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埃里希·奥尔巴赫的新摹仿诗学：历史形象

第一节 英雄与流放者

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人文学科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英雄时代。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期。语文学、形式主义、新批评、哲学现象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共同形成了现代西方人文思想星空中的银河效应。几乎与英国的实用批评、美国的新批评和俄国的形式主义同步，欧陆语文学在20世纪上半叶迎来了最灿烂的鼎盛时期。德国的卡尔·沃斯勒（Karl Vossler），厄恩斯特·罗伯特·柯歇斯（Ernst Robert Curtius），利奥·斯皮策（Leo Spitzer）和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语文学学者，是畅饮欧洲古典精神的文化英雄，是语文学阐释方法论和认识论最忠实的践行者和创造者。

这又是一个苦难的时代，一个物欲、科技和暴力毫无遏制地肆虐的时期，一个西方文明从巅峰陡退到野蛮的时代。法西斯主义、反犹主义、战争乃至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导致的日常生活的庸常性和官僚体制的巨大惰性将静穆的思想投入熔炉，把学术异化成傀儡，把人性的高贵任意践踏后只剩下谦卑和羞辱，把温良的知识精英发配为流放者。

奥尔巴赫生逢其时，回望两千多年的欧洲人文精神之旅，对人文传统的重塑，是他自觉的担当。奥尔巴赫生不逢时，文明的劫难，纳粹的暴虐，迫使这位犹太学者踏上不归路，在流放中回望欧洲文明的精神家园，在流放中写下永恒。他是英雄，又是流放者。在精神生命的两种境遇中，悲苦和怜悯、孤绝和凄楚始终萦绕着他。

奥尔巴赫出生于德国犹太富商之家。他1911年秋毕业于德国中学名校“柏林法语学校”，之后辗转求学于柏林大学、弗莱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两年后的1913年他获海德堡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在攻读法学博士学位之余，奥尔巴赫醉心于哲学、艺术史和罗曼司文学。1913年他转入柏林大学人文学院，师从海因里希·莫夫（Heinrich Morf）教授，正式涉足罗曼司语文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在战场上度过了整整五年的时间，荣获二等铁十字勋章。1918年底他回到书斋，跟随导师埃伯哈德·洛马奇（Eberhard Lommatzsch）教授继续语文学研究。在此期间他也深受古典语文学家和宗教史学家爱德华·诺登（Edward Norton）的深刻影响。

奥尔巴赫1921年6月获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1年冬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和法国中篇小说中的技巧》在海德堡出版。1922年通过国家考试后，他获得在中学教授法语和意大利语的资格。1923年10月奥尔巴赫受聘为普鲁士国家图书馆管理员，后于1929年转入马堡大学图书馆。1924年他翻译的18世纪意大利历史哲学家G.维柯（G. Vico）的史学巨著《新科学》在德国出版。1927年他翻译完意大利哲学家和美学家本·克罗齐（B. Croce）的著作《詹巴蒂斯塔·维柯的哲学》。1929年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诗人但丁研究专著《但丁，世俗世界的诗人》问世。这十年是奥尔巴赫学术研究的起步期和思想的成形期。他逐步形成以古典学问为志业，以维柯的史学、克罗齐的哲学和美学、但丁的诗艺为思想源泉的定位。

1930年10月，奥尔巴赫接替利奥·斯皮策，成为马堡大学罗曼司语文学教授。两位古典学者首次短暂相逢并结下终生友谊。奥尔巴赫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总体而言，我非常喜欢他，我能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他对我的情形根本不了解。无论是他表示出的赞赏还是批评都失之毫厘，因此我们的友谊充满了误解。”[1]这无疑暗示了两人在治学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不同取向。随着纳粹党上台，反犹主义日趋成为法西斯专政体制的主旋律。1935年9月23日，奥尔巴赫在给流亡到巴黎的瓦尔特·本雅明的信中表达了一种前路未卜的感受：“冬季学期里我是否能开课，这是个令人焦心的问题。不管怎样，也许可能。但是我无法向你描述我境遇的怪异之处。”不久之后他就被校方解聘了。

1936年奥尔巴赫携家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再次接替斯皮策的教席，成为伊斯坦布尔国立大学的教授。此后的11年里，除了1937年返回德国短期度假之外，他一直待在伊斯坦布尔。1938年他写成重要论文《形象论》。1942年5月至1945年4月，他集中全部精力完成了德文著作《论摹仿：西方文学中对现实的再现》。1946年该著由瑞士伯尔尼的佛朗克出版社出版。

1947年奥尔巴赫夫妇从土耳其迁居美国费城，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因健康原因被宾夕法尼亚大学解聘后，他暂时栖身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在友人亨利·布瓦耶（Henri Peyre）的帮助下，1950年他受聘为耶鲁大学法语系中世纪文学教授；1956年获耶鲁大学最高教授荣誉—罗曼司语文学斯多林教授。值得一提的是，这几年间处于新批评巨影笼罩下的北美美文学批评界出现了几部风格迥异的划时代巨著。1953年奥尔巴赫的《论摹仿》由威拉德·R.特拉斯克（Willard R. Trask）翻译成英文，立即风靡英语文学界。1955年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的《现代批评史》第一卷和第二卷问世。1956年默里·克里格（Murray Krieger）写成新批评史论著《诗歌新的辩护者》。1957年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批评的解剖》问世。

1957年奥尔巴赫去世后，他有两部遗作出版。《论摹仿》的姊妹篇《拉丁古典时代晚期和中世纪的文学语言与公众》1958年出版德文版。他三四十年代发表的论文于1959年被汇编成《欧洲文学戏剧中的场景》出版。

早在《肯庸评论》1954年春季刊上，韦勒克就发表了一篇评论奥尔巴赫的文章《奥尔巴赫独特的现实主义》。韦勒克对《论摹仿》的评价是：“该著极端成功地融合了语文学、文体学、观念史和社会学，严谨的学问与艺术品味，历史想象与对我们自己时代的意识。”[2]1992年10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英语系、比较文学系和人文中心举办了奥尔巴赫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埃里希·奥尔巴赫的遗产”。会后出版了塞思·勒尔（Seth Lere）主编的研讨会论文集《文学语言和语文学的挑战》（1996）。1996年5月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举行了《论摹仿》出版5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上的代表论文刊发在诗学与符号学波特研究所的《当代诗学》1999年春季刊上。迈克尔·活尔奎斯特（Michael Holquist）教授撰文《埃里希·奥尔巴赫与语文学的命运》。他借启蒙哲学的主体批判来剖析奥尔巴赫的主体性特征：

奥尔巴赫以一个专业英雄的形象出现，而这个专业如今特别需要英雄。可以将他视为康德将分裂主体置于其核心的启蒙时代以来的流放者。那个主体，需谨记，充斥着矛盾，因为他必须同时具有普遍理性和独一无二的自由，如果他渴望成为那种具有行动力的人的话。[3]

奥尔巴赫在《拉丁古典时代晚期和中世纪的文学语言与公众》开篇表达了将语文学与哲学两门学科融合在一起的志向。语文学探究不同民族在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秉持的不同真理及其对他们的实践和制度的构型作用。哲学则追问恒定、绝对、不变的真理。两者的结合—语文学的哲学或哲学的语文学—构成了人完整的历史之维和存在向度。有学者认为他推动了语文学的人类学转向。另有学者认为他把历史学引入了文学，又用文学来照亮历史的幽深之处。还有学者认为他是在重构滥觞于犹太教和希腊古典文化的西方文化史。更有一种批评观点是，奥尔巴赫在探索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新境界。

事实上，奥尔巴赫构成了一种文化场域现象，即西方摹仿诗学理论以及阐释学、现象学、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乃至文化研究等思想潮流自身的运动和互动。因此奥尔巴赫现象需要我们剖析他的有别于古典摹仿诗学的新摹仿诗学，与此相关甚至具有决定作用的是相应的思想学术生态及其变化。对这种思想学术生态的透视，既需要我们关注思想传统的谱系结构，考察其空间地理轮廓，又需要我们捕捉其间流淌的文化主体的情感样态和精神化动向。由是观之，奥尔巴赫的新摹仿诗学被打上了至深的种族主义烙印，浓缩了特有的地理情结，隐匿了独异的精神化动力，也征兆了整整一个时代甚至是一个世纪的批评理论之星云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