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留学东瀛

光绪三十一年（1905）[15]，虚龄已经二十六岁的戴戡获得公派留学机会，从而迎来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作为一名来自西南边陲、出身寒微的普通士子，戴戡得以迅速跻身于全国性的士人精英网络，并且站在了时代潮流的前端。

这年正月，戴戡得到恩师郎先锦帮助，偕同郎师长子郎治香前往省城贵阳，一起投入比自己稍长几岁的徐天叙门下。徐天叙（字淑一）也是贵定人，出身于贵阳学古书院（经世学堂），戊戌维新前后曾经直接受教于著名改革派学者严修门下，同学当中有熊范舆、姚华、刘显治、周恭寿、黄禄贞、唐桂馨、陈廷棻、张协陆、钟昌祚等人。[16]进入20世纪，这批人开始活跃于政治、文化等领域，逐渐成为贵州乃至全国舞台上的风云人物。1901年，徐天叙在贵州乡试中考取举人，1903年继姚华、熊范舆之后担任兴义笔山书院山长，后来又与友人在贵阳创办时敏学堂。1905年秋，徐天叙与在籍内阁中书唐尔镛、任可澄等人联名呈请贵州巡抚林绍年，建议将省城贡院改组为师范传习所，以培养全省师资。[17]通过这些办学活动，徐天叙逐渐成为贵州文化教育领域的知名人士，在政、学两界均有较高声望。戴戡从旧治小城来到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直接进入徐天叙的圈子，环境和机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里，他不仅可以结交省内其他地方的优秀青年学人，还可通过师友的知识结构和人际网络，接触到更加丰富的信息，以及贵州以外更加广阔的世界。

甲午战争以后，原先沉醉在“天朝上国”美梦中的士大夫精英顿感错愕与震惊，随之兴起一股赴日留学/游学的新潮流。1896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日学生共13人，此为中国近代留日运动之嚆矢。[18]进入20世纪之后，留日学生逐年增多。不过贵州僻处西南腹地，当时对外交通极为不便，留日潮流一开始并未在黔省产生多大影响。根据清政府的统一要求，1904年贵州应该选送3名留学生，结果竟然无人派出。[19]

1904年冬，云南巡抚林绍年（1846—1916）调署贵州巡抚。鉴于西南地区师资缺乏、学堂不兴、学务不振，他到任后力推留学工作，将之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林绍年要求各州县就地筹款，每县至少资送速成师范科留学生1—2人，如果地方财力允许，则另外资送专门科留学生1—2人，并要求留学生毕业回国后先在本省服务。在林绍年大力推动下，选派留学工作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展。1905年春、夏两季，全省各县共选出64人，分别于农历三、四、五、七月派往日本。[20]此后，这项工作在秋冬两季继续进行，截至1905年年底，贵州全省一共派出150名留学生，其中官费/公费112人、自费38人，以入读一年制速成师范科者居多（见表1—1）。

林绍年发起的留日学生选派工作，在各县实施起来并不容易。一方面，贵州经济普遍落后，各县财政大都较为困难，留学经费不容易筹措，有的地方找到了合适的留学人选，却没有钱；另一方面，当时贵州留学风气未开，许多人并不关注此事，人才尤其匮乏，有的地方好不容易筹到了钱，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21]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眼光、有名望的士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件事的重要性，积极推荐熟悉的人才，努力争取官绅的支持，这样既帮助地方官员完成了上级交派的选送任务，也帮助自己的门生子弟获得了新的成长机会。

戴戡来到省城之际，公派留学选拔工作正好刚刚开始。借助于两位老师的声望，特别是徐天叙的影响力，戴戡在贵定县的选拔中独占优势。他以县学廪生身份获得首批公派资格，迎来了自己人生中难得的一次机会。当时，他使用的仍然是原名“戴登荣”[22]。值得注意的是，与戴戡同赴贵阳、朝夕相处的郎治香却没能获选，而是进入徐天叙倡设的师范传习所学习。这表明郎先锦以人才为重，因材施教，并没有对自己的儿子特别偏袒。贵定县首批获选的另一人是朱俊龙，亦为廪生。戴、朱两人不仅在贵定县，即便在贵州全省，也算得上外出留学的先驱。民国时期编纂的《贵定县志稿》记载说：“戴、朱诸君就学东瀛，先于他县。士习有所观摩，咸知奋起。”[23]

戴戡是在1905年春夏之间派出的。[24]抵达日本后，他与贵州籍以及来自其他一些省份的留学生一样，进入东京的宏文学院，学习一年制速成师范科。这是一所专为接收中国留学生而开设的学校，创办人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原名亦乐书院，1902年更名为弘文书院，后因“弘文”与清朝乾隆皇帝“弘历”的名讳冲突，引发旗人身份的中国留学生不满，又改名为“宏文书院”。针对中国留学生的需要，宏文学院主要采取速成教育模式，而且学制灵活，从6个月至1年半不等，此外也有学制三年的普通科。到1906年10月底，从宏文学院毕业的中国学生已有1959人，在读生1615人。黄兴、鲁迅、陈独秀赴日之初都在该校学习过。至1909年关闭时，这所学校总共接收了中国学生7192人，毕业生3810人。[25]

1906年夏秋之间，戴戡完成了一年制速成师范科的学习，决定延期一年，转而攻读高等理化科[26]，学习采矿冶金方面的知识。[27]然而根据原来的派遣方案，他所获公费资助仅有一年。延期一年所需经费，则需再行筹措。为此，他在两个学年的间隙回了一趟家乡，一是看望家人，二是向郎师汇报学习情况，并寻求再次资助。[28]这一次，恩师郎先锦又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戴戡留学经费的落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相沿已久的文庙学田。以往论著说他的留学经费出自贵定“六庙”庙产，均不确切。文庙是孔庙的别称，明清时期每个县级行政单位都有一座文庙，作为辖区内的祭孔场所和文教中心。很多地方的文庙往往还有自己的学田，也就是农业时代的地方公共文教基金。贵定县府迁走之后，旧治文庙虽已失去正祀资格，但它仍然作为地方文教机构而存在。根据道光时期文献记载，旧治文庙拥有东门外、高家寨、界牌、大学坡、谷壤坝、左九6 处学田（包括旱地），合计60.1594 亩，此外还有4处廪田。由于部分田土荒芜，旧治文庙学田实际出租的大约35亩，每年租谷收入将近40 石。贵定县文庙的学田规模更大，合计30处192亩，实际出租的大约80亩，不过租金较低，每年租谷收入只有16石；此外还有5 处廪田，以及牛胙田、羊胙田、鸡鸭田、菜苗田、香灯田等。文庙学田的租谷收入（民间俗称庙谷）纳入全县统筹，用于资助当地贫寒学子。[29]到了清末，旧治文庙和贵定县文庙的学田依然在发挥作用。省里要求各县自行筹款选派公费留学生，各地的文庙学田收入自然是现成的资源。特别是戴戡第二年的留学，并不在原定公费资助之列。但郎先锦积极游说地方士绅，盛赞戴戡“敏而好学，德才兼备，前程远大”,“吾辈有责为国育才”，提议变卖庙谷资助戴戡留学。在郎师鼎力帮助下，据说戴戡先后获得四百两纹银。[30]当时1两银子大致相当于银元1.4元，银元与日元的比价则大体持平。[31]宏文书院的学费加住宿费，一年需要300日元。[32]以此推算，文庙学田所能提供的经费，对于戴戡的留学所需而言还是略显紧张。

留学经历的收获不仅在于知识方面，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很重要。日本社会的文明开化气息，往往给第一代留日学生留下深刻印象。例如，看到日本各地遍设学校、人民普遍接受教育，中国留学生不禁感叹：“日本学校之多，如我国之鸦片烟馆。其学生之众，如我国之染烟瘾者。”[33]就连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也让他们受到触动。当时有一本书名为《留学生自治要训》，在他们当中颇为流行，其中讲了很多具体的经验。比如：衣服要清洁；室内要打扫干净；不可随地吐痰；痰要吐在痰盂里；不可随地小便；大小便要排在便器中；入浴之际，先把下半身洗干净，才可进入浴池里；同住者写信时或温习时，不要在旁打扰；他人书桌上的书籍或抽屉中的物件，不可乱翻；就寝时要熄灯；夜间不要大声呼叫；对下女（相当于女佣）要庄重，不可开玩笑；往来道路须靠左行；在路上遇见友人，不可高声呼唤，也不可久立路边闲聊，稍作倾谈，行过礼即宜分手；前往参观时，要认清出口、入口，不可大声谈话；电车满座之时，应让座与老人、小孩和妇人；电车内不可抽烟或盘腿而坐；等等。[34]这些经验貌似琐细，其实大有深意。二十年后，孙中山仍然指出，中国人虽然素来讲究修齐治平，但往往一举一动，极寻常的修身功夫都不讲究，“像吐痰、放屁、留长指甲、不洗牙齿，都是修身上寻常的功夫，中国人都不检点。所以我们虽然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知识，外国人一遇见了便以为很野蛮”[35]。为此，孙中山希望年轻人能够多学习外国人的生活文化，从修身认真做起，再讲齐家、治国，谋求中国的进步。孙中山这一观点和主张，乃是基于几十年的海外阅历有感而发。第一代留日学生的经历和体验，正好与孙中山的观点相互印证。

留日期间，戴戡与贵州同乡多有交往。当时在日本的一些贵州籍学生成立了时敏同志会，旨在团结互助，共策共进。该组织的成员，有人追随孙中山的激进革命路线，也有人追随梁启超的渐进立宪主张。随着孙、梁两派关系破裂并激起论战，时敏同志会的成员也分道扬镳。[36]戴戡参加了时敏同志会的活动，并留下了一张与秋瑾等人的珍贵合影。[37]

戴戡与立宪派人士的关系更加紧密。1906年秋，徐天叙前往日本考察学务，在东京待了一年左右，与在日本法政大学学习的蹇念益、陈国祥、熊范舆等旧日同窗相聚甚欢。由于老师徐天叙的原因，戴戡也跟他们成为好友。蹇念益（1876—1930），字季常，贵州遵义人，“庚子事变”之后游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曾经担任留日学生会总干事，主张君主立宪，与立宪派精神领袖梁启超（1873—1929）成为知交。[38]陈国祥（1876—1921），字宝贤，号敬民[39]，贵阳府修文县人，其父为光绪年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他自己于1897 年考中举人，1903 年考取进士[40]，次年赴日之后，与梁启超关系密切。

戴戡与熊范舆的关系尤为密切。熊范舆（1878—1920），本名继先，字承之，号铁岩，贵阳府贵筑县人，早年在贵阳学古书院（经世学堂）学习时与徐天叙是同窗好友。1904年，熊范舆考中最后一科进士，随即前往日本，留日期间与梁启超、杨度等人交好，在东京发起成立宪政讲习会，被公举为会长，并且创办《中国新报》，与梁启超相互呼应，一同提倡立宪运动。[41]熊、戴二人经由徐天叙介绍之后，逐渐成为莫逆之交，后来还结成“扁担亲”：戴戡长子戴汝愚娶熊范舆长女熊菊英为妻，戴戡之女戴慧贞则嫁给熊范舆幼子熊其仁。又可能是由于戴戡的因素，熊范舆又与戴戡的恩师郎先锦成为儿女亲家，郎先锦次女郎淑贞嫁给了熊范舆长子熊其锐。[42]

受蹇念益、陈国祥、熊范舆等人影响，戴戡接受了渐进式立宪救国的思想，并与梁启超建立了密切联系。1907 年10 月梁启超在东京组织政闻社，蹇念益、陈国祥、戴戡都加入其中，并成为骨干。政闻社有四条纲领：第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第二，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第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第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政闻社的核心任务是，动员全国民众发起请愿运动，立即召开国会，改选政府。为了打消清政府的疑虑，梁启超在《政闻社宣言书》中郑重宣告：“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43]1908年2月，政闻社总部迁往上海，随后开始广泛联络国内立宪团体，发起国会请愿运动。但这种和平的立宪运动仍然为清政府所忌，1908年8月，清政府下令将政闻社查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