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答谢辞”：奥登诗学的思想谱系
深情地回想你们每一个：
没有了你们，我恐怕连最差劲的诗行
都没有办法写成。
——奥登《答谢辞》
成长并不意味着我们变成了其他人，事实上，我们从出生到年迈都不曾改变。
——奥登《丰产者与饕餮者》
“在我看来，生活总离不开思想，/思想变化着，也改变着生活”（《1929》，“1929”，1929；《奥登诗选：1927—1947》29），青年奥登写下这样的诗句的时候，很有可能已经预料到自己会在思想和生活上持续经历变化。在生活上，即便不提奥登移居美国、改变国籍这一人生轨迹中的重大事件，长年累月漫游四方也足以说明他不是那种安静地居于一隅的人。旅行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既可以增广见闻，也为他提供了创作素材。他从18岁开始自主地选择旅行，且不说他的短途旅行，他为数众多的跨国旅行就已经让人望尘莫及了。他去过四大洲：欧洲、北美洲、亚洲和非洲；除了出生地英国，到过至少25个国家和地区：奥地利、南斯拉夫、比利时、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瑞士、丹麦、冰岛、挪威、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埃及、吉布提、锡兰、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日本、加拿大、美国、意大利、印度、希腊、瑞典、以色列；在英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五个国家都曾有过固定居所。因此，当奥登戏谑地说要成为“流浪的犹太人”[1]时，事实上是对自己的一份清醒的认识。
伴随总是“在路上”的生活状态，奥登的思想谱系也错综复杂地交织着、改变着。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后期奥登删除、修改前期诗歌的行为，其实质是思想的变化。我们不妨通过一行诗的前后境遇来看看一个发生在他思想轨迹里的重大事件：
Man can improve himself but never will be perfect（1939）
人类会自我完善，但永不会尽善尽美
Man can improve but never will himself be perfect（1950）
人类会完善，但其自我永不会尽善尽美
奥登与衣修伍德曾携手奔赴中国抗日前线，一人写诗，另一人写文，合作完成了《战地行纪》（Journey to a War，1939），以《诗体解说词》（“Commentary”，1938）作为全书的收尾。时隔多年后，奥登编选自己的《短诗合集》（Collected Shorter Poems，1950）时收录了这首诗，做了细微修改。以上述这一行诗为例，两个版本都相信人虽然不完美，但可以逐步完善。微妙的区别在于“himself”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从而使语义发生了本质改变：前者认为人的完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后者却认为人的完善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该诗的结尾点明了人类走向完善的途径：
Till they construct at last a human justice，
The contribution of our star，within the shadow
Of which uplifting，loving and constraining power
All other reasons may rejoice and operate.（1939）
直到它们最终建立一个人类正义，
呈献于我们的星球，在它的庇护下，
因其振奋的力量、爱的力量和制约性力量
所有其他的理性都可以欣然发挥效能。
Till，as the contribution of our star，we follow
The clear instructions of the Justice in the shadow
Of whose uplifting，loving and constraining power
All other reasons may rejoice and operate.（1950）
直到，如同呈献于我们的星球，我们追随
那正义的清晰指引，在它的庇护下，
因其振奋的力量、爱的力量和制约性力量
所有其他的理性都可以欣然发挥效能。
“人类正义”（a human justice）被替换为首字母大写的“正义”（the Justice），结合奥登此时已经皈依了基督教信仰的背景，此处的正义应当是指“上帝的正义”（the Divine Justice）。后期奥登认为，我们在上帝的指引和庇护之下，才有可能发挥人类的全部理性，才能最终改变我们的星球、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自身的面貌。一首诗，小小的改动，彰显了奥登思想的今非昔比：他已经从无神论者变成了有神论者。
信仰的改变，仅仅是奥登思想轨迹里一个最为显而易见的转折点。在去世前不久写成的《答谢辞》中，奥登深情地梳理了自己在文学上的师承脉络和成长过程中受到的诸种影响，从哈代、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到叶芝，从布莱希特、克尔凯郭尔到歌德（Johann Goethe），他们在奥登的个人星空里熠熠生辉。熟悉奥登生平与创作的人都会发现，这首诗歌里的“答谢”透露着一丝古怪。比如，约翰·富勒认为他应该提及艾略特，而且不应该将布莱希特的教导归于经济奔溃方面。[2]古怪之处当然还有，该出现的人没有出现，相对影响不大的人却被答谢了。这是奥登抛给我们的又一颗迷雾弹。
事实上，对于奥登这样一位阅书成痴的诗人，他的思想谱系如同风光迤逦的大江大河，众多姿态各异的支流汇入其纵深之处，沉淀下泥沙，涤荡去污垢，化为宠辱不惊的微波涟漪，形成一派独具特色的风景。布罗茨基曾说，奥登的一生可以“压缩为写作、阅读和喝马提尼酒”，每一次与奥登聊天时，他首先冒出的话就是“我读什么，他读什么”。[3]丰富的阅读和勤奋的思考塑造了奥登的理性与智性，使他能够将那些突发性的生活事件、不稳定的情感因素都转化为生机勃勃的思想。
通过追溯和考证奥登的阅读与写作，我们必然能够从中厘清他思想谱系里最为重要的一些源流，看它们如何“变化着，也改变着生活”。奥登文学遗产受托人门德尔松教授在为中译本《奥登诗选：1927—1947》撰写的前言里写道，奥登的语言和视野里虽然总带有“科学”色彩，但“他首先还是一个有‘爱’的诗人”，“总在关注对爱的圆满实现产生阻碍的因素，无论它是来自外部社会，还是出于内在的焦虑”。[4]爱，是世间再自然不过的力量，也是每个人终身面临的课题。奥登思想轨迹的核心正是在于“爱”，爱自己，爱他人，也爱此时此地的生活，孜孜求索着属于每一个人类个体的“福音”。因此，本篇在考察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信仰对奥登诗学思想的生成与转变的错综复杂的影响时，注重爬梳整理“外部社会”和“内在的焦虑”的交互作用，从而展现奥登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大背景下阅读、接受、转化、更新的个性化历程。
[1] Auden’s letter to Charles and Therese Abbott on 31 May 1946，quoted from Stan Smith，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H.Auden，Cambridge：Cambridge UP，2004，p.39.
[2] John Fuller，W.H.Auden：A Commentary，Princeton：Princeton UP，1998，p.551.
[3]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美]所罗门·沃尔科夫：《布罗茨基谈话录》，马海甸、刘文飞等编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
[4] [英]W.H.奥登：《奥登诗选：1927—1947》，马鸣谦、蔡海燕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前言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