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俄罗斯的良心』

——蓝荚年教授访谈录

时间：2008年8月4日

方式：电话访谈

蓝英年，著名俄罗斯文学专家、翻译家、教授。1933年生，江苏省吴江市人。1945年进入晋察冀边区，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曾在北京俄语学院、山东大学外语系、河北大学外语系执教，后在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指导研究生，1989—1991年赴苏联讲学两年。1993年离休。

蓝英年1956年开始发表译著，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长期从事苏俄文学、历史的翻译研究和写作。离休后为《读书》《随笔》《博览群书》《文汇读书周报》和《收获》等刊物开设专栏，撰写思想随笔，这些文章是他对苏联文学重新思考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苏联档案解密，蓝英年的研究兴趣也由俄苏文学转向俄国历史和苏联历史，翻译了许多有价值的有关俄苏历史的回忆录，让中国读者了解了一个真实的俄国和苏联的历史。

蓝英年的译著有《滨河街公寓》（合译）、《阿列霞》《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回忆果戈理》《亚玛街》《日瓦戈医生》（合译）、《邪恶势力》（合译），以及中短篇小说数十篇。随笔集有《青山遮不住》《冷月葬诗魂》《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苦味酒》《利季娅被开除作协》《寻墓者说》《回眸俄罗斯》等。在他的笔下，总有一种令人害怕的真实，从那段并不遥远却迷雾重重的历史中，层层涌现；我们透过那些凛冽、荒诞和苦涩的人与事，咀嚼一个思想者的诚实和勇气。

蓝英年教授

2008年8月3日，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世界著名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的家中逝世，享年90岁。索尔仁尼琴是20世纪俄罗斯“非主潮文学”最重要的代表，是20世纪后半期最为显赫的俄罗斯“三大流亡作家”（另两位是纳博科夫、布罗茨基）之一。索尔仁尼琴的去世，不仅是俄罗斯文学的损失，也是世界文学的重大损失，在世界文坛与读书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文学爱好者们纷纷表达他们的哀悼与思念。索尔仁尼琴的意义，不仅仅是文学与文化的，更是人文的、思想的。他代表着人类的良知、尊严，代表着历史的良心与一种不屈的人格精神。可以说，索尔仁尼琴是世界优秀人文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笔者日前电话连线著名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蓝英年先生，就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成就与人生道路进行了采访。

索尔仁尼琴：人类尊严和不屈精神的代名词

安裴智：苏联著名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昨日逝世。您作为长期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专家，此时此刻，最想说的是什么？

蓝英年：听到索尔仁尼琴去世的消息，我的心里感到很沉痛。我觉得，智慧、勤劳的俄罗斯人民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索尔仁尼琴的离世，标志着俄罗斯最后一个文学大师走了，他是苏联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从此，在俄罗斯，像索尔仁尼琴这样具有深刻的思想高度和非常巨大的影响力的大师级作家，像索尔仁尼琴这样能够震撼苏联体制的思想家再也没有了，也许以后会出现，但现在是没有了。

安裴智：您认为索尔仁尼琴给俄罗斯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主要文化贡献是什么？

蓝英年：他用犀利、深刻的笔，真实地揭示了苏联社会最可怕的劳改制度。我们知道，苏联是以专制和镇压为统治手段，没有民主，别的作家意识到这一点，但不敢写，而索尔仁尼琴敢写，他的思想尖刀已经敏锐地触及和切割到了苏联社会最严重的肿瘤。这是他的伟大之处。“二战”快结束的时候，索尔仁尼琴因写信批评苏联领导人而被捕，在服役期间被关进他后来喻为“古拉格”的苏联集中营。他的许多作品，包括《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癌症楼》《第一圈》等，都是以劳改营生活为题材。读了他的作品，读者会明白专制主义对人性的扼杀与镇压是如何的残忍。我去过苏联多次，在讲学与调查中，我发现，被抓入苏联劳改营的，百分之九十是冤假错案。中国人对索尔仁尼琴的熟悉，主要来自他对专制主义的反抗，他那巨大的道德勇气，他对人的尊严、人性的呼唤，对专制制度的痛恶，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这都是他的作品的思想价值和文化贡献。也可以说，索尔仁尼琴是人类尊严和不屈精神的代名词。面对他，我们必须表示敬意。

索尔仁尼琴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而他在写给瑞典文学院的获奖演说里的“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也成了留给后人的名言。在与庞大的专制政体长期抗争的过程中，索尔仁尼琴付出了很多，但他最后胜利了。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世界上的正义力量给予困难时期的他的最大支持和鼓励。他非凡的道德勇气以及杰出的文学成就，使他无愧于这一当今世界最伟大的荣耀。

开苏联“劳改文学”之先河

安裴智：索尔仁尼琴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蓝英年：索尔仁尼琴青年时是苏联红军的上尉，在战斗中表现非常勇敢，曾一次次地带领士兵突围反败为胜。有一次，上级首长正在给他颁奖时，克格勃来了，将他逮捕，理由是他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对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有所非议。从此，他从一个光荣的红军军官变为一个劳改犯，一坐就是八年。从监狱出来后，他成为一名数学老师。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写了一篇反映劳改生活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他给朋友看，朋友说写得还可以，他就把此小说交给《新世界》编辑部，该刊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是诗人，他看了认为非常好，但不敢发表。于是，索尔仁尼琴又通过朋友将小说送到政治局，政治局委员意见不一致，最后，赫鲁晓夫亲自拍板，同意发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后，震撼了当时的苏联社会。从此，索尔仁尼琴开了苏联劳改文学的先河。

1969年秋天，因为他思想异端，索尔仁尼琴被开除出苏联作协。消息传出，英国哲学家罗素、法国哲学家和作家萨特等人立即致函苏联政府或发表声明，表示抗议。苏联国内也有一批作家前往作协书记处表示抗议。而处于愤激之中的索尔仁尼琴又写了一封公开信，此信在国内外广为流传。信中痛批落后专横的作协体制对俄罗斯文化精神的钳制和摧残。 “请你们擦拭一下刻度盘吧！你们的表落后于时代了。”“你们粗制滥造的文章连篇累牍，你们那些毫无思想的东西无精打采，没有论据；而有的只是表决和行政手段。”“一群瞎子在为另一群瞎子担当向导。”这封措辞大胆的信引起了西方媒体的诸多猜测和叫好。1974年，他被驱逐出境。直至1994年，应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邀请，在国外流浪了整整二十年的索尔仁尼琴才回到了祖国。回国后，他并不沉浸在书斋，而是利用自己的影响，积极介入社会事物，如接受电视专访，到一切公共场所发表演讲，撰写政论，对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一切领域发表自己的看法。他的议论尖刻，咄咄逼人，虽不为一些政客喜欢，但无不充满对下层民众的深厚同情和对国家命运的深深忧虑。

《古拉格群岛》：一部丰富的思想库

安裴智：索尔仁尼琴的代表作是《古拉格群岛》和《癌症楼》。许多朋友在阅读《古拉格群岛》时，表示读不下去。是不是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要弱于其思想价值和史料价值。可以这么理解吗？

蓝英年：是的。严格地说，《古拉格群岛》是一个调查报告，不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这本书的文献价值很高，历史价值和思想价值很高，但文学价值要差一些，它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也没有引人入胜的文学描写，所以一般读者都读不下去。《古拉格群岛》由作者的个人经历，上百人的回忆、报告、书信以及苏联官方和西方的资料组成，分为监狱工业、永恒的运动、劳动消灭营、灵魂与铁丝网、苦役刑、流放六部分，叙述了1918年至1956年，苏联各地关押迫害数百万人的集中营的情况。当时苏联遍地是劳改营，但从没有人去写这种劳改生活，索尔仁尼琴追查、勘探、重构了个体生命被监禁和毁灭的历史，对流放、监禁、清除的叙述则带有自传的性质，这实际是一种自传体的真相实录。这种实录更多地源于个人的体验。索尔仁尼琴的工作很艰难，也更令人钦佩。没有良知的引导，索尔仁尼琴不可能坚持下来。

安裴智：是不是《癌症楼》的文学价值要大一些？《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价值何在？

蓝英年：是的。长篇小说《癌症楼》通过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等七八个人在病院里的各种表现，塑造了七八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写出了这些人在生死面前的表现，非常生动。这七八个人，性格各异，有的萎缩，有的爱拍马屁，有的是官僚主义，作家都分别写出了他们的性格。如果说《古拉格群岛》的主旨是叙述灾难的话，那么，《癌症楼》则致力于剖析灾难发生的病理学根源。正如评论家们所分析的那样，“癌症楼”的意象本身就具有象征意味。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癌症楼也叫作13号楼。”在基督教中，13这个数字意味着背叛、受难、死亡。《旧约》中的犹大背叛的是耶稣，是人之子。《癌症楼》中的背叛指向谁呢？在《癌症楼》中，有这样一段话，玩味它可以帮助我们领受癌症楼的隐喻和象征：“你们被判处死刑，而我们则被逼着站在那里鼓掌，表示拥护判决。岂止是鼓掌，连枪决也是人们要求的，是的，是要求的！鼓掌时还必须把手举得高高的，好让旁边的人以及主席团都看得见。有谁不想再活下去了呢？谁敢出来为你们辩护呢？谁敢唱反调？这样做的人如今在哪儿？……连弃权都不行，哪里还敢反对！”

索尔仁尼琴写《古拉格群岛》和《癌症楼》，提出“人为什么活着”的本质性问题，也是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在这些作品中，索尔仁尼琴对专制体制的谴责和批判，不是注重其政治上的罪恶，而是它的道德性的罪恶。索尔仁尼琴认为：人类只有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才能找回灵性，建立道德的根基，因为“道德植根于灵性”。人类只有经由它，心灵才可能更新，才会有爱、怜悯、公义、宽恕等神性；只有对上帝的信仰，才能作为人性道德的基础。所以，索尔仁尼琴在领取诺贝尔奖的书面演讲词中清晰而坚定地表示：我绝不相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而这个价值观，就是基督信仰，就是《圣经》中的绝对道德标准。

当然，索尔仁尼琴的成名作是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并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艺术性并不十分强、描写苏联劳改营生活的短篇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重视，主要在于索尔仁尼琴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无论专制的残暴把人贬低到何等地步，都无法把人性彻底泯灭。小说的主人公伊凡这个形象的闪亮之处，是他那种忍辱负重、坚守最起码的人性尊严底线的努力。

美国作家斯卡梅尔曾说，苏联解体后的克格勃档案揭示的索尔仁尼琴，是“人与巨石搏斗”的英雄传奇，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独力抗争专制的智慧与勇气。苏联解体后，索尔仁尼琴写的第一本回忆录，书名就是《牛犊顶橡树》，由这个书名可以想象到，一个倔强的老人，一肩扛着人类的道德旗帜，一肩背负着俄罗斯的苦难，韧性地跋涉，绝不回头，绝不妥协；像一只牛犊，执拗地顶着坚硬的橡树，在历史长河的背景下，定格出永恒的抵抗形象。

一个燃烧着理想、信仰，具有动人生命史的人

安裴智：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蓝英年：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在世界文坛有着广泛的影响、成绩很大的作家，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索尔仁尼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文学地位与肖洛霍夫一样重要。他触及了苏联最基本的问题，别的作家没有他这么大胆。正如197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索尔仁尼琴时，瑞典皇家学院常务秘书卡尔·拉格纳·基耶罗的授奖词所说：“随着《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3）的出版，苏联和全世界都承认索尔仁尼琴已跻身于俄罗斯伟大作家的行列。《真理报》将索尔仁尼琴与列夫·托尔斯泰相提并论，认为他对‘即使处于备受屈辱时刻的人的品质’的描写也会使人的心灵痛苦得紧缩起来，使人的精神得以升华。对非俄罗斯世界来说，这部小说以其对时代的发人深思的启示而具有同等强烈的吸引力：对不可摧毁的‘人的尊严’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一切企图的批判。索尔仁尼琴曾对他的这种‘复调’展示方法作过重要阐释：个人不应作为集体的一员出现，当行动与个人有关时，个人便应成为‘主角’。而‘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这是人道主义的精髓，索尔仁尼琴为此而被授奖。”可以说，索尔仁尼琴是人性的使者。美国作家艾力克森在《索尔仁尼琴道德的形象》一书中说，索尔仁尼琴是“一个燃烧着理想、信仰，具有动人生命史的人”。他在俄国作家中对专制主义最有批判性、反思性。

安裴智：您认为索尔仁尼琴的文学创作受哪位俄罗斯作家的影响最深？

蓝英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继承了俄国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高扬的道德传统。他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影响最深。索尔仁尼琴在1974年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书面致辞中，曾极力赞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他是一个具有“洞见真理能力的作家，一个很奇妙、充满智慧之光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中叶就预言了20世纪的血腥暴力，是因为他从欧洲知识分子开始抛弃上帝、走向纯理性和物质主义之中看到了其背后的恐怖。而索尔仁尼琴，则由于亲身经历了20世纪人类的深重苦难，他的作品更是以激愤、控诉的色彩，描绘那个挑战上帝的黑暗时代。

索尔仁尼琴的胜利是人性的胜利

安裴智：为了守护个体的权利和尊严，索尔仁尼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先是被投入监狱8年，后又于1974年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成为流亡作家。令人欣慰的是，索尔仁尼琴代表的力量在20世纪后半叶获得了全球性胜利，他本人于1994年6月结束长达20年的流放，返回俄罗斯。日前，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俄联邦总统令，宣布索尔仁尼琴获得2007年人文领域杰出成就奖，并在俄独立日6月12日亲自为索尔仁尼琴颁奖。您对此事如何看？

蓝英年：与其说这是索尔仁尼琴与祖国的和解仪式，毋宁说是俄罗斯反省历史和承认错误的标志。经过漫长的痛苦反思，世界主流意识形态终于开始联手拆除任何可能的古拉格群岛和癌症楼。俄罗斯也在进行路途曲折的改革。在勘探到悲剧的起源后，人们开始普遍回应索尔仁尼琴对守护个体性的吁求，虽然晚了些，但也足以令人欣慰。毕竟，这意味着索尔仁尼琴精神的胜利。

安裴智：从人生道路看，索尔仁尼琴是一个经历非常坎坷、所受磨难颇多的作家。他多年流亡外国。他的文学创作因此被称作苏联的“流亡文学”。

蓝英年：他成名后在国内受到的每一次不公正待遇，都会得到国外专家名流们的同情和声援。他在被苏联政府强制驱逐出境后，受到了西德、瑞士、美国等许多国家政府与人民的热情欢迎。而且，他终于在古稀之年看到了一个正处于民主改革与发展中的俄罗斯，他终于幸福地回到了曾将他“扫地出门”的祖国。他不懈地和专制体制对抗终于苦尽甘来的人生传奇，就像教科书一样教育着我们如何做人，如何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尽一个公民的责任。

安裴智：令人欣慰的是，索尔仁尼琴终于在生命的晚年获得了国家的承认，他的生命在晚霞里焕发出光芒。

蓝英年：是的。索尔仁尼琴于1994年结束长达20年的流放，返回祖国。2007年俄罗斯国庆节那天，索尔仁尼琴获得俄罗斯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俄罗斯国家奖，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为他颁奖。普京说：“全世界成百上千人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科学研究和杰出的文学著作，事实上是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与其说这是索尔仁尼琴精神的胜利，不如说是俄罗斯人对历史的反省和反思进入了一个健康的良性轨道。俄罗斯人经历了路途曲折的改革，也渐渐成熟了，虽然晚了些，但也足以令人欣慰。

安裴智：索尔仁尼琴对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有什么影响？

蓝英年：索尔仁尼琴对中国当代作家肯定有影响，但具体对哪些作家有影响，不好说。

原载《深圳特区报》2008年8月5日

附记 俄罗斯文学的点灯者——我所认识的蓝英年先生

第一次知道蓝英年先生的名字，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我在北方一家报纸编辑《双塔》副刊的文艺评论版，常奔走于京城文艺界各大鸿儒与写手之间。因缘际会，当时就认识了骨头最硬的当代四大杂文家牧惠、舒展、蓝翎、邵燕祥。四君子耿介不阿，以笔为戈、针砭时弊，以敢讲真话而享誉文坛，被誉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四位杂文家经常给我所编辑的报纸副刊写稿，也多次参加我在北京举办的文化名人组稿会。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双塔》声名鹊起，频获京城文化名流之好评。当时，牧惠、舒展两位先生向我推荐了著名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蓝英年先生，说蓝先生在《读书》《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撰写的反思俄罗斯历史的一系列思想随笔很犀利，很有价值。于是，我与蓝英年先生取得了联系。他开始给《双塔》副刊写稿，开设随笔专栏，文章见报后广获好评。

就这么书札、稿件往来两三年之后，我才有幸迈入蓝英年先生的家中，得以亲承謦欬地聆听蓝先生的教诲。记得那是1998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电话相约，来到位于北京市崇文门外大街的蓝英年先生家。蓝先生身材颀长，身体硬朗，面露慈祥，却穿得十分简单朴素，一点也没有大名人的架子。他告诉我，他已经退休多年，大多数时光，就蜷缩在自己家的书房里，安静地读书、写作。我环视了一下蓝先生的家，几个房间里堆放得满满的，都是凌乱的书。外国文学、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应有尽有，还有钱锺书、张中行、流沙河、朱正、董乐山、董鼎山、方成、牧惠、舒展等各种朋友的赠书、签名本。蓝英年先生给我看了一些非常珍贵的张中行先生的照片，讲了许多张先生的逸闻趣事。当然，蓝先生家中更多是他从国内外淘来的俄文原版著作。我想，他那些汪洋恣肆、冷峻睿智、犀利深刻的思想随笔，都得自这些泛黄的书页吧。

第一次拜访蓝先生，相谈竟是那么投机。一上午很快就过去了。蓝先生热情地邀我在他家用了午餐，相陪的还有蓝先生的夫人罗女士。虽是简单的家常便餐，但我感到受宠若惊，很不好意思。午饭后，蓝先生也不顾六秩又五的高龄，也不午休，居然兴致很高，又与我聊开了。他给我详谈了他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在苏联访学、讲学的一些见闻，重点讲了苏联解体所引发的对苏联历史、文学与政治的重新反思与评价问题。他根据新发现的极其丰富的俄语解密史料，揭示出苏联文坛乃至政坛上一些骇人听闻的内幕。就是那天，他重点给我谈了列宁、高尔基。蓝先生给我看了俄文版的《列宁评传》与高尔基的相关书籍，对这两位苏联重要人物进行了新的评价。他谈出了传统教科书上所没有的一种新的观点。蓝英年先生很详细地谈到了列宁晚年的思想，不时地给我展示许多关于列宁生平的俄文版的资料与书籍，包括许多世上很难见到的列宁晚年的生活图片，这让我听了很吃惊，却也由此对俄罗斯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关于高尔基，蓝先生说，高尔基早年是列宁的亲密朋友，但他反对暴力革命，列宁就打发他出国“疗养”。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执政，想利用高尔基，请他回国后极力拉拢他。可高尔基并不想当意识形态的传声筒，高尔基终因惹恼最高领袖而受到迫害。蓝先生凭借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在被世人遗忘的历史资料里爬梳、整理，从而揭开了一段历史的真相。

那次在蓝英年先生家，蓝先生还给我推荐了一些读书界的重量级人物，让我阅读他的书界至交“二董”（董乐山与董鼎山兄弟俩）的书。90年代中期，董鼎山先生在《读书》杂志开辟“西窗漫记”专栏，它使国内读者较早地了解到美国读书、出版、新闻和文化界的信息，因其写法高华深远、文笔轻松雅致，在国内上层读书界颇负盛名；而董乐山先生则是国内知名度较高的翻译家和杂文家，在诗、书、画、木刻等方面也颇擅长，堪称多面手。其时，《读书》刚发了香港评论家柳苏评董桥随笔散文的一篇文章《你一定要看董桥》，蓝英年先生便套用柳苏的句式，幽默却很认真地对我说：“你一定要看董鼎山！”“一定要”三个字，见出了他对董鼎山人品、文品的推崇与尊重。此后，我便有意无意地踯躅于书市，专寻董鼎山之书。他在《读书》写的那些精巧的散文随笔，我也带着敬意去读。总的印象是，董先生学养丰赡，对中西方文化的剖析能深入骨髓。他的散文平淡自然，却处处机趣；虽然弥漫着浓郁的美国文化气息，但也时时传达出一种淡淡的文化乡愁；他的散文，是学识，也是一种闲淡的心情。

认识蓝英年先生很久，才从道上闻听，其父蓝公武是民国知识界响当当的风云人物，蓝英年先生实乃名门之后，出身书香门第。蓝公武先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学家、教育家、哲学家，译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曾任新中国首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民国初年，蓝公武与张君劢、黄远庸被称为梁任公门下中国三少年。留洋学成归来，成为中国教育界、法学界的风云人物。蓝先生自幼在这样的书香家庭受到熏陶，培养了关注社会底层疾苦与民间百姓冷暖的知识分子情怀。

苏联解体以后，对苏联的当代史与当代文学的研究，进入一个恢复真相的历史新时期。而蓝英年先生是国内较早对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对俄罗斯“非主潮”文学作出公正评价的专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蓝英年先生以随笔的形式，在《文汇读书周报》 《读书》《随笔》《收获》《博览群书》等报刊杂志撰写了一系列反思俄罗斯历史与文学的文章。这些文章，材料新颖，观点犀利，给人们还原了一段俄罗斯的文学与历史的真相，引起国内外知识界的广泛关注，而蓝英年先生也被知识界称为“俄罗斯文学的点灯者”。

没想到，蓝先生谈起俄罗斯的当代历史，竟然兴趣那么浓郁，又谈了几乎一个下午。临别时，蓝先生忽然激动起来，就谈到了索尔仁尼琴和《古拉格群岛》。他说，索尔仁尼琴是苏联文学中的“另类”，年轻时是红军上尉连长，作战勇敢，屡建奇功，却因一封信受到逮捕、判刑。出狱后，长期受迫害、流亡在国外，但他的文学创作十分重要。他曾经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布宁、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之后，又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近几年越来越受到国际文坛的关注与重新评价。尤其是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作为“俄罗斯非主潮文学”——“流亡文学”与“劳改文学”的代表作，其思想价值、人性反思价值反而超过其文学价值，值得去阅读。蓝先生介绍说，就在两年前，群众出版社已经推出了三大本的《古拉格群岛》，虽然是“内部发行”，但书店有售，可以买来阅读，对了解苏联的监狱制度、劳改制度，尤其是苏联知识分子的改造史、受迫害史，是很珍贵的历史资料。而此次蓝英年先生与我谈俄罗斯当代史、俄罗斯当代文学，我居然忘记带录音机，想来真是遗憾，因为原意只是拜访，没有做专访的准备。

离开蓝家时，蓝英年先生赠送了我一本他翻译的另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杰出诗人、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经典文学作品《日瓦戈医生》，并签名题字——“裴智贤友雅正”。此书跟了我18年，我一直珍藏至今，时不时从书房取出来读读，当作一种难得的精神食粮。

那次，我从蓝英年先生家出来后，直奔王府井新华书店，购买了三卷本的《古拉格群岛》。就在那样一个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我较早地了解到索尔仁尼琴，开始走进索尔仁尼琴的精神世界、心灵世界。这一切，都要感恩当年蓝英年先生的点拨、指教！

三年之后，我就南下深圳了。从此，与蓝先生觌面之机渐渐稀少。在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工作六个月后，我转调深圳特区报社，重操旧业，继续耕耘于文艺副刊这块芳草地，再度拿起了为别人做嫁衣的“金针”。因为编辑“罗湖桥”副刊之“文史随笔”版，我与蓝英年先生之间，书信、稿件往来犹如往日，从未中断。后来，因经常参加一些深圳的文化学术活动，我认识了深圳大学文学教授吴俊忠先生。经深聊才得知，原来吴俊忠先生竟是蓝英年教授在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的硕士研究生。吴先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立雪蓝门，在北师大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重点是跟随蓝英年先生，覃研俄罗斯文学。谈起恩师蓝英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苏联文学研究，吴俊忠先生说：“‘蓝英年现象’是在苏联解体后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学术界和文化界所出现的一种超文学、超学科的文化思潮，是对苏联社会与苏联文学的深层反思。它不是某个人的个体现象，而是以蓝英年先生为代表的一种整体性文化现象。‘蓝英年现象’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它对于改变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传统模式，揭示苏联文学的历史真相，开创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新局面，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正是由于蓝英年先生十多年来对于苏联当代历史与文学的真相挖掘与精心研究，当代中国学界了解了一个真实的俄罗斯文学。蓝先生的研究也引起俄罗斯国内政界与文学界的关注与肯定。2006年系“俄罗斯文化年”，俄罗斯作家协会表彰了15位中国翻译家、学者，肯定了他们为传播俄罗斯文化所做出的贡献。这其中，就有蓝英年先生。俄罗斯作家协会给蓝英年先生颁发了“高尔基奖”，这是对蓝英年先生十多年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最高奖赏。

201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