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马克思论俄国社会发展道路，跳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俄国是个典型的东方国家，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就是直接从对俄国村社土地公有制的研究中得出来的。系统地研究马克思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认识及转变过程，对于我们把握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俄国是马克思、恩格斯终生十分重视因而论及较多的国家之一。19世纪中叶，俄国几乎是反动一词的同义语。在人们眼中，它不仅是个中世纪专制落后的国家，而且是欧洲的反动宪兵和警察，是欧洲和国际反动势力的堡垒。有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利益，曾不断号召欧洲的革命和民主力量团结起来，发动一场反对沙皇俄国的革命战争，他们认为，这是欧洲以至世界革命胜利的必要前提。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对沙皇俄国抱敌视和蔑视的态度，他们所关注的是如何遏止俄国势力的扩展，粉碎沙俄称霸世界的野心。在他们看来，俄国当时还不具备爆发革命的条件，俄国革命胜利的前景还是遥远未来的事情，所以他们较少谈论俄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当然这也与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情况了解较少有关。

1845年，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游历俄国时，发现俄国不仅保持有村社的残余，而且完整的村社组织和土地村社公有制也普遍存在着。1847年，哈克斯特豪森发表他的第一部专著《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如恩格斯所说，在这本书里，“他把这种所有制当作一种十分奇妙的东西向全世界大肆吹嘘”[41]。哈克斯特豪森说道：“俄国的公社组织，对于俄国，尤其在现时，在国家制度方面说，是无限重要的。西欧所有的国家现在都患着一种病，想把这种病治好，至今仍是一个不能解决的任务——这种病就是赤贫状态和无产阶级化。俄国就不知道有这种灾难；因为公社组织使它免于灾难。”[42]从19世纪50年代起，俄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后来的一些民粹派思想家，竭力证明俄国由于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可以避免西方国家所经历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村社就是新社会的支点。俄国著名民粹派思想家特卡乔夫曾说：“我国人民……绝大多数……都充满着公社占有制原则的精神；他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由此看来，很清楚，我国人民尽管愚昧无知，但是比西欧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虽然他们是较有教养的。”[43]这样，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俄国社会特殊发展道路问题就在欧洲，特别是在俄国国内被热闹地宣扬起来。

但是在19世纪50—60年代，俄国特殊论这一喧嚣并未影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他们正处在“世界历史”思想的高峰时期，不仅用这个思想来说明欧洲的历史发展，而且依据这个思想提出东方社会的普遍资本主义化问题。从方法论来说，当时马克思还偏重于一般普遍原则的广泛适用性，还没有可能去具体分析每个国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因此，在马克思心目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世界历史”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任何国家都不例外，俄国也必须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走上“世界历史”的道路。1859年，马克思曾著文分析了俄国农民起义的可能性，指出：“如果发生这种情形，俄国的1793年就会到来”[44]。言下之意，农民起义将破坏沙皇中世纪式的专制统治，开辟资产阶级的文明新时代。因此对于俄国来说，社会发展的近期前景显然是资本主义，而不可能是社会主义。1860年，马克思在评论即将开始的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前途时，详尽地分析了沙皇、贵族和农民的态度以及他们可能做出的选择。马克思当时认为，沙皇所理解的解放农奴就是要“排除那些仍然限制着皇帝专制的最后障碍。一方面，应当取消贵族的以专横统治大多数俄国人民为基础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应当用政府的消灭‘共产主义’原则的计划，来取消以共同占有被奴役土地为基础的农奴的村社自治”[45]。这后一句话表明，马克思已经完全了解所谓俄国村社是向共产主义过渡基础的那些喧嚣一时的理论，但他把共产主义一词打上了引号，说明马克思当时并未真正认为村社是共产主义的基础，共产主义还不是俄国的现实出路。马克思比较了各种可能的选择，最后认定，俄国农民只能在向贵族和地主交纳赎金的前提下获得解放（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认为，交纳补偿金就会“使农民由农奴变为契约债务人，这样一来，从物质利益这方面来说，至少在两三个世代之内，除了农奴依附的形式可能由宗法式的变为新的、文明的形式外，就什么也不会改变”[46]。这就意味着原来的农奴制宗法依附关系将被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形式取代，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强化和明朗起来。马克思是个充满革命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他终生都对欧洲革命抱有热切的期待。1848年革命曾使马克思激动不已，他曾预言革命高潮将会很快到来。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马克思希望它能对欧洲革命有所推动，但事与愿违，巴黎公社以后，工人运动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更加严酷。马克思对革命的预想经过多次的波折以后，逐渐把理想和现实统一起来，努力客观地、冷静地估计形势，分析环境。马克思看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迅速增长，政治相对稳定，社会主义革命在短时期内难以胜利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在进一步研究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前景时，便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将社会主义也置于这些国家的实践之内。形势促使马克思改变了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看法，他越来越坚定地认为，俄国这个东方社会的国家，可以避开资本主义前途，在村社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

为此，马克思首先在理论上否定了资本主义的普遍意义，他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和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中一再说，《资本论》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47]。“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48]。他表示：“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接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的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49]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对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及其引起的资本主义发展是持否定态度的。

马克思在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再次表明了自己的上述看法。他认为，正因为俄国村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50]。马克思写道：“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问他们：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象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套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51]在马克思看来，1861年的改革不应消灭村社，如果在农民解放的时候，农村公社立即被放在正常的发展条件下，如果农民缴纳的赎金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那么，现在谁也不会再考虑消灭公社的‘历史必然性了’”。[52]马克思认为：“公社是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和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53]与资本主义相比，公社在各方面都好得多。马克思说：“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是处于危机状态，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结束，……因此不应该特别害怕‘古代’一词。”[54]马克思的结论是：“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55]这样，马克思就通过对俄国村社土地公有制及其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特点的分析，得出了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1882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又进一步申明了上述看法，他写道：“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56]

我认为，马克思的这个新设想在理论上带来的震动和冲击是巨大的、惊人的，其中包含着马克思对自己先前学说的一系列反思和突破：

首先，马克思跳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确立了人道主义的历史尺度，这是马克思思想的一次飞跃。长期以来，马克思一向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作为历史发展的机制和动力，同时把它视为衡量和观察社会形态的基本尺度。现在当马克思确认俄国可以跳越“卡夫丁峡谷”时，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已变为：避免资本主义的痛苦和灾难，减少牺牲和代价，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这实际上是把人道主义原则提升为历史的尺度了。当历史发展和人的价值标准发生冲突时，为了人本身就应该跳越“卡夫丁峡谷”，在村社基础上，向共产主义迈进。这表明，马克思晚年又把人道主义视为历史发展的尺度和契机，这是在新的基础上向他早期实践人本主义的复归。

其次，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特别是跳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提供了用多样化思维来理解历史的典范。过去，马克思从“世界历史”思想出发，认为世界是唯一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和道路也是唯一的，一切地区和民族不管有多大的差别，都必须纳入统一的历史发展序列中。这就导致了历史发展的单线论。现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表明，人类世界从古至今就分为西方和东方两个世界，它们的具体历史特点不同，走过的道路不同，未来向新社会过渡的根据和途径也不同。它们的一系列差别表明，历史并不是严格确定的发展序列；偶然的、或然的、主体自身的需要等多方面因素都对历史发展起重大作用。这就决定了历史发展不是一元的、单线的，而是多元的、复线的。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本身就是多元化历史观的鲜明例证。

当然也要看到，马克思象他过去对一切未来问题所抱的审慎态度一样，他只是把俄国跳越“卡夫丁峡谷”当作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化为现实必须具备多方面的前提，没有诸多条件的综合作用，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化为现实性。所以，马克思在设想跳越“卡夫丁峡谷”时并未把话说死，他还充分注意到俄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他在给查苏利奇的信的初稿中说：“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57]

马克思不仅对公社的前景作了这种辩证的分析，就是在分析公社的内在生命力时，也采取了辩证的态度。马克思认为：“‘农业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能够成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的源泉，因为，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而这种个人发展和较古的公社条件是不相容的。”[58]因此，马克思认为：“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59]恩格斯正是较多地看到了公社内在的破坏因素和外在的不利条件，因而才较多地强调了资本主义在东方滋长的可能。[60]

历史是一幅难以一下认清的扑朔迷离的画卷。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以来，许多人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特别是为跳跃“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而伤透脑筋，认为这是对传统理论的背离，是不可理解的。近几十年来，由于东方社会理论和列宁所反对的俄国“民粹派”的观点比较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更不敢问津了。没想到在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在进行了四五十年社会主义实践的诸多国家中找到了实验的园地。直到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并未在典型的西方国家中发生，相反，革命恰恰是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东方国家首先胜利的。这就证明，社会主义不一定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卡夫丁峡谷”确实是可以跳越的。就这点来说，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确实得到了验证。但是，今天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跳越“卡夫丁峡谷”又都不太成功，在和资本主义的较量中还没有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原因就在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和资本主义同时代的东西，可以跳越资本主义制度，而不可跳越与资本主义连带的肯定成就。这个肯定成就是什么，马克思没有具体说明。今天看来，无非是指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社会生产力以及民主政治、人的个性发展等。这些肯定成就不但不能跳越，而且必须在夺取政权后经过一个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补上这一课，努力把它们吸取过来。这大概就是马克思当年所说的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就的本意。

《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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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奎良，1937年生，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张奎良集——沉思与求索》。

[2] 《列宁选集》第2卷，第398页。

[3]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03页。

[4]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94页。

[5]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99页。

[6]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9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9—70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8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2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6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60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60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60—263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4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6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5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9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8—619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

[3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1页。

[4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1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7页。

[42]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149页。

[43]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7—618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25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193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194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8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432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2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436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4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4页。

[6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24—6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