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讲述主体与对象主体：儿童文学对话关系的实现
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经历了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过程。主体性是近代哲学命题，它建立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将生存活动定义为主体对客体的征服。主体性哲学强调人的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建立社会现代性的需要。然而，在进入现代社会后，伴随着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的深入，主体性哲学、美学的缺陷和历史局限性也日益凸显。基于对主体性的修正，现代哲学转向了主体间性概念的确立。主体间性概念的提出其依据在于对生存的理解：“生存不是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主体构造、征服客体，而是主体间的共在，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交往、对话。”[5]也就是说，主体间性不将对象世界作为客体来进行认识和征服，而是将其视为自我主体之外的另一个平等、共生的主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的对话交流关系。
哲学的主体间性转向为美学和文学理论提供了相应的方法论原则，也给予我们认识文学性质的新视角。刘再复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中指出：“文学主体包括三个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即：（1）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2）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3）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6]从主体间性的理论视野观照文学活动，“作家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而是把社会生活由客体变成主体，即把现实的人变成文学形象，并与之共同生活；文学接受也不是对文本固有意义的认知或构造，而是读者把作品描述的生活由客体变成主体，并与之共同生活。”[7]在这里，文学对象不再是无生命的客体，而是“活的文学形象”，是主体的“另一个我”。在文学活动中，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通过文本对话交流实现最终的融合，这种融合既发生在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亦发生在接受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而凭借着各自与对象主体间的对话，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实现了在文学活动中的交流和对话。
儿童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种类，其主体间性的实现具有一定特殊性。通常情况下，儿童文学活动是一个由成人创作到儿童接受的过程，它的讲述主体，也就是创作主体，是具有成人身份的作家，而接受主体却是以儿童为主。在文学活动中，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若要在文学活动中实现良好的交流和沟通，其所凭借的媒介必然要同时满足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双方的对话需求，这样一来，儿童文学的创作与接受之间的差异和距离便需要通过作为媒介的对象主体来进行审美调和。李利芳在《与童年对话——论儿童文学的主体间性》一文中首次应用主体间性理论对儿童文学活动进行了阐释。李利芳认为：“儿童文学具有主体间性之内在属性。因以‘童年’作为审美发生的艺术视角与艺术表现对象，儿童文学呈现出与成人文学相异的主体间性形态。”[8]也就是说，“童年”作为对象主体，是儿童文学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间实现对话交流的一个重要媒介。
对于儿童文学作家来说，他们在创作过程中一直都有和隐含读者进行对话的冲动。他们意识到自己和儿童读者之间的身份差异，深切地希望能够凭借或者超越这种身份上的差异，实现其重塑童年的渴望。由于文学活动自身的存在形式无法实现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间的直接对话，这种交流的冲动和重塑童年的渴望便被转移到了创作主体和对象主体之间。创作主体将其对童年的理解和认知生成了对童年的文学想象，在这个过程中，创作主体会自觉地以其成人身份去和文学对象进行对话，试图以此将对象主体向自己理想中的童年推进，进而实现其重塑童年的渴望。
对于儿童读者来说，他们在阅读接受的过程中也怀有一种参与其中的冲动。这种参与意识主要源自儿童精神的“潜意识化”。意识和潜意识分处于人类精神系统的两个层面，其中，意识是主体能够进行自觉控制的精神层面，潜意识是不为主体所自觉控制的精神层面。潜意识表现为不被主体意识到、自发而生的心理活动和行为。人类在童年时期因为知识经验不足，以及自我意识发育不完全，常常表现出鲜明的潜意识化特征，“儿童的年龄越小，他的意识的发育程度也就越低，也就越深地被他自身本能地先验内容所占据”[9]。蒙台梭利的“吸收性心智”理论就是对儿童精神潜意识化的一种理论发现，蒙台梭利认为，“儿童有一颗可以吸收知识的心灵，具有独自学习的能力”[10]，他们“通过一种天生的能力从周围的环境中吸收知识”[11]，从而利用周围的一切来塑造自己。可以说，儿童对于自己之外的世界具有天然的好奇心和亲近感，他们会凭借天性，积极主动地向未知世界靠拢，建立起自己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进而实现自身的精神成长。由此，在阅读接受过程中，儿童读者和文学对象之间便建立起了某种对话关系，他们会积极地、自然而然地吸收那些加诸文学形象之上的生命体验和审美情感，将其内化为自身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儿童读者并不只是一味地接收，与生俱来的潜意识倾向也让儿童“自在地向周围的一切释放着、投射着他的本能冲动、欲望和需求”[12]。儿童并不是任人涂抹的白纸，他们也有自己的兴趣、文化和偏好。所以，儿童读者在与文学对象建立精神联系的过程中，也对其注入了自己的主观认知与情感意识，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对文本进行选择、重组和改造。正是在这样一种吸收与投射的互动关系之中，儿童读者与文学对象之间的对话关系得以实现。
由此观之，儿童文学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都具有和对象主体建立对话关系的意向，这为实现成人作家与儿童读者间的对话交流提供了可能。
在实现儿童文学对话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确立儿童的主体地位，这是作者与读者间建立平等、自由的文学对话关系的前提和基础。所谓确立儿童主体地位，就是将儿童作为独立的主体来对待，体现在创作中，就是从儿童的心理特点出发去观照世界，关注儿童精神的特殊性，尊重儿童生命个体的自由发展，肯定童年文化的存在价值。“童年”和“儿童”一旦被人们作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加以关注，它就获得了独立存在的价值，而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类别的价值意义正在于它对童年的存在特点和独特价值进行了文学的表达与呈现。从儿童文学的文本交流过程来说，只有确立儿童主体地位，才能使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在对话关系中处于相对平等的位置，进而保证对话关系的顺利进行。文学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审美调和的作用。作家在创作中，如果只是将“童年”和“儿童”视为被动存在的客体，凭借自己的主观意愿对其任意形塑，便会产生成人对儿童的霸权式规训。而对于读者来说，在面对一个缺乏灵魂和真实感的文学对象的时候，他们是很难和其形成真正的情感互渗的，文学对象如果无法对成人作家和儿童读者间存在的距离进行调和，便只能沦为作家的传声筒。这样一来，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的交流方式也就不再是平等的对话关系，而是创作主体一言式的独白或规训。这样的文本，我们虽称其为儿童文学，但是实际上它作为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已经微乎其微。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唯有确立儿童的主体地位，才能有效地实现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实现儿童文学的文类特点和独特价值。
确立儿童主体地位并不是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可以摆脱对儿童和童年的建构。不可否认，在由成人创作的儿童文学文本中，童年和儿童总是被建构的。正如拉康所言，欲望是他者的欲望，成人所发现和想象的童年与儿童，往往是他们自身欲望的一个投影，体现着作家重塑童年的精神渴望。虽然成人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中一直试图超越自己的成人身份，回归儿童的身份与视角，但是他们毕竟是成熟而独立的精神主体，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空间，也有着自己的思维方式、文化视野和心理特点。在对童年进行想象和建构的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历史境遇和文化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和干扰。在创作过程中，他们可能会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规约，成为这一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和代言人；他们也可能热衷于自我意识的表达与释放，坦诚地将自己的思想、情感投射在对童年的想象和书写中，并传递给儿童读者；他们还可能深谙儿童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乐于聆听儿童的心声，更多地从儿童自身的兴趣和审美心理出发去创作作品。总之，这建构的尺度和分寸就掌握在作家手中。正如吴其南所说的，我们不能抹去儿童和童年被建构的事实，我们所能做的是为这种建构寻求一种适当的“尺度”，或是说在变动的建构中找到一种“相对的确定性”：“文学作品和它的作者、读者一样，都是时间中的建构物。我们能做的就是意识到这种建构，将建构变得更自觉一些，民主一些，不是社会本位或个人本位，成人本位或儿童本位，作家本位或读者本位，而是一种对话，最后的获得物既包含了前者也包含了后者，在他们中途的某个地方。”[13]
如何在创作中确立儿童主体地位、建构儿童主体？归根结底还需要作家去认识童年、理解童年、尊重童年。童年的存在是一种精神的存在，认识童年实际上就是认识人类自我。虽然我们对于童年的认识和理解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但我们也应看到儿童精神和人类精神的共通性。童年是精神个体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是孕育着成人的人格与未来生活走向的精神萌芽，是生发人类精神的母体或根茎”[14]。童年虽然已经逝去，但童年精神却依然保留在成人的体内，蕴蓄着精神成长的根基和力量。认识到这种共通性的存在，我们便可以将童年想象向人类精神的原点无限推进。对于身为成人的作家来说，童年经验已经成为不可重现的过往，但是他们仍可以通过某种路径抵达童年世界。李利芳在研究中指出，“与童年对话”的过程包括两种童年形态的存在，一是作家的童年，二是当下儿童的童年，前者是过去时的，后者是现在时的。[15]这两个时刻的童年交织在一起，投射在作家的精神空间，打通了作家通往童年世界的道路，生成了作家的童年想象。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中曾谈到过心灵的三个时刻，“心理活动与某些当时的印象相联系，与某些能引起主体的某一种主要愿望的激发性情境相联系，从那儿心理活动追溯到了一种早期经验的记忆（通常是儿时的记忆），在这个记忆中这个愿望得到了满足；现在心理活动创造出一种与未来相联系的情境，它代表着愿望的满足，心理活动如此创造出来的东西就是白日梦或幻想，它带着从激发它的情境和记忆而来的踪迹。这样，过去，现在和将来便被串在一起，正如愿望贯穿之线。”[16]弗洛伊德所说的心灵的三个时刻对应在儿童文学作家的精神世界中，便是作家的自我童年、作家成年后在现实世界中遇见的他者童年，以及作家在创作中所塑造的对象童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孩子，作家所经历的童年过往，在岁月的沉淀中生成了令其魂牵梦萦的童年情结和认识童年的心灵图式。当他们携带着这种心灵图式与现实中的他者童年相遇时，一种重塑童年的渴望随之激荡而出，附着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对象童年之上。
正是凭借这一路径，拥有成人身份的作家得以重返童年的永无岛，而儿童文学讲述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的对话交流，也以对象童年为媒介建立起来。本书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童年叙事的发展和演进，正是作家在确立儿童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自觉建构儿童主体、实现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间对话交流的过程。本书作为文学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创作主体和对象主体之间的对话关系，但是考虑到儿童文学活动的整体性和特殊性，在研究中也会兼顾文学接受对儿童文学活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