凡响，当文化进入不同地域视野中时，无法脱离语境的影响，因此文化的“出口”并不等于“拿来主义”，这种“拿来”仍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取舍，这种取舍恰恰是由不同文化语境造成的。
当下性同样是文化研究的另一重要特点。文化研究多针对的是当下的社会现实，其关注点也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20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率先在英国文学中产生便是当下性的体现，当时英国最严重的现实问题是阶级与亚文化，文化研究也就借此契机应运而生。80年代，当美国被种族问题、殖民主义、妇女问题等困扰时，文化研究也迅速地转换了它的“视角”。格罗斯伯格说：
文化研究总是在断裂和游走中向前推进的，不断地拼力重新安排和重新界定工作平台本身的理论差异，以回应特定的历史问题和事件。因此，它总是迈上自己行将放弃的平台，而被放弃了的平台将被它重新占领。[17]
文化研究还具有大众性，虽然文化研究不能被简单地称之为大众文化研究，但大众文化研究绝对是文化研究的主体，并处于中心位置。被精英文化“不屑一顾”甚至是“嗤之以鼻”的各类文化现象，都可进入大众文化研究的视野。文化研究真正进入到一个平民的研究视野，传统的精英文学被大众文化所取代，从前的文学经典被重新解读，诸多文学大师也纷纷走下“神坛”，与大众读物争抢出版传媒的阵地。文化研究带来的似乎是文学与文化上的“颠覆”，它颠覆了传统文学的地位，颠覆了文化的单一性，但却给文学与文化研究带来了一个新的研究视域。
从来没有过如此之多的关于莎士比亚的论文。人们从任何一个可以想像得出的角度研究莎士比亚。用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分析学的、历史的以及解构主义的词汇去解读莎士比亚。[18]
而大众文化研究一直在致力于关注地域的、民族的、底层的、边缘的文化范畴，并表现出一定的批判性。
文化研究就发展出了一种尝试重新发现与评价被忽视边缘群体的文化的研究机制。由此决定了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它坚持审美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和分析方式，不追逐所谓永恒，中立的形而上价值关怀，相反它更关注充满压抑、压迫和对立的生活实践，关注现实语境，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制度形态进行了严肃的不妥协的批判。[19]
文化研究的批判性还集中表现在阶级、种族、性别等方面，这正是社会中最不平衡的几个侧面，因此上述问题自然就成为文化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文化研究一直致力于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权利不平衡之下的被动势力争取更大的权益。
文化研究为被剥夺者辩护，代表那些屈从的、沉默的、被支配的、受压迫的和遭到歧视的个人与群体的声音。它的言说不只为了“这里”的人们，而是为了“那里”的人们，即为那些在统治性话语中没有声音的人们和在统治性政治与经济等级中没有地位的人们说话。[20]
因此，文化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兴盛于90年代，以阶级、种族、性别为核心研究范畴，涉及文学、哲学、美学、传播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亚文化、视觉文化等多个文化领域，但又不偏重于某个领域。其核心特征为跨学科性，同时还具有语境化、当下性、大众性、批判性的特征。文化研究与各个学科相互交织却又互相独立，其出现为文学研究乃至其余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带来了冲击与颠覆，并极大地丰富了研究进程。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世界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发展程度的不平衡，直接导致人类在收入、财富、待遇等方面的不平等，且这种不平等似乎出现愈演愈烈的趋势。而物质上的不平衡更加导致在精神上的不平等，人们不能在一个比较平等的基础上接受教育、享受权利。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促使其文化更是呈现出极大的不平等性。作为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权力一直成为文化研究者喜欢探讨的话题。正如福柯所说，“权力无所不在；不是因为它包含一切事物，而是因为它来自所有地方”[21]。
关于权力，马克思的观点影响深远。马克思本身并不从事文化研究，但其关于阶级、意识形态等的理论极好地诠释了权力的概念。马克思认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相互敌对的社会阶级。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资产阶级由于其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操控性使其在文化上也占据了优势地位。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名论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也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2]。因此，文化上的不平等性得以一直存在。而阶级、种族与性别则是文化上不平等的主要根源，也因此构成了文化研究的三个主要视角。
阶级的不同直接产生了文化差异，生活在不同阶层的人们在物质与精神领域的不同待遇是导致他们文化不同的主要原因。正如近年来兴起的亚文化研究，穷人所经历的贫困的生活方式，直接导致文化上的差异，并反映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而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对“剥夺循环”的探讨，更加使贫穷家庭所可能面临的境遇展现出来。
如图0—1所示，不称职的父母所培养出的孩子最后仍将走上不称职父母之路，这似乎是一个“怪圈”，但却是贫穷阶级所难以走出的文化怪圈。父母身上所经历的可能终将成为他们孩子的未来，阶级所带来的文化差异以及文化差异对于阶级的影响不言自明。进行文化研究，不能忽视对阶级的关注，无论出身于哪个阶层，终将会受到其阶层的影响。
图0—1 剥夺循环[23]
种族则是文化研究的又一重视角，当人类被分为白人、黑人、黄种人，当人类被分为本土民、移民，当人类被分为不同的民族，身份与文化上的差异也就一直存在。也许一直以来，在个别种族的问题上，就存在着某种偏见。对于孩子们而言，黑皮肤与白皮肤自小就存在着差异，黑人儿童在学校很难享有和白人儿童同样的权益。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移民与少数民族，对移民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忽视在文化史上早已有之，它们常常被当作边缘文化而忽略不计，便好似从未存在过一样。然而，文化研究从未忽视对边缘文化的考察，因种族问题可能被忽视的文化都在文化研究的范畴之内，对种族问题的探讨同样是文化研究的重要视角。
性别也常作为文化研究的视角而存在，也许自人类存在以来，便存在着性别的不平等。男人一直被认为处于支配地位，而女人则处于从属地位，作为男人的附属品而存在。也因此产生了几次有重大影响的女性主义运动，力图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随着妇女运动的发展，女性主义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并走向完善。女性对于政治上的平等性、经济上的独立性以及思想上的完备性等方面的追求日益明显，她们对于“父权”与“男权”的反抗，使女性主义有了鲜明的思想旗帜。性别一直是文化研究的常用视角，关于女性主义的研究便是其中卓有影响的研究之一。
关于文化研究的方法，一般认为有三种：民族志、文本研究、接受研究。
民族志方法是英国文化研究善用的方法，这种方法以经验为基础，并要求研究者切实参与其中，从内部进行总结和整体的分析。民族志类似于“观察法”，是需要通过对民族文化的整体考察方能实施的。人类学似乎是民族志方法可借鉴的对象，而人类学侧重调查与观察的方式对民族志研究影响深远。首先，人类学家会选定一个区域，先对此区域进行调查研究。无论是对该区域语言与文化的学习，还是对于寻找能够帮助自己完成该研究的联系人或是通讯人，这些都是调查需要做足的“功课”。其次，该调查持续时间比较长，并且调查员要深入该区域人民的生活，以便获取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因此，调查常持续一年或以上的时间方能完成。而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还需要对该过程和各种数据资料进行必要的总结，从而形成调查研究报告。这才是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整个过程。
例如威利斯曾经为了写作《学习劳动》而采用了民族志方法对来自12个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进行群体性的观察，该研究持续了三年之久。首先，威利斯对这12个男孩进行了长期的细致观察，其中既有个别观察，也有群体观察；既有个体研究，也有比较研究。威利斯通过个别谈话、小组讨论，甚至还有观察日记等方式进行研究，从中学二年级一直持续到中学最后一年及参加工作前的六个月。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威利斯都参与其中，仿佛自己也重新上了一次中学。其次，采访也是威利斯的常用方法。对于12个男孩身边有可能对他们产生影响的人，威利斯都要进行采访。比如学习期间的教师、家长、辅导员，以及工作期间的上司、同事、工会代表。威利斯经过长期细致的观察、调查、采访、比较、分析后，从而对该12名男孩与学校的文化对抗关系及拒绝接受学校教育的心理进行了深入的解读。
民族志研究方法使研究更贴近现实，它强调的是研究者个体在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实际上是个体的经验与感受的研究。其研究的真实性使数据更真实可靠，更有说服力。
文本研究不仅是文化研究，同时也是各类研究的惯用方式。基于文本的研究始终是文学与文化类研究的根本，尤其体现在与文学相关的研究类别上。如今，文本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对文本的细读也屡屡成为研究者们喜爱的话题。而回到文本则正是逐步受到西方理论化研究影响的中国学者的共识，基于理论的研究并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所有的研究都要走上理论研究之路，理论终究要回归到文本，为文本服务。因此，文本研究更能体现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本质。
接受研究方法与文本也是密切相关的，这种理论认为，除作家和文本外，读者、观众与消费者同样是文本产生的参与者，并且在其中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接受研究强调的是受众在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文本不仅仅是来源于作者，不仅仅是作家一人思想的“键入”与“输出”，而是多重参与并完成的一个过程。对于文本而言，读者受众同样起到了再次“书写”并“解读”文本的作用。接受研究方法似乎更适用于多种形式共存的文化研究，而读者受众本身也恰恰是文化研究中重要的一个元素。
不难发现，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联系颇为密切，在研究机制中，难免彼此受到影响，尤其在文化研究中，文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领域。尽管文化研究的范畴十分广泛，音像、影像、网络等都进入到文化研究的视域之中，文学仍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存在。而在文化研究越来越“繁盛”的今天，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走进文化研究领域。以至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方式方法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类似于80年代的方法论式的讨论越来越少，而文学研究的方法似乎已经超出了原有的范畴，更多的文化研究模式开始走入文学研究。
这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无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毫无疑问，文化方式的多样化势必要带来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因此，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是一种“机遇”，可以使文学研究更加丰富，并更具有时代性。但文化研究也势必将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挑战”，即文化的丰富性是否会使主流文学越来越“边缘化”？而文本研究究竟能否成为文学研究的根本？这似乎是文学研究者们很“担心”的话题，也是在文化研究中很难把握的尺度问题。
那么，对于文学研究来说，究竟应如何“拿捏”好“文化研究”的“分寸问题”，使其既能为文学研究服务，又能保持文学研究良好的“传统”模式呢？
对于文化研究的多视角、多领域的研究模式，文学研究可适当地“借鉴”、“吸收”。跨学科性是文化研究最大的特点，虽也颇多争议，却也使文化研究“受益”良多。因此，对于文化研究中出现的与文学研究联系密切的诸多学科与视角，文学研究可直接进行“拿来主义”。这可以直接拓宽文学研究的视野，使其不再囿于固有的方式方法。如与文学研究关系紧密的学科，文学、哲学、美学、传播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亚文化、视觉文化等都可作为文学研究新的理论依据；而阶级、种族、性别则可成为文学研究的全新视角，使其研究模式更为灵活多变。
其实，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本就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无论何种文学研究模式，都是在众多研究者的探索之后形成的。而能够被研究者认同的文学研究模式，也是在长期的历史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方式，也有一个变化过程。1949年后，社会历史的研究一度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唯一被认可的研究方式。这样的研究在当时是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新时期以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深入，西方学术思潮的大量涌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开始呈现出多元的文化格局。凡是论及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研究的文章，几乎都会说，这一时期新观点、新方法层出不穷。那么，什么叫新观点、新方法呢？我想就是以往研究方式中很少见的，或者干脆就没有过的东西，那才叫新。而且，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对原有的文学研究而言，很可能就不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但经过文学研究者的努力，慢慢被吸纳到文学研究中来了。譬如，精神分析方法、神话原型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原来分属于心理学、神话研究和语言学，但现在在文学研究中都逐渐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研究方式。所以，文学研究与非文学研究有一个适应和转化的过程。[24]
对于文学研究而言，还有什么理由不随着时代的发展去进步，缘何要选择故步自封，不去接受新鲜事物呢？
然而，对于文学研究，这种“拿来”是有限度的“拿来”，并不是“大包大揽”，更不是“全盘接受”。对于与文化研究相关的方法和相近的学科，文学研究可以借用这样的模式，但文学研究的传统不能改变，即对文本的详细解读。对文学来说，没有什么比文本更重要。如果放弃对于文本的解读，文学研究将不再成为“文学研究”，而是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属品，甚至可以直接更名为他者。这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将会是毁灭性的，届时文学研究将不再存在，甚至走向“消亡”。这当然完全违背了我们把文化研究引入文学研究的原意，因为“学习”和“借鉴”并不意味着“完全占有”。如对于文本解读和社会政治分析，乔纳森·卡勒解释道：
仔细解读文本就是对每一点叙述结构都保持敏锐的注意，并且着力研究意义的错综性；而社会政治分析则认为一个给定时代的所有连续剧目都具有同样的意义，都是社会结构的表述。[25]
因此，无论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产生何种影响，文学研究的本质不能变，即以文本研究为核心不能改变。但在此基础上，可使用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多视角的方法，来达到丰富文学研究的目的。置于文化研究视域下的文学研究，无论何时，都不能忽视文本，这是文学研究赖以生存的基础。而以此为中心，可以扩大文学研究的范畴，即引入文化研究的研究机制。文化研究可使文学研究更丰富，也使文学研究更加贴近现实生活。这对文学研究来说，是在新的时期取得的新进步。
进入文学研究领域的文化研究自然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有所不同，此类文化研究应始终以文本作为基点，并结合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方法，运用多重视角重新审视文本。其视角可依据不同文学研究类型进行选取，重点则在于对于文本的全新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