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金圣叹文学评点的研究方法及架构

一切科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都离不开方法的选择与革新。其运用得好坏往往标志着问题解决水平的高低。梁启超说：“人类知识进步，乃是要后人超过前人。后人应用前人的治学方法，而复从旧方法中，开发出新方法来，方法一天一天的增多，便一天一天的改善，拿着改善的新方法去治学，自然会优于前代。”[173]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知识在其本质上是视角性的。对象只有在那些用来规定其认识方法的范畴中，才成为某种现实。没有一定的方法就不能研究对象。当然，方法的选择也并非是随意而行，它要充分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特点。它应当适应所研究对象特有的特点。最好的方法总是与研究对象相契合。对金圣叹文学评点的研究也应作如是观。

一 形式观照与金圣叹评点研究

从性质来说，形式或文本批评在金圣叹那里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并不能因为金批当中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批评或道德批评，因而否定金批形式批评的主导地位。从金圣叹的文学评点中可以见出，金圣叹是一个较为复杂的人物。一方面，金圣叹是一个进步的布衣文人，有较为先进的民本思想。他对贪官污吏直至最高统治者，都有尖锐的揭露，对农民的造反精神多有称赞。他认为梁山英雄啸聚山林是“乱由上生”，“一部《水浒传》，一百八人总赞”[174]。另一方面，金圣叹也有保守的立场，对农民造反多有不满。他独恶宋江，所谓“一百八人者，皆恶兽也”[175]。对金圣叹来说，七十回本《水浒传》既有对包括皇帝在内的大小官员的无情揶揄，又有对现存秩序加以固守呵护之意；既有对江湖豪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抗暴精神的讴歌，又有对他们目无王法、胆大妄为举动的否定。无论是托笔骂世，还是诛心教化，都展示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伦理特征。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来否定金批形式批评的根本性质。因为金圣叹的政治批评或道德批评都是通过“春秋笔法”“曲笔”“隐笔”的方式加以体现的，绝非直言道出，一语破的。这本身也是文本或形式批评的一个重要体现。同时应该注意的是，这些社会伦理性的评论与其艺术形式方面的建树相比而言，并非占有主导性位置。金圣叹著书批书的根本目的是借题作文，寻绎才子文心。正所谓“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176]金圣叹说：“盖昔者之人，其胸中自有一篇一篇绝妙文字，篇各成文，文各有意，有起有结，有开有阖，有呼有应，有顿有跌，特无所附丽，则不能以空中抒写。故不得已旁托古人生死离合之事，借题作文。彼其意：期于后世之人，见吾之文而止，初不取古人之事得吾之文而见也。”[177]因此，金圣叹的评点既与载道派不同，也与经世派不同，也与一般的主情派有所不同，在文学评点中虽然不乏精微义理的阐发，但其主要的关切点在于对“文”及其“文法”的探寻。其主要用意在于画龙点睛，金针随度，以探究文学艺术的美妙为主。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圣叹的文学评点是一种蕴含着文化意味的形式批评。他本人则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形式批点的荦荦大者。既然如此，从形式的角度研究金圣叹文学评点，就显得顺理成章，势所必然。具体方法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逻辑的演绎必须与历史现实的发展相结合，方能显示出理论的巨大力量。金圣叹文学评点所体现的形式思想，总是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相关。金圣叹有关“文”的观点、有关“章法”的认识以及对“八股”文法的运用，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对于它们的漠然视之，我们就难以见出金批形式意蕴的纵深感。当然我们对它的研究还不能仅仅局限于一种现象的描述，还必须予以理论的升华，显示出逻辑的力量，为当代文论和文学批评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美学智慧。

第二，形式批评的方法。

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为参照系，采用一种陌生的、非我的眼光来审视金圣叹的文学评点，以见出金批形式批评的特色。金圣叹所言的细玩、章法结构与新批评所言的“细读”、结构主义叙事学所主张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等形式概念之间，有着可比较性、可交流性。通过二者之间的互证互释、阐释比较，来寻求对话的可能性。

通过上述方式的探讨，我们希望发现金批当中长期曾被遮蔽的形式批评的本来面目，既能见出它深厚的历史意蕴，又能展示其高度的逻辑力量，同时也发掘出它对后人的警示意义。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其他诸如实证的、心理的、文化的批评方法对金圣叹评点进行不同观照的重要性，但我们认为通过形式美学的方法对金批加以研究，更加契合金批的本性，更加接近文学的本体。因此，形式批评方法构成了金批研究的“阿基米德”支点。

二 金圣叹形式批评研究的基本架构

金圣叹的主要贡献在于他采用以文观文的审美方式对文学文本做了形式化的解读，其评点关注的核心是文心之美、文辞之美、结构之美以及解读之美。具体而言，本书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导言部分重新定位金圣叹作为文本或形式批评家的身份认同，确证金批形式批评的性质。文心论旨在探讨金圣叹对文学形式的认识，他在强调“心”的同时，还对“文”有独到的理解。一方面，金圣叹吸收了传统文论史上“文”之辞采粲然、错综参差、条理有序、文法笔法的形式意蕴。另一方面又在论述“文”与“情”、“文”与“事”关系的基础上，挖掘出“文”对“情”“事”的型构作用，从而凸显了“文”的形式美学功能。文辞论主要结合金圣叹对字法、句法的评价，论证他对汉语言审美功能的强调。金圣叹认为文学语言决不仅仅是再现物象和抒情达意的工具，而且还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和意义的审美存在。通过对以少总多、别构新奇、整齐一律、错落参差途径的探寻，金圣叹对汉语言的形式功能做了进一步拓展，从而抉发出汉语言本身的诗性智慧。章法论主要论述了金圣叹有关文本结构布局的形式观念。就表层结构而言，金圣叹善于运用避犯、缓急、伏应等“相间”交错的方式，来见出文学作品在贯穿连接、对比映衬等方面所体现出的灵动之美，以此折射出中国章法结构具有的时间空间化特征；就深层结构而言，金圣叹之所以采用两两对举的方式透视文本的纹理，实是对《周易》之阴阳、老庄之有无、佛家之假有二元对立互补观念的匠心独运。表面看来，这是一种“道”的美学，而本质上却是一种形式结构的美学。这正是华夏文人深藏的精神语言和心灵代码。分解论意在探讨读者在解读文学文本时如何以形式化的视野来领悟文本深层意蕴和精神实质的具体化过程。主要包括文本的向心式细读、八股文法解读与文本世界美的呈示以及形式观照与文本的经典化三个部分。细读作为一种“向心式”的解读，它是以紧盯细究的方法，对文本进行逐字逐句逐篇地加以批注，以见出文学作品的精微细妙。八股文法解读实际上是对细读分解的具体化，它以八股文法作为一整套约定俗成的程式来解读文本，从而呈示出文学文本在起承转合等方面的美质。文本的经典化旨在表明金圣叹从卷帙浩繁的典籍中选出“六才子书”，使之成为天下妙文，实与他作为选家的审美眼光、对才子的重估密切关联。余论主要是论证金圣叹文学评点的当代价值。金圣叹的形式批评对于当前如何解读文学作品、如何处理好批评中的艺术化和科学化的矛盾以及目前的文化研究仍具有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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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陆文衡《啬庵随笔》评其曰：“言之狂诞，行之邪放。”董含《三冈识略》说：“（金圣叹）恣一己之私见……可谓迂而愚也！其终以笔舌贾祸，宜哉！”引为同乡的归庄，虽有“归奇顾怪”之称，竟也撰写《诛邪鬼》一文，称其“小说传奇跻之于经史子集，固已失伦；乃其惑人心，坏风俗，乱学术，其罪不可胜诛矣”。均见张国光校注《金圣叹批本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10—323页。

[2] 廖燕《金圣叹先生传》说：“为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好饮酒，善衡文评书，议论皆发前人所未发。……凡一切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与夫释道内外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夷八蛮之所记载，无不供其齿颊，纵横颠倒，一以贯之，毫无剩义。”见张国光校注《金圣叹批本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10页。

[3] 棣《读新小说法》：“泰西学术，有政治之哲学家，有格致之哲学家，有地理之哲学家，有历史之哲学家；而中国金圣叹氏，实是中国小说之哲学家也。”《新世界小说社报》1907年第6、7期。

[4] 胡适：《〈水浒传〉考证》，易竹贤编《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页。

[5] 公盾：《不要美化封建反动文人——谈评价金圣叹的两个问题》，《新建设》1963年7月号。

[6] 刘大杰、章培恒：《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54页。

[7] 张国光：《金圣叹的志与才》，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8] 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页。

[9] 王夫之：《船山遗书》第14册，中国书店2016年版，第4页。

[10] “文本”这个概念在当代西方文论中主要用于两个层面：一个是语言学思路，将文学文本视为一个具有向心性的自足体，美不假外求，正体现于语言、结构等形式之中，例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的结构主义等；一个是现象学思路，将文学文本视为一个具有离心性的开放体系，美须假外求，正体现于读者的解构之中，例如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德国的接受美学、美国的解构主义等。本书主要是取在第一种思路上的文本意义，强调文本的客观存在性。参见董希文《文学文本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1] “形式”是指文学文本的类型及其从中加以抽象出来的语言表达方式、结构组织规范、艺术手法技巧等方面的整体建构。从内在的本性来看，形式是一种本体，规定着艺术成为艺术的东西，是艺术自身的体现；从其审美的功能来看，形式意味着意义。它不仅包含着内容，而且组织它、塑造它，赋予内容以一定的秩序，从而确立自己审美存在的独立价值。它与文本在语言学层面上构成了相通性。

[12] 陈宝良：《明代文人辨析》，《汉学研究》第19卷，2001年第1期。该文对明代文人与文臣、道学家、武士之间的差别和关联作了适当的辨析，对明代文人的精神特征及其影响作了透彻的分析。

[13]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53页。

[14] 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上），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413页。

[15] 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上），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8页。

[16]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8页。

[17]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49页。

[18] 金圣叹：《唱经堂第四才子书杜诗解》，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42页。

[19] 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上），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8页。

[20] 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上），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03页。

[21] 金圣叹：《小题才子书》，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329页。

[22]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29页。

[23]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83页。

[24] 高峰体验是一种强烈的、令人心荡神游、出神入迷的体验，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瞬间，是人最美好时刻的一种终极体验。见马斯洛《谈谈高峰体验》，转引自《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67页。

[25] 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上），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81页。

[26] 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上），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325页。

[27]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341页。

[28] 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下），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814页。

[29] 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上），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468页。

[30]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18页。

[31]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8页。

[32] 《后候》卷三之四，《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清乾隆六十年此宜阁刊朱墨套印本，第86—87页。

[33]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8页。

[34]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83页。

[35] 李重华：《沉吟楼遗诗序》，转引自冉苒校点《金圣叹文集》，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8页。

[36] 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艺文印书馆1965年版，第1685页。

[37] 金圣叹：《唱经堂第四才子书杜诗解》，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41页。

[38] 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上），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8页。

[39] [加]华劳娅·吴：《平行：关于金本〈水浒传〉的批评话语》，《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

[40] 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上），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413页。

[41] 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上），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9页。

[42]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1页。

[43]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2页。

[44] 廖燕：《金圣叹先生传》，张国光校注《金圣叹批本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10页。

[45] John Berger，Ways of Seeing，New York：Penguin，1974，p.8.

[46] 前理解是解释学中一个重要概念，最早由现代解释学奠基人海德格尔提出。前理解有前有、前见和前设三个结构。前有，就是一种特定的生活、社会、文化的背景，在理解之前会把理解的东西植入其中；前见，是指已经加以把握的概念，有一种先行的立场或视角；前设，是指理解之前有一个预先的假设。所谓前理解是指先于文本的读者具有的生活文化背景、知识观点方法和框架预设。作为读者认知结构，是一切理解得以可能的首要条件。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76页。

[47]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48]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67页。

[49] 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81页。

[50] 孙月峰：《与余君房论文书》，转引自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页。

[51] 孙月峰：《与余君房论文书》，转引自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页。

[52]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3页。

[53] 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上），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5页。

[54]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55页。

[55] 陈登原：《国史旧闻》，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02页。

[56] 胡适：《〈水浒传〉考证》，易竹贤编《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页。

[57] 鲁迅：《谈金圣叹》，《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7页。

[58]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21—422页。

[59]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2页。

[60]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4页。

[61] 胡塞尔认为一切哲学思考都必须先行经由现象学的还原返回纯粹现象或纯粹意识，才能为自己找到可靠的基础。而现象学还原的准备性步骤就是“悬置”。一方面把存在的观点，即世界独立于意识之外、意识是世界反映的观点加以悬置，另一方面把历史的观点即历史上遗留下来有关世界的各种看法悬置起来。后用于文学批评，不计历史环境，或孤立地研究文学作品，或研究审美知觉。见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62] 关于评点产生的历史渊源，张伯伟认为与“章句”“论文”“科举”“评唱”有关。孙琴安把训诂学和历史学视为评点的两大来源，把唐代、宋元、明代和清代分别视为评点的形成期、发展期、全盛期和转折期。吴承学认为评点的形成受古代经学、训诂句读学、诗文选本注本、诗话等形式的综合影响而致。分别参见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90页；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吴承学《评点形态源流》，《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

[63]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76页。

[64]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55页。

[65] 刘孝标是梁朝人，曾为《世说新语》作注而出名。他综博群书，随文施注，引典宏富，考稽详密，堪称注书之典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孝标所注，特为典赡。”金圣叹的朋友王道树奉劝他注书应该向刘孝标学习，而他坚决不从。因为刘氏所注仅仅是钩沉索引，考案事实，忽略了《世说新语》所含有的言辞之美。所以金圣叹特别申明自己与之不敢苟同。在《与徐子能增》信中说：“昨道树有手札，微讽弟注书应如刘孝标。昔李北海以其尊人讳善所注《文选》未免释事忘义，乃更别自作注，一一附事见义。尊人后见而知不可夺也，因而与己书两行之。今弟亦不敢诋刘氏之释事忘义，亦不敢谓己之附事见义，总之弟意只欲与唐律诗分解。”（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56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新唐书·李邕传》称其父善始注《文选》，释事而忘义，书成以问邕，邕意欲有所更，善因令补之，邕乃故两书并行。”无论是李善的“释事忘义”，还是李邕的“附事见义”，都是金圣叹不能赞同的。李善注《文选》搜集材料丰厚，征引古籍繁复，但因偏重于释事和辞藻的溯源而忽略了对文意的解析。其子李邕有意矫正，以期做到事义兼释，但他仍然没有把对释义的重点放在文学的层面上。

[66]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60页。

[67]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4页。

[68]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58页。

[69]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55页。

[70] 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上），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4页。

[71] 在具体的诗歌评点中，刘辰翁多次表达了他对注杜者牵强附会、繁琐考证的批判态度。《须溪批点选注杜工部诗》评杜甫《成都府》云：“语次写景，注者屑屑附会，可厌。”评杜甫《漫兴》云：“平常景，多少幽意，为小儒牵强解了，读之可憎；野人漫兴，深入情尽，岂复有能注者。”刘辰翁的儿子刘将孙在《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序言中对其父的评点观念别有心会：“有杜诗来五百年，注杜者二三百数。然无善本，至或为伪苏注，谬妄钳劫可笑。自或者谓少陵‘诗史’，谓少陵‘一饭不忘君’，于是注者深求而强附，句句字字，必附会时事曲折，不知其所谓史，所谓不忘公者，公之天下，寓意深婉，初不在此。……第知肤引，以为忠爱，而不知陷于险薄。凡注诗尚意者，又蹈此弊，而杜集为甚。……先君子须溪先生每浩叹学诗者各自为宗，无能读杜诗者，类尊丘垤而恶睹昆仑。”“注杜诗如注庄子，盖谓众人事，眼前语，一出尽变言外意、意外事。一语而破无尽之书，一字而含无涯之味。或可评不可注，或不必注，或不当注。举之不可偏，执之不可著，常辞不及于情，故事不给于丳也。然讵能尔尔。是本净其繁芜，可以使读者得于神，而批评摽掇，足使灵悟，固草堂集之郭象本矣。”

[72] 刘辰翁：《题刘玉田选杜诗》，转引自段大林校点《刘辰翁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8页。

[73]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36页。

[74] 金圣叹在《杜诗解》中评《漫兴九首》之四时说：“‘逢春能几回’，语在白乐天，止解用入春来时，先生偏用如春去后，便令‘能几回’三字，竟有一回亦未必之事，可骇也。先生与白用笔迥绝如此，刘会孟小儿乃谓此诗近白，尔乌知？”评《北征》时：“刘会孟奴才，每憎杜诗丑，试看杜诗如此避丑。”（见金圣叹《唱经堂第四才子书杜诗解》，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01、84页）金圣叹之所以骂刘辰翁为“小儿”“奴才”，一是因为刘辰翁对杜诗精微处理解不到位，甚至错误，二是因为刘辰翁评诗“不可解”。刘辰翁《集千家注指点补遗工部诗集》评杜甫《题桃树》云：“不可解，不必解”，评杜甫《晓望》云：“语至不可解则妙矣”；评李贺《浩歌》云：“妙处不必可解”。

[75] 李贽：《童心说》，《焚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9页。

[76] 李贽：《杂说》，转引自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20页。

[77] 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6—317页。

[78] 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上），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8页。

[79] 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上），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5页。

[80] 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77—478页。

[81] 廖燕：《金圣叹先生传》，张国光校注《金圣叹批本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11页。

[82] 张国光：《从为金圣叹及其评改本〈水浒〉“翻案”到倡明金圣叹学》，《江汉论坛》1998年第2期。

[83] 廖燕《金圣叹先生传》云：“予读先生所评诸书，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作者千百年来，至此始开生面。……然画龙点睛，金针随度，使天下后学悉悟作文用笔墨法者，先生力也。又乌可少乎哉！”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云：“读金圣叹所评《西厢记》，能令千古才人心死。……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圣叹之评《西厢》，可谓晰毛辨发，穷幽晰微，无复有遗议于其间矣。然以予论之，圣叹所评，乃文人把玩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也。文字之三昧，圣叹已得之；优人搬弄之三昧，圣叹犹有待焉。”（分别转引自张国光《金圣叹批本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17、311页）冯镇峦《读聊斋杂说》云：“金人瑞批《水浒》、《西厢》，灵心妙舌，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故虽小说、院本，至今不废。”刘廷玑《在园杂志》云：“金圣叹加以句读字断，分评总批，觉成异样花团锦簇文字，以梁山泊一梦结局，不添蛇足，深得剪裁之妙。”（见朱一玄《水浒传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884年版，第376、360页）徐而庵《而庵诗话》云：“圣叹《唐才子书》，其论律分前解、后解，截然不可假借。圣叹身在大光明藏中，眼光照彻，便出一手，我最服其胆识。但世间多见为常，少见为怪，便作无数议论。究其故，不过是极论起、承、转、合诸法耳。”（转引自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433页）

[84] 尤侗《艮斋杂说》云：“吾乡金圣叹，以聪明穿凿史书，狂放不羁。每食狗肉，登坛讲经，缁素从众者甚众。”董含《三冈识略》云：“（金圣叹）恣一己之私见……可谓迂而愚也！其终以笔舌贾祸，宜哉！”归庄《诛邪鬼》云：“金圣叹见诛于今日，非可高比华士、闻人者，当其身宜诛之以惩邪恶。……余以其人虽死而罪不彰，其书尚存，流毒于天下将未有已，未可以其为鬼而贷之也。”（分别转引自张国光《金圣叹批本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23、317页）周思仁《欲海回狂集》云：“江南金圣叹者，名喟，博学好奇，才思颖敏，自谓世人无出其右。多著淫书，以发其英华。所评《西厢》、《水浒》等，极秽亵处，往往摭拾佛经。人服其才，遍传天下。”（见朱一玄《水浒传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57页）

[85] 刘廷玑《在园杂志》云：“虽才如大海，然所尊尚者贼盗，未免与史迁《游侠列传》之意相同。”王仕云《水浒传总论》：“细阅金圣叹所评，始以天下太平四字，终以天下太平四字，始以石碣放妖，终以石碣收妖，发明作者大象之所在。抬举李逵，独罪宋江，责其私放晁盖，责其谋夺晁盖，其旨远，其词文。而余最服其终之恶梦，俾盗贼不寒而栗，天下乱臣贼子，从此有痛哭流涕之心，从此有畏罪不敢为非之事。……余不喜阅《水浒》，喜阅圣叹之评《水浒》，为其终以恶梦，有功于圣人不小也。”（分别转引自朱一玄《水浒传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60、352页）

[86] 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新小说》1907年第7号。

[87] 棣：《读新小说法》，《新世界小说月报》1907年第6、7期。

[88] 老棣：《学堂宜推广以小说为教书》，《中外小说林》1908年第18期。

[89] 伯耀：《小说之支配于世界上纯以情理之真趣为观感》，《中外小说林》1907年第15期。

[90] 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保定直隶馆书局1908年版。

[91] 胡适：《〈水浒传〉考证》，易竹贤编《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页。

[9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

[93]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版，第54页。

[94] 隋树森：《金圣叹及其文学评论》，《国闻周报》9卷1932年第24、25、26期。

[95] 鲁迅：《谈金圣叹》，《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7页。

[96] 陈子展：《我也谈金圣叹》，《申报》1933年11月17日。

[97] 徐懋庸：《金圣叹的极微论》，《人世间》1934第1期。

[98] 陆树楠：《金圣叹的生涯及文艺批评》，《江苏研究》1卷1935第7期。

[99] 范烟桥：《金圣叹的治学精神》，《新闻报》1935年8月20日。

[100] 韩庭棕：《金圣叹的几个主要的文艺观》，《西北论衡》5卷1937年第1期。

[101] 曲正：《金圣叹及其文学评论》，《民治月刊》1938年第21期。

[102] 伯精：《金圣叹文艺论释》，《北华月刊》2卷1941年第1、2期。

[103]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5页。

[104]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285页。

[105] [日]幸田露伴：《金圣叹》，转引自黄霖《近百年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

[106] [日]辛岛骁：《金圣叹的生平及其文艺批评》，转引自黄霖《近百年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

[107] [日]松枝茂夫：《金圣叹的水浒传》，转引自黄霖《近百年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

[108] 何满子：《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版。

[109] 公盾：《不要美化封建反动文人》，《新建设》1963年第7期。

[110] 张绪荣：《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新建设》1964年第4期。

[111] 罗思鼎：《三百年来的一桩公案》，《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0期。

[112] [日]前野直彬：《明清时期两种对立的小说论——金圣叹与纪昀》，日本《中国学会报》，10号1958年10月，参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5辑，陈熙中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13] [日]大内田三郎：《金圣叹与〈水浒传〉——以金圣叹的〈水浒〉观为主》，《天理大学学报》62号，1969年3月。

[114] [美]Ching-yu Wang，Chin Sheng-t'an，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72.

[115] 陈万益：《金圣叹的文学批评考述》，《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76年版。

[116] 张国光：《两种〈水浒〉，两个宋江——兼论金圣叹批改〈水浒〉的贡献》，《学术月刊》1979年第7期。

[117] 张国光：《杰出的古典戏剧批评家金圣叹》，《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18] 郭瑞：《我国古典美学思想的一个突破——金圣叹的人物“性格”论》，《文艺研究》1982年第2期。

[119] 叶朗：《金圣叹的小说美学》，《文艺论丛》第15辑，1982年第5期。

[120] 王齐洲：《论“动心说”》，《争鸣》1983年第2期。

[121] 齐森华：《金圣叹的戏曲主张述评》，《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1期。

[122] 罗德荣：《为金圣叹的草蛇灰线法一辨》，《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123] 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水浒传汇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124] 曹方人、周锡山标点：《金圣叹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25] 林乾主编：《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126] 徐朔方：《金圣叹其人其业》，《文艺理论研究》1989年第1期。

[127] 陈洪：《金圣叹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28] 刘欣中：《金圣叹的小说理论》，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29] 谭帆：《金圣叹与中国戏曲批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30] 张国光：《金圣叹学创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31] 陈果安：《金圣叹小说理论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32] 梅庆吉：《十年格物与一朝物格》，《北方论丛》1990年第2期。

[133] 高小康：《金圣叹的“文法”理论的美学意义》，《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134] 吴华：《对金圣叹小说理论的理论探讨》，《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

[135] 周岭：《金圣叹腰斩〈水浒传〉说质疑》，《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

[136] 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37] 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38] 陆林辑校：《金圣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

[139] 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140] 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

[141] 周锡山：《金圣叹文艺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42] 孙中旺主编：《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广陵书社2007年版。

[143] 白岚玲：《才子文心》，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144] 吴正岚：《金圣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45] 钟锡南：《金圣叹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46] 丁利荣：《金圣叹美学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47] 吴子林：《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48] 张曙光：《叙事文学评点理论的现代阐释》，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49] 张小芳、陆林：《话说金圣叹》，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50] 陈香：《谈金圣叹式的批评》，《书评书目》1974年第1期。

[151] 廖文丽：《金圣叹小说评点中之虚实论》，《竹北学粹》1983年第10期。

[152] 卢庆滨：《八股文与金圣叹之小说戏曲批评》，《汉学研究》1988年第1期。

[153] 李金松：《金圣叹批〈水浒传〉的批评方法论研究》，《汉学研究》1991年第12期。

[154] 载王靖宇主编《清代文学批评》，香港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55] 林宗毅：《金批〈西厢记〉的内在模式及其功过》，《汉学研究》1997年第2期。

[156] 吴宏一：《清代文学批评论集》，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

[157] 黄伟豪：《分歧与融合——金圣叹与新批评的文论比较》，参见单周尭主编《东西方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页。

[158] 杨清惠：《文法——金圣叹小说评点叙事美学研究》，大安出版社2011年版。

[159] 曾守仁：《金圣叹评点活动研究——拟结构主义的重构与解构》，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

[160] [美]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

[161] [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62] David Rolston，How to Read the Chinese Novel，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163] David Rolston，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and Fiction Commentary，Stan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164] [法]弗朗索瓦·朱利安：《迂回与进入》，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余莲：《势——拟中国的效力观》，卓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注：弗朗索瓦·朱利安，法国哲学家、汉学家，国内有翻译为弗朗索瓦·于连，有用其汉文名为余莲。下文中不统称为朱利安，而是以引用译本时的译名为准。

[165] “范式”最早由库恩提出，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范式”指一门科学研究中的全套信仰、价值和技术；狭义的“范式”指一门科学在常态情形之下所共同遵奉的楷模。所谓文学范式是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文学共同体所一致遵循的一般理论原则、方法论规定。德国美学家尧斯已把它应用到文学研究之中。其《文学科学范式的改变》试图说明文学批评与科学研究有相似的范式转换和发展过程。具体来说，在文学研究的前科学阶段是“古典主义—人文主义”范式，18世纪、19世纪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历史主义—实证主义”范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又出现了“审美形式主义”范式；近年来又出现了第四种范式“接受理论”，将取代此前的范式。见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66] 在库恩的词典里，“不可通约”指科学革命前后两个范式，即使大部分概念相同，但这些概念在新范式中是以一种新的关系组合在一起，因而他们的意义就改变了。库恩认为范式与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带有不可比性。因此，旧理论不仅不可能像支流汇入江河那样被包含在新理论中，而且相反，新旧理论所描绘的世界图景排斥着：相信牛顿力学能够由相对论力学逻辑地推导出来是完全错误的（见[德]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版，第81页）。后来库恩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但是认为它们之间仍可部分交流。[德]库恩在《必要的张力》一文中，修正了观点，用“部分交流”代替了“不可通约”。库恩认为，信奉不同范式的人面临交流的障碍并非束手无策。他们受到的刺激是相同的，因此，多数科学家的日常世界是相同的。这是他们虽然不能完全通约却能“部分显示出生命力”。

[167] 张伯伟：《论唐代的规范诗学》，《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168] 赵宪章：《西方形式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3页。

[169] 吴兴明教授认为“原域文论”的思路就是将对文学的打量置放在天人之间，从而来叩问文意的原始发生。文学审美创造的本源或起点既非外在的物，也非内在的心，而是心与物的相互作用，主客体的相互沟通。在这种心物交感互动中，以物象人，以景显情，以实现审美主体的某种意象为旨归。“教化的文论”是从人际社会来为文加以礼法，其所关注的重心是言、文、艺所具有的社会性建构功能。“形式文论”是直取文学丽而可观的形式含义而论文，它直接对文章作为语言文辞之形式化特征和结构特征作感受把握。见吴兴明《中国传统文论的知识谱系》，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97页。

[170] [美]刘若愚：《中国诗学》，幼狮文化公司1991年版，第121页。

[171] 朱自清：《中国文评流别述略》，《朱自清全集》第8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

[172] 黄中模教授回顾了建国后金圣叹文学评点被讥为“形式主义”的历史。1954年3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何满子《金圣叹评改〈水浒传〉》，认为金圣叹是“形式主义者”。1964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公盾《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的艺术分析值得颂扬吗？》，认为金圣叹评点《水浒》只是作“纯形式上的分析”，是“形式主义的艺术观”。1981年1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作者认为金圣叹所谈的文法是“形式主义”。见黄中模《不能给〈水浒〉金批加上“形式主义”的罪名》，《水浒争鸣（第二辑）》1983年。

[173] 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21页。

[174] 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上），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30页。

[175] 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上），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06页。

[176] 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上），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5页。

[177] 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上），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4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