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教务杂志》体量巨大、内容庞杂，具体分科的研究，难免“见木不见林”。汉学是一门整体的学科，每一部分都处在整体关系的语境之中，本书试从处于汉学、传教、新闻（出版传播）的交汇地带切入，对《教务杂志》汉学知识传播总体状况、发展规律及特点做出论述。

（一）研究限定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围绕“汉学”（Sinology）和“中国学”（China Studies）在学理层面的研究取向，学术界出现过热烈的讨论。“汉学”论者强调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语言和文学典籍等；“中国学”论者则认为研究范围主要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不论以狭隘的命名概括汉学研究的宽泛定义，还是以宽泛的定义，取代特定的名称，二者皆会有偏颇。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开山鼻祖、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指出，“当代中国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必须与以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典籍为对象的汉学有所区别”[5]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对于两者，还是有一个相对清楚的界定。特别是“汉学”这个称谓，更有着其内在的历史背景。

《教务杂志》作为来华传教士创办的期刊，尽管以宗教内容为主，但所关涉的基本都是中国问题，因此也是基督教传教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在其长达七十余年的办刊历史中，出版73卷，共819期[6]，专题文章5000余篇，总页码5万余页，已经成为中国研究的宝贵历史资料，从广义的汉学定义上来讲，都堪为汉学文本，但若面面俱到，必定失之宽泛。从《教务杂志》办刊时期的汉学大背景上看，正处于专业汉学勃兴阶段，中国学研究则在1900年前后，伴随美国之崛起而逐渐兴盛。而本题所做“传教士汉学”研究所指的“汉学”，依旧承袭传统意义上之“汉学”——即以中国历史、语言、文化经典为研究对象的内容。也就是说，本书所议论的汉学文本，主要需与经典相遇与接洽，方作为汉学研究之所在。同时，由于《教务杂志》所采用语言的限定，以及作者群体、材料、文字所呈现的实际情况，杂志供稿更多来自英语世界，特别是英美新教传教士，因此研究考察以英美汉学为主，兼涉西方汉学整体。

《教务杂志》文本庞杂，内容丰富，任何一个主题，几乎都可以做成一部专著。长久以来，研究更倾向于宗教哲学内容、如圣经翻译、儒学研究等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的汉学内容的介绍分析。笔者认为，《教务杂志》之“宗教哲学”中心内容，恰恰有赖于其他“边缘”内容之支撑与营造。本书将更重视这部分“边缘风景”的呈现，立意于传教士汉学在汉学期刊发展与历史进程中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层面，审视传教士汉学“边缘化”状态、内容及价值意义，而对于期刊具体的文本应用，本书将以其中的专题文章为主，兼顾其中一些栏目中的期刊研究相关内容。

（二）研究方法

近代西方理解和传播中国文化，是跨文化传播分析的绝好研究对象。利用传播学理论与研究特色，从知识传播视角诠释《教务杂志》，既有利于对其所传汉学内容进行整体认识，也便于对其意识形态问题进行分析。本书设定为期刊研究，特别关注《教务杂志》汉学知识传播状况与特征。按照传播学先驱、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书中提出的5W基本经典传播模式，以谁（Who）、说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为研究关切重点。

倪延年先生在《知识传播学》中阐明：

知识传播是一部分社会成员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借助特定的知识传播媒体手段，向另一部分社会成员传播特定的知识信息，并期待收到预期传播效果的社会活动过程。其基本内涵主要包含：知识传播活动的主动者，即知识传播者；知识传播活动的受动者，即所传播的知识内容的接受者，简称知识传播受传者；知识传播的内容，即被知识传播者用来实现其传播目的的知识信息内容；知识传播媒体手段，即知识传播者在传播知识过程中所借助的荷载有特定知识信息内容的物质或手段；知识传播行为，即知识传播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形式；知识传播环境，即知识传播者和知识传播受传者在其传播/受传活动过程发生时的社会背景；知识传播目的，即知识传播者实施知识传播行为所企求实现或收到的效果；知识传播效果，即知识传播者实施知识传播活动后在知识受传者方面发生的变化等。[7]

结合《教务杂志》作为传教士在华刊物的基本特点，本书将相关要素整合为汉学知识传播网络（背景）、传播主题（内容）、传播主体（人物）、传播话语（策略）[8]进行总体的呈现和梳理，借由期刊文本的量化与质性考察，来研究传教士汉学的传播、影响、特色与价值，探讨传教士汉学知识传播的运作机制。文中对《教务杂志》“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主体—传播特性”做链式考察；面对传教士在华百年办刊史及杂志本身70余卷巨制，试图以历史数据加以概括，力求在研究视域、内容和方法上有所突破。

一是开放视野，通过历史学、传播学的方法，将汉学作为全球知识传播文化网络的一部分，把《教务杂志》期刊研究放入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从全球史、传播学等多个研究的角度，关注其与西方汉学研究的交互影响；

二是量化比较，通过期刊、文献（目录）学方法，将传教士汉学研究的主题内容和观念，从以《教务杂志》为中心的代表性刊物的汉学研究内容中析出，对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人物群体、主题文本内容进行比较研究，在东西方交流的大背景下，以传教史、学科史、学术史为脉络，以相关期刊为参照，展开宏观的对比论述，通过综合思辨，进行总结、反思，回应在传教士汉学研究中面临的问题。

三是动态分析，引入文化传播研究与话语分析方法和理念，将传教士汉学研究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提取《教务杂志》中跨学科、跨文化内容，研究传教士汉学传统的嬗变，从东方学研究向汉学研究、传统汉学向中国学研究的过渡，中西互动中的学科生成与知识转换。

（三）内容框架

本书以传教士汉学为中心、以汉学知识传播为要点，梳理传教士汉学脉络，勾连诸汉学期刊，关注传教士汉学的演进、发展、功能和作用，评价其在西方汉学演进中的地位与贡献。

第一章期刊网络，着眼期刊视域与汉学背景，研讨汉学知识的地缘传播状态。勾勒西方汉学知识传播的网络空间，明确刊物定位。总体描述《教务杂志》创立前后西人在华办刊发行情况及其办刊环境；介绍《教务杂志》的筹办、创立与发展，同时厘析早期在华西文刊物及代表性汉学期刊与来华传教士之关系。

第二章汉学主题，着眼刊物内容及汉学知识，查考刊物汉学知识分类与知识传播的主要议题。一是介绍《教务杂志》的总体办刊、栏目设置情况，特别是结合其文本内容的分类量化分析介绍，同时对刊物各个时期的栏目设置、刊行及影响做总体汉学资源介绍。二是导入汉学索引分类方法，以便于整理杂志的汉学研究内容，从目录索引的角度切入，从经典的汉学目录分类法如考狄书目、袁同礼书目、《通报》目录、《外文期刊书目中国论文索引》（Lust目录）比较研究入手，结合《教务杂志》各卷册索引以及罗恺玲索引，探索适合的分类方法，通过分类叙述，确立参照系。三是从《教务杂志》栏目中梳理汉学史资源，探索其与西方汉学的关系，全面呈现七十余年的长时段办刊历史中，传教士学者汉学研究的状况，对《教务杂志》发表的专题文章进行汉学分类，系统整理《教务杂志》所涉汉学内容。

第三章编撰主体，着眼编撰群体与汉学走向，探访历史中的知识主体的抉择与变迁。介绍《教务杂志》的编撰群体和主要汉学研究者与刊物的汉学关联。《教务杂志》编辑作为传教士汉学期刊的把关人，在期刊传播中起着主体作用。以人物为线索，对决定办刊宗旨方向的编辑群体，分福州时期、上海前、后期三个历史阶段加以说明，考察汉学研究的比重与影响，探讨汉学研究的内容及走向。对《教务杂志》的汉学文章的主要创作者，对不同群体分析概括，探讨近代汉学研究者“多元文化人”及汉学“过渡者”的边缘身份与历史状态。

第四章传播话语，着眼汉学文本特色与知识传统，分析汉学知识在所传播文本中的权力结构。结合《教务杂志》中的具体汉学文本案例，经由文本研究和话语分析，以历史中的典型问题为线索，通过传教士汉学家个体、汉学专题个案研究聚焦典型。同时，结合传教士学者的学术传承和身份特点，考查传教士汉学的历史传统，厘定传教士汉学研究中的地域性特征—游历传统、教化特征—启蒙传统、宗教特征—索隐传统，以求宏观把握传教士汉学的演进脉络。

本书余论做《教务杂志》所代表的近代汉学传播概观，审思传教士汉学“所传为何”？回应其引发的东方主义与汉学主义之辩，客观定位和评判传教士汉学的历史价值，使汉学回归汉学，给予传教士汉学本身的学科史、知识史一个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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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贝德士编：《西方东方学报论文举要》，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刊行，1933年，第4页。

[2] 熊文华：《英国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3] 《中国口岸报刊研究指南》仅在附录中记载：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Foochow；then，after 1873，Shanghai），1869-1911，对《教务杂志》的创刊时间存在错误。见Frank H.H.King and Prescott Clarke（ed.），A Research Guide to China-Coast Newspapers，1822-1911，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190；而在白瑞华的《中国期刊出版1800—1912》中甚至没有关于《教务杂志》的记载。

[4] 包括：徐炳三：《从〈教务杂志〉看近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的传教活动》，《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陶飞亚：《传教运动的圈内“声音”：Chinese Recorder （1867-1941）初论》，载张先清编《史料与视界：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杨卫华：《革命与改良的相遇：来华新教传教士话语中的中国共产党（1928—1936）——以CR.为中心》，《史林》2007年第3期、《来华新教传教士话语中的共产主义——对〈教务杂志〉有关观点的剖析》，《基督教思想评论》（第八辑）2008年；刘丽霞：《从〈教务杂志〉看新教传教士对新文学的评介》，《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汪思涵：《1934—1937年间的新生活运动与基督教——以〈教务杂志〉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0期；程小娟：《〈教务杂志〉中“God”汉译讨论研究》，载《圣经文学研究》2009年、《〈教务杂志〉“译名之争”的传播学透视》，《浙江学刊》2009年第5期；石建国：《〈教务杂志〉与韩国国名英文译法转换问题》，《东疆学刊》2010年第1期；冯宪华：《近代内地会传教士叶长青与川边社会——以〈教务杂志〉史料为中心的介绍探讨》，《西藏研究》2010年第6期；石建国：《19世纪末西方在华传教士的朝鲜观——以〈教务杂志〉为中心的考察》，《当代韩国》2011年第2期；崔华杰：《传教士与中国历史研究：以〈教务杂志〉为中心的量化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3期；孙轶旻、孙逊：《来华新教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小说——以〈教务杂志〉刊载的评论为中心》，《学术研究》2011年第10期；俞森林：《19世纪〈教务杂志〉对中国道教经籍的译介》，《华西语文学刊》2012年第2期；彭淑庆；崔华杰：《晚清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上古神话研究——以〈教务杂志〉（CR.）为中心》，《民俗研究》2012年第3期；程小娟：《〈教务杂志〉关于〈圣经〉汉译中传达问题的讨论》，《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3期；陶飞亚：《〈教务杂志〉研究》，载李灵、陈建明编《基督教文字传媒与中国近代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王皓：《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的汉学素养探析——以〈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书目为中心的探讨（1928—1941）》，《美与时代》2013年第3期；马凌云：《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的研究——以〈教务杂志〉为中心》，《宁夏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钟晓文：《〈教务杂志〉研究：文类选择与修辞建构》，《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儒教”的跨文化认知与传播：语义变异与幻象建构——〈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关键词之广义修辞学阐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程小娟：《〈教务杂志〉中传教士提出的“译名问题”解决方案》，《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5期、《〈教务杂志〉两组圣经汉译讨论中的语言、文化与宗教理解》，《基督宗教研究》2015年第2期、《〈教务杂志〉中传教士提出的“译名问题”解决方案》，《宗教经典汉译研究》2016年年刊；安军杰：《“和平”观念与“九一八”事变前后在华传教士对中日关系之认识——以〈教务杂志〉为中心》，《枣庄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钟晓文：《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的近代西方跨文化传播——以〈教务杂志〉（1867—1941）为例》，《东南学术》2016年第6期；杨哲兴：《抗战爆发初期的〈教务杂志〉》，《美与时代》2016年第11期；武春野：《发现与规训：新教传教士与中国语文改革——以〈教务杂志〉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苟林：《晚清基督教传教士眼中的“性善论”——以〈教务杂志〉为中心》，《大众文艺》2017年第2期；唐微韦：《〈教务杂志〉中的西南边疆民族知识》，《艺术科技》2017年第4期；杨雄威、武文汇：《〈教务杂志〉中的近代佛耶关系》，《宗教与历史》2018年第1期；陶飞亚、王皓：《传教士话语中的辛亥革命——依据〈教务杂志〉的考察（1900—1916）》，《近代中国》2019年第1期。

[5]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6] 《教务杂志》含《传教士纪事》（Missionary Recorder）共73卷，1867年第12期（现留存的第1—3期为合刊）；1868—1872年为跨年出版，共4卷（每年期数分别为8、12、12、12、5期）；1874—1885年为双月刊，每年6期；1886—1941年为月刊，每年12期。

[7] 倪延年：《知识传播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8] 笔者认为在《教务杂志》的特定文化场域内，传播者与接收者一体，都是传播主体，因此将拉斯韦尔的5W传播要素整合为四个章节进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