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本有一部《乐经》

《乐经》这一专用名词，特指先秦作为音乐典范的书。这里包含三层意思：一、必须是先秦时的，二、被音乐奉为典范、长久不易的，三、编丝将竹简缀属成书的。究竟有没有这样一部《乐经》呢？笔者回答是肯定的。不必找更多的理由，流传至今的先秦典籍和不断出土的先秦文献即可提供充足的证据。

《乐经》之称，首见于《庄子·天运》：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1]

这则记载说明，不仅战国时期已流行《乐经》之称，或许早在孔子51岁（前501）造访老子问礼之时，《乐》已称“经”了。但是，如同《诗经》在先秦通称《诗》一样，《乐经》在先秦则通称之为《乐》。

先看先秦典籍：

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独何以说吾君乎？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板》、《六韬》，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为数，而吾君未尝启齿。”[2]

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3]

《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4]

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5]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净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6]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7]

从语言环境审视，以上诸条目中的《诗》、《书》、《礼》、《易》、《春秋》等皆为书无疑，与之并举共列的《乐》岂有他哉？故两宋之交时胡寅曰：“《礼》、《乐》之书，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记》为《礼经》，指《乐记》为《乐经》；其知者曰礼乐无全书。此考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诗与乐相须，不可谓乐无书。”[8]汉应劭亦曰：“﹝孔子﹞自卫反鲁，删《诗》、《书》，定《礼》、《乐》，制《春秋》之义，著素王之法。”[9]

再看出土的先秦文献：

《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10]

此为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出土的战国中期偏晚之楚简《性自命出》篇第15、16简中的文字，谓《诗》、《书》、《礼》、《乐》诸书的创作都产生于人，都是反映人们的作为的。还有郭店楚简《六德》第23至25简亦曰：

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亡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11]

《语丛一》第37至43简亦曰：

《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恃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12]

这里《乐》亦与《诗》、《书》、《礼》、《易》、《春秋》五书并称。基于此，李学勤则一再强调：“篇内……尽管没有提到‘六经’一词，但经的次序与《天运》完全一致。看来战国中期儒家确实已有这种说法。”[13]“周代尚文，当时教育已包括《诗》、《书》、《礼》、《乐》。如《国语·楚语》记载，春秋中叶楚庄王定太子傅，大夫申叔时回答王问，提到‘教之春秋’、‘教之诗’、‘教之礼’、‘教之乐’、‘教之训典’等等，即涵有《诗》、《书》、《礼》、《乐》及《春秋》等方面的内容。春秋晚年，孔子立私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经的体系进一步奠定。史籍传述孔子曾修纂六经，对此学者颇有争论，但六经之称在战国时确已存在。《庄子·天运篇》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语属寓言，很多人不相信。不久前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竹简《六德》，篇中说：‘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所讲六经次第与庄子全同，证明战国中叶实有这种说法。”[14]“诸子作品也有称‘经’的，如《墨子》有《经上、下》，《经说上、下》，《管子》有《经言》和《解》，《韩非子》的《内、外储说》也有‘经’。不过这些文献，即使在当时也没有得到普遍的尊崇，真正称得上是‘经’的，只有《六经》。《六经》见于战国，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庄子》的《天运》和《天下》、《商君书》的《农战》、《荀子》的《儒效》等篇都有记载。其中《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可见《六经》不是儒家所特有。曾有学者以为《庄子》等记述或系晚出，战国时的‘乐’本来没有成文，质疑是否有《六经》存在。最近，在荆门郭店楚简里发现了《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名，次序与《庄子》等全然一致，这种怀疑便消除了。”[15]夏传才亦曰：“考察先秦文献，我们可以确定古有《乐》经，理由有二：一、六经之名，古有记载，它不仅见于儒家文献如《论语》、《孟子》、《荀子》等书，也见于诸子著作如《庄子》、《吕氏春秋》、《商君书》等书，可见它是战国时期通行的古籍之一；二、它是儒家的一个独立的教学科目。孔子重诗教，也重乐教，‘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三者教学内容和教学的目的不同，传授时间有先有后，先学《诗》，以后次第学《书》、学《礼》、学《乐》，它不可能没有独立的教材而仅仅作《诗》、《礼》的附庸。”[16]另外，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要》篇亦谓《乐》为书：

孔子……戒门弟子曰：……《诗》、《书》、《礼》、《乐》不□百扁，难以致之。不问于古法，不可顺以辞令，不可求以志善。[17]

廖名春考证说：“从随葬木牍可知，马王堆三号汉墓葬于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该墓帛书的抄写最晚不会迟于该年。从《要》篇的书写形制、篇题及其所记字数来看，帛书《要》篇系抄本无疑，应有更早的篆书竹简本存在。从篆书竹简本到被抄为帛书，《要》篇应有一段流传的时间。《要》系摘录性质之书，其材料来源应较其成书更早。考虑到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根据李斯所议制定了《挟书令》，而该令直到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才废除，考古发掘表明，在《挟书令》实施时期以内的墓葬，迄今所出书籍均未超出该令的规定。所以，帛书《要》篇的记载不可能出自汉初，也不可能出自短短15年的秦代，应该会早到战国。”并说：“‘诗书礼乐不□百扁’句的缺文，……应补为‘止’，‘扁’……当读为‘篇’。”[18]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征引先秦传世典籍和出土的先秦文献，以二重证据确认本有一部《乐经》，不仅因为往古存在着否定《乐经》之说，[19]更主要的是因为现当代某些论者，为了支持其“先秦只有五经而并无《乐经》”的论点，竟然不顾事实，断言：

古未有所谓“乐经”，此为沈约想象之词。……秦之前，未尝有所谓“乐经”者在，未有乐经，则秦火又安得而焚之者哉？然则所谓乐经者，乃子虚乌有之物，后人信口谬悠而成，因见《易》、《书》、《诗》、《礼》、《春秋》皆有经，遂漫然以为乐亦有经，不知秦火虽烈，未可以并经名而焚之也。汉承秦火之后，《易》、《书》、《诗》、《礼》、《春秋》靡不有博士、儒生，互相传授。且一经之传，必有数家，未有若乐之寂寂无闻也者。制氏世世为大乐官，但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魏文侯乐人窦公，年一百八十岁，所献者亦唯《周官·大司乐》章。可知秦火之前，未尝有所谓“乐经”，其谓因秦火而亡者，妄也。[20]

先秦史书与诸子无一言及《乐经》之书。[21]

至于所谓今文学家之“乐本无经”说，实际上与笔者持论并无大矛盾，下文将涉及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