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05年9月，笔者进入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档案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由于云南省在民族文化遗产方面的资源优势，笔者在硕士研究阶段开始接触民族文献遗产，但此时仅限于对于民族文献的初步了解，并未有深入探索。云南省共有56种民族成分，其中5000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25个，云南特有民族15个，少数民族人口达15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云南历史悠久，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发展历程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地理环境、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等，形成了不同风格类型的历史文献，使云南成为我国少数民族文献遗产特别丰富的地区。伴随着历史过程而产生并保存的少数民族文献，记录了云南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民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历史内容，是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笔者开始参与2007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云南少数民族记忆遗产保护模式研究——以纳西族为例”，开始对民族文献遗产有所涉及。

2008年笔者继续在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档案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选定了云南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作为研究对象，把民族文献遗产的保护作为主要研究方向。此后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习、研究和工作的过程中，深入大理、丽江、西双版纳、迪庆、楚雄等地对民族文献遗产的保存状况进行了实地调研，对民族文献有了较为清晰的整体认识，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民族文献遗产的资料。我结合自身文化遗产保护专业技能，通过总结、归纳、演绎等深层次的研究方法，对民族文献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形成了多篇研究论文并发表，包括发表在2008年第6期《云南档案》上的论文《丽江东巴文献遗产保管困境与对策研究》，发表在2008年第6期《档案学研究》上的论文《云南傣族文献遗产研究价值与开发利用探析》，发表在2009年第3期《档案学通讯》上的论文《试论云南少数民族文献遗产保护模式构建》，发表在2010年第2期《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上的论文《论民族文献遗产内涵信息的生存环境——以纳西族东巴文献遗产为例》。其中已经涉及了民族文献遗产内涵的隐性信息，只是此时笔者尚未接触到隐性信息、隐性知识方面的概念，尚没有将隐性信息引入文化遗产方面研究的机会。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笔者主持完成了2009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云南少数民族文献遗产内涵信息传承保护研究”，参与完成了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文化遗产抢救视野下的西部濒危少数民族历史档案保护研究”和2010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云南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积累了有关民族文献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经验。

2011年，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顺利通过答辩。这一研究成果从整体上对云南地区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有了较为深入的综合探索。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云南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保存现状，论述其形成工艺、耐久性和各种微观形态、外观特征，总结影响档案文献遗产的各种外界自然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构建保护体系，提出各种技术性的保障措施，并且对具体组织实施的方案给予探索。在此研究过程中，积累了深厚的研究积淀，收获了更加丰富的民族文献遗产方面的研究经验。

2012年4月，笔者进入山东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从事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工作。此时，接触到了隐性信息、隐性知识方面的理论，遂将这些概念引入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尤其是民族文献遗产保护的研究中。2013—2014年，笔者承担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3批面上项目“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保护研究”。该项目在界定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概念范围、分析其表现特征的基础上，以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保存现状和制约其长久保存的内外因素为根据，探索隐性信息传承保护措施，建立保护理论模型。通过项目的研究，为探索全面保存民族文献遗产信息资源的传承保护模式，保持民族文化的原始特性，促进民族文献遗产传承保护综合效益的提升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项目实施过程及完成后，笔者一直把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保护方面的研究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于2013年第2期《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发表了论文《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资源组织模式研究》，于2014年第1期《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发表了论文《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特征探讨》，于2015年第1期《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发表了论文《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保存困境研究》，于2015年第5期《档案学通讯》发表了论文《云南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于2018年第3期《档案学研究》发表了论文《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传承问题探讨》，积累了比较深厚的研究基础，收获了比较丰富的研究经验。对于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表现特征、保存困境、组织模式、传承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并且尝试探索了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保护的各种措施。

2015年7月，笔者的论文《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特征探讨》获得“山东艺术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2016年8月，论文《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保存困境研究》获得山东省档案学会颁发的“2015—2016年度山东省档案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6年12月，论文《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保存困境研究》获得山东省教育厅颁发的“2016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17年9月，论文《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特征探讨》获得“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此时，民族文献遗产的保护工作以及隐性信息的研究成果逐渐获得各方面的认可。

各个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极具特色的灿烂文化，如享有极高盛誉的“大理白族文化”“彝族毕摩文化”“纳西族东巴文化”“傣族贝叶文化”等。这些文化资源大多蕴藏于浩繁的宗教典籍、政府文书、历史文献中，内容丰富，种类繁多。记录内容包罗万象，其中以反映土司制度、宗教祭祀、民族起义、反帝斗争、边务界务、民族关系、边疆建设、外事活动等方面的文献最具特色。

民族文化方面的学者、民族文献的传承人作为熟练掌握隐性信息的人员，是隐性信息能够长久传承的主要人员保证，但是在隐性信息的保护研究方面仍然存在诸多空白，仅仅依靠这些人员难以对隐性信息实施有效的保护措施。尤其是当前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迅速发展的社会中，传统的传承手段遭遇到了诸多难题，有必要从全社会的角度引起对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有鉴于以往的研究基础，结合近15年来的深入思考，才有了本研究更加完善的研究成果。

民族文献中的隐性信息由于难以使用语言、文字等显性记录符号表达，对于它们的研究还处于相对空白的时期，虽然有了笔者多年的研究经验，但是作为古老遗产中存在时间久远的隐性信息，普通民族群众尚难以获得其中的详细内容。笔者以“他者”的外部研究视角，介入民族文献遗产的保护研究，必然存在诸多肤浅、疏漏之处，希望本研究成果能够唤起有关研究人员的研究热情，共同为保护民族文献遗产出谋划策，以期能够获得更加全面、高效的工作成果。

仝艳锋

202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