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外交理念：从夷务到洋务

同心圆式的等级理论比较适合于描述19世纪初中国士人和上流社会的对外观念结构。在将中国假定为世界文明中心的前提下（在晚清初年的人们看来这种假定就是现实），时人用一套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来应对他们的外交对象——远近不同的国家，地理距离越大的外部夷国与大清皇权的关系越淡化，但即使被淡化处理，远方的“夷人”仍得臣属于大清皇朝，中国是君临一切的中心。长久以来，处理外部关系的基点在于如何“理藩”以及如何处理“朝贡”，这实际上是当时夷务的主要内容，它立足于制度和观念结构中的等级制：中国是崇高伟大的内部，“蛮夷”是藐小低贱的外部；中国的经济文化、礼仪道德是世界的中心，而“蛮夷”则处处低中国一等。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晚清初年的清廷官吏，通常将商务贸易等同于外交事务，这是他们外交观念的全部内容，时人称之为夷务。时至晚清初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外交关系被严格限定在通商这一层面上，这不仅是制度上的而且也是观念上的。至少，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广泛地将对外交往仅仅视为经济关系，而不含有政治成分，因而级别较高的官吏不屑于此事，他们基本上是从朝贡制度的角度看待中西关系，皆以处理夷务为不足挂齿的低微行当。军机大臣阎敬铭就认为，正人君子不屑于处理对夷事务，[36]这种心态时至70年代时仍有影响。1875年郭嵩焘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公使后，其友人有许多为之沮丧，李鹤年和冯誉骥极力劝他不要到蛮夷之邦，李慈铭曾扼腕叹曰：“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鳞，此次出山，真为可惜。”[37]

可以肯定，1840年以后，中国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广义上是一种文化冲突，华夷之辨也就具有文化上的底蕴。晚清初年的士绅长久以来对亚洲腹地的游牧民族的贪诈、反复无常记忆尤深，因而在观念上将西方人当作蛮夷；除此而外，对文明形态体认上的误解和隔膜，也促使士绅们看待“夷国”时持轻蔑态度。按照儒家传统观点，君子往往是品行端正、具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和荣辱之心，这是值得高扬的人性；而禽兽是残忍无性和追求肉欲的，在这一点上，士大夫们坚信西人与禽兽无异，因为他们将基督教义和宗教领袖凌驾于自己的父母之上，据此蔑称其有犬羊的本性。[38]这种文明之间的隔膜铸就了晚清士绅在对外交往上的“夷务”观念状态。

“夷务”外交理念的演进，与19世纪以后重又出现的经世文风以及由其促动的世界地理观念的转换是紧密相连的，“崇实黜虚”的务实学风推动士绅们反观自身所处的变局时代，唤起关注“夷人夷情”的奥秘，地理观念的转换即是其关注的初始行动。对世界地理的关注，直接地促动了晚清外交观念由“夷务”状态缓慢地演成了“洋务”状态。按照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2卷的有关记述，1840年7月时，“洋务”一词首次出现，其总的含义与“夷务”是相同的，纯粹是指对外事务和对外贸易之类的事务。[39]1860年以后，它仍未失去原有的含义，但增加了一些时代性内容，“洋务运动”一词便是在这样的语意层面上来使用的。关键性术语的出现和使用，说明了一个观念迁转的新征象，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60年代之前大体上以“夷务”二字来概括，但时至七八十年代则改称“洋务”“西学”，外交观念已从初始的世界中心主义观念的神坛上跌落下来。冯桂芬为时局问题提出的两条原则为这种观念变更提供了最好的注解：第一是“法后王”，第二是“鉴诸国”，清廷终于决定开始屈身虚心地对待“蛮夷”了。

另外一个观念更新的征象，是时人用语心态的变迁。在四五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一般将西方冠之以“夷”，但在七八十年代这些著作再版时都改“夷”为“洋”，即由最初的藐视心态转到务实客观的心理状态，《中英续约》第51款虽有如下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内外，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但此类规约估计实际上很难对学术产生多大挚制作用。郝延平先生在《由守旧到革新》一文中提到，洋务运动的最主要的倡导者曾国藩、李鸿章和恭亲王等人，当他们最初碰到西方人时，鄙视和轻蔑的心理溢于言表，而当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加深时，他们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灵活和注重实际了。[40]

如果说晚清初期“夷务”一词的外延仅仅是通商、贸易、朝贡、“理藩”之类的活动，那么60年代以后“洋务”一词的外延，便拥有了更广泛的内容，它实际上是以一种“求师问学”的心理将西方的某些器物层面的东西，诸如工业、航运、铸币，以及兵政、商法等方面的东西，延纳进自己的内政外交结构中，在“洋务”理念的支配下，晚清外交已开始步入近代化轨道。1861年设立了处理各国事务的总理衙门，1864年翻译出版了有关国际法的教科书，1873年清帝接见外国外交官时准予免行叩拜礼，1876年以后向外国派驻了外交使团，藩属制度实际上已失去运行的条件，清廷的外交传统已让位于近代意义上的外交理论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