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鲑鱼告急”：对查尔斯·狄更斯《鲑鱼》的环境史思考[1]
梅雪芹
摘要1861年7月，狄更斯发表《鲑鱼》一文，论及他所生活的时代英伦大地上发生的鲑鱼物种濒临灭绝的现象，代表了时人对这一现象的关注，以及他们关于这一现象产生原因的基本认识，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时代记忆。《鲑鱼》一文对于探讨狄更斯的生态意识以及研究英国环境史都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意狄更斯”的基本原因。
1861年7月20日，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在其主编的文学周刊《一年四季》（All the Year Round）上发表一篇题为“鲑鱼”（Salmon）的文章，揭示了在泰晤士河等英格兰河流中鲑鱼日益减少并逐渐灭绝的现象，并指出“鲑鱼告急”（Salmon in Danger）的呼号正在英伦大地回响。[2]仔细品读该文，不禁觉得其内容深刻，意义不凡，值得深入挖掘。而在国际学术界，尽管狄更斯研究经久不衰，甚至成就了一种产业，也即“狄更斯产业”[3]，但是关注这篇文献的学者寥寥无几。即便在当下，采用生态批评（ecocriticism）视野对狄更斯作品中所谓生态意识的研究在国内外方兴未艾之际，[4]人们依然未重视他的《鲑鱼》一文。令人欣喜的是，在环境史学者的笔下该文已得到关注和引用；[5]虽然其引用有限，但已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这里，专门抓出狄更斯的这条“漏网之鱼”，试图剖析其内容，思索其意义，以使人理解“我为什么在意狄更斯？”[6]
一 《鲑鱼》一文的内容
《鲑鱼》一文内容丰富，从所提及的自然物来说，不仅有鲑鱼，而且有野鸡、野兔、鸟和狼等多种动物。这里，仅就鲑鱼问题加以剖析。
（一）对鲑鱼灭绝现象的揭示
《鲑鱼》一文涉及的鲑鱼指的是大西洋鲑，正如狄更斯所说的，这是“既栖居于淡水也栖居于咸水的动物”[7]。长期以来，不列颠群岛一直是大西洋鲑的故乡，苏格兰和爱尔兰如此，英格兰和威尔士也不例外。英格兰有很多河流曾以大西洋鲑洄游著称，泰晤士河位列其中，由此获得了“鲑河”（Salmon River）之称谓。[8]泰晤士河下游65英里是鲑鱼洄游的主要河段，泰晤士河的鲑鱼还因其味道之鲜美而被认为是英格兰的上上品。[9]在很多个世纪，这鱼儿一直被喜爱它的垂钓者赞誉为“最尊贵的鱼”（the Noblest of Fish）或“淡水鱼王”（the King of Freshwater Fish）。但今天在不列颠群岛的很多地方，尤其是英格兰和威尔士各地河流流域，大西洋鲑或灭绝殆尽，或数量锐减。
其实，这一情况并非今天才出现，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的19世纪中叶就很严重。从英格兰和威尔士来看，18世纪末工业革命开启的时候，整个这一区域的河流流域中野生大西洋鲑非常多，但是到19世纪60年代其鲑鱼渔业几近枯竭。泰晤士河的鲑鱼渔业在1794年以后开始衰落；尽管晚到1864年还有少量鲑鱼进入被污染的泰晤士河河口，但是1824年的时候泰晤士河鲑鱼渔业就几乎不复存在。这样，在19世纪，英国人就开始纷纷记述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条鲑鱼”[10]，以批评社会现实著称的狄更斯同样予以关注。他在《鲑鱼》一文的第一页中说道：
对许多人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施加给动物的鲜为人知的影响中，鲑鱼逐渐灭绝无疑是一条新闻——那些巨大的后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累积，直到最后，以惊人的事实，像无数小雪片构成的雷鸣般的雪崩，进入我们的视野，鲑鱼逐渐灭绝即是其中的一种。如今，“鲑鱼告急”的呼号正在英伦大地回响。[11]
在这里，狄更斯不仅清晰地揭示了鲑鱼逐渐灭绝的事实，而且明确地将这一事实归之为人类施加影响的后果。于是，他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分析了人类影响的具体表现，由此总结鲑鱼濒临灭绝的原因。
（二）对鲑鱼濒临灭绝之因的总结
对于鲑鱼濒临灭绝的原因，狄更斯在文章第一页即已提及，这包括人口的增长、工厂排放毒液的增多以及一些新的偷捕、诱捕工具的发明和使用等。在第二页，他又从五个方面做了专门的总结，他说道：“这里要列举白纸黑字写出来的鲑鱼减少的五大原因”：
1.定置渔具、器械和其他捕鱼方法的使用；不论在河口还是在上游，它们大量地使用，会损害渔业者的利益；
2.对河流肆意的污染和毒害；人们可以在碳酸气体的包裹中生活，鱼儿却再也不能在污浊的河水中生存；
3.不合时节地捕杀、销售和出口这种鱼，而我们在6月份是不吃野鸡的；
4.没有奉行一种严格、适度的休渔制度；当鱼儿繁殖时，这么做会确保漫游的鱼自由自在地游走，抵达它们在上游产卵的河床；
5.河上修建水坝和堰闸造成的阻塞；它们的修建，几乎没有或根本不考虑鲑鱼的洄游。这样，在很多大的河流，除了河水猛涨，洪水滔天，否则在其他时候，鱼儿完全不能游往上游。[12]
狄更斯紧接着满怀义愤地说，这五方面的原因包括了大量的“人类流氓行径”（human rascality），这的确可能会成为小说家的绝佳题材，借此他可以搜寻许多新的事实，来证明“我们人类的自私、残忍与邪恶”；这样看来，鲑鱼似乎成了人们的死敌而不是佳友。[13]
（三）对鲑鱼灭绝后果的担忧
对鲑鱼逐渐灭绝的后果，狄更斯在文中也表示了深深的担忧，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担忧，大西洋鲑这一物种的灭绝不仅仅发生在泰晤士河，而是发生在不列颠群岛所有的河流。从狄更斯的记载来看，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捕捞鲑鱼的渔夫们在泰晤士河边的巴恩斯村（Barnes）撒网，在那里的石滩上晒鱼，用免税两轮马车（tax-cart）将鱼运到市场，这些鱼是在离伦敦桥不到8英里的地方捕捞的；其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到他撰文的19世纪60年代初，鲑鱼已离开了泰晤士河。如上文所示，他很清楚，这一事实是人类影响日积月累、逐步加大的结果。因此，他不无担心地说道：“在不列颠群岛内，泰晤士河所发生的一切，很可能首先发生在一条河流，然后发生在另一条河流；逐渐地，慢慢地，这个物种将会灭绝。”[14]于是，他急切地宣布，“鲑鱼告急”的呼号在英伦大地回响。
其次，他担忧，由于“可怜的鲑鱼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迫害”，这一物种正在急剧减少，人类肆无忌惮的行径是否会殃及其他物种。因此，他忧虑道：“如果没有渔业法，这以后我们的野鸡、山鹑、野兔和兔子将会如何？如果丛林布下了天罗地网，飞鸟被射落，鸟蛋被打碎，繁殖期的母体被消灭，将来的肉类供应从何而来？短期内，不列颠野鸡可能变得像不列颠大鸨一样稀少，杰克兔会变得像撒克逊狼一样罕见。”[15]
再次，他担忧“自然报复”（Nature retaliates）人类。他说道：“无论何时何地，人类一旦干涉了自然，自然就会给他制造麻烦，由此加以报复。”[16]这样的忧虑，不久后美国外交官乔治·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1801—1882）在《人与自然》一书中也明确地做了表达。[17]当然，今天人们更为熟悉的，可能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的“报复论”；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18]这表明，关于“自然报复”的忧思在19世纪下半叶并非个别现象，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一种时代思潮。而从表达的先后来说，狄更斯显然开启了这种忧思之先河。
由上可见，《鲑鱼》一文论及狄更斯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英伦大地上发生的一种自然变迁现象，代表了时人对这一现象的关注，以及他们关于这一现象产生原因的认识，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时代记忆，因而具有特别的意义，这可以从多方面思考、理解。
二 《鲑鱼》对于探讨狄更斯的生态意识的意义
本文开篇即已提及，当下探讨狄更斯的生态意识已成为狄更斯研究的前沿。在国内学术界，有不少这样的成果问世，它们的特点或着眼点是，从狄更斯的小说中挖掘相关信息，其中，2013年天津师范大学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具有代表性。该文题为“论狄更斯小说的生态意识”，主要内容有四章，对此作者是这样总结的：“第一章‘生态危机意识’，从铁路、工厂、烟雾、河流、街区和废墟等具体意象着手，分析了狄更斯小说中所揭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自然环境及人类原有生活秩序的干扰和破坏。第二章‘生态保护意识’，以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从‘被异化者’、‘自然的宠儿’、‘寻梦者’、‘魂归自然者’、‘归根者’这五个角度试图阐明其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依托，肯定了自然淳朴的环境对于人类心灵美和品德美的熏陶和塑造，批判了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对于人类精神的腐蚀和异化。第三章‘生态和谐意识’，在前两章的基础上，总结了狄更斯小说中所蕴含的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敬畏大自然，以及希望人类与自然和谐相融、互惠互利等思想。第四章则从时代背景和作家本人的经历这两个方面探究了其生态意识形成的原因。”[19]这样的研究和论述，固然体现了狄更斯研究的多元性和当下意义，尤其因为它试图深入理解和揭示狄更斯关于工业文明对大自然和人类原有生活秩序之干扰和破坏的批判、反思，所以值得重视。不过，也需要谨慎对待，为什么这么说呢？
诚然，由于狄更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经历剧烈变革的时期，这在英国社会和自然各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作家狄更斯通过小说创作的方式反映了自己的相关思考和论述，因此，他的小说的确成为后人了解那个时代的变迁、问题以及人们如何反应的重要素材。譬如，在谈论伦敦空气污染现象时，人们总是会提及狄更斯在《荒凉山庄》（Bleak House）开篇对伦敦雾的描写：
到处是雾。雾笼罩着河的上游，在绿色的小岛和草地之间飘荡；雾笼罩着河的下游，在鳞次栉比的船只之间，在这个大（而脏的）都市河边的污秽之间滚动，滚得它自己也变脏了。雾笼罩着厄色克斯郡的沼泽和肯德郡的高地。雾钻进了格林尼治区那些靠养老金过活、待在收容室火炉边呼哧呼哧喘气的老人的眼睛和喉咙里；雾钻进了在密室里生气的小商船船长下午抽的那一袋烟的烟管和烟斗里；雾残酷地折磨着他那在甲板上瑟缩发抖的小学徒的手指和脚趾。偶然从桥上走过的人们，从栏杆上窥视下面的雾天，四周一片迷雾，恍如乘着气球，飘浮在白茫茫的云端。[20]
这段文字，甚至被认为“或许是整个世界文学史上关于伦敦雾最不朽的段落”[21]。除此之外，狄更斯在《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等小说中关于自然的种种描写及其反映的“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情结，也为人们津津乐道。然而，作为小说家的狄更斯在小说中关于自然的描写和运用更多的是意象，是隐喻，正如《伦敦雾：一部演变史》的作者科顿指出的，“对于像狄更斯这样的小说家，伦敦雾简直是近在手边的隐喻工具，用来刻画人物性格及其与环境的关系”[22]。科顿还特别强调，自然及美德与工业及邪恶的对立，乃是狄更斯用来设定人物的基础。[23]因此，必须认识到，狄更斯在小说文本中虽然不断地书写自然和环境，但其主旨并非忧虑自然而是鞭挞人性；在他的小说中，自然或以污染面目出现的空气、河水等是作为惩恶扬善的力量得到体现的，《老古玩店》中作恶多端的奎尔普的最终下场——被伦敦的雾和泰晤士河的水合力杀死，其住处也被大火摧毁，即是明证。这样，仅仅着眼于小说文本来把握狄更斯的生态意识不仅远远不够，甚至难免牵强附会，以致留下时代错置之嫌疑。
狄更斯的确十分关心工业化、城市化对于英格兰社会和城市的影响，他除了在小说中涉及现实的社会与环境问题外，还有直接针对这类问题的许多杂文问世，《鲑鱼》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在这里，他以写实的手法，突出地表明自己对自然的关切以及对英格兰人的行为和责任的思考，由此体现了他的生态意识。这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饮水思源意识。在《鲑鱼》开篇，狄更斯说道：“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习惯于坐下来吃一顿丰盛的晚餐，鱼、肉和家禽被加工成各式丰富多样的菜肴端上来，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但就餐者有没有想过，这些美味佳肴从何处来？有没有反思过，要耗费多少劳力、才智和资本，才能吃到一块鱼、一片烤牛肉或一只野鸡翅？”[24]于是他希望，食客们放下刀叉，尽可能睁开双眼听他如此道来，“很有可能，不出几年，就会没有鲑鱼用来卖钱了；那鱼儿，那既栖居于淡水也栖居于咸水的动物，正日渐稀少，不久之后，他必定食而无鱼”[25]。在这里，狄更斯从日常生活着眼，自我思考并提请作为食客的读者思考，人们享用的美味来自哪里，如何来的，有什么结果？这一番思索，将食客、食物与为之供应的自然、社会等方面勾连起来，“饮其流者怀其源”，提醒早已习以为常的人们，莫忘其赖以生存的根基。
第二，适度利用意识，这是狄更斯在《鲑鱼》一文中反复强调的。在他生活的时代，他看到人们为了捕获鲑鱼无所不用其极；用网捕捞，用叉戳起，用烟熏出，并毒害其生存环境，总之是杀死那只“生金蛋的鹅”（the golden goose）[26]，显得贪得无厌。他对此十分担忧，因而提出来：“难道我们不应该在肆意毁灭和允许用网或竿适度捕获之间加以干涉，以避开人们将来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指责？否则，那个时候也即1961年的历史学家，将被迫记录说‘上个世纪的居民毁灭了鲑鱼，并且大大伤害了这片国度现在十分稀少的其他鱼种’。”[27]
第三，自我责任意识。由于担心大西洋鲑这一物种在不列颠群岛所有河流都将灭绝，并且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人类影响日积月累、逐步加大的结果，因此，狄更斯希望同胞们行动起来，探求祸根，从长计议。他说道：“那么我们，乐观勤劳、身心健康的英格兰人，我们满怀对祖先的崇敬，为尚未出生的、这片国度之荣光所系的子孙后代而思考，我们岂能袖手旁观，听任这种罪恶持续？难道我们不应该直面真相，抛开伪装，对祸害刨根问底吗？”[28]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意识的指引，狄更斯才发出了鲑鱼告急的呼号，全面总结了鲑鱼濒临灭绝的原因，从而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关于某类物种变迁情形的时代记述。
上述各方面的意识，深深镌刻于《鲑鱼》文中，传诸后世。今天，唯有了解和理解它们，才能真切地体会狄更斯是怎样一位“高瞻远瞩的生态批评家”[29]。其“高瞻”在于，他已站到了关注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高度，思忖像鲑鱼这类物种对于英国人的生活的意义，检讨英国人的日常饮食及相关活动给予它的日积月累的影响；其“远瞩”在于，他在鞭挞人们竭泽而渔、恣意妄为之行径的同时，殷切地告诫人们要警惕“自然报复”的现象，并为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安危而思考、行动。这样看来，《鲑鱼》一文的意义就值得进一步挖掘。
三 《鲑鱼》对于研究英国环境史的意义
明确地说，今天我们讨论《鲑鱼》一文，其意义绝不限于狄更斯研究本身，还可以在更大的范围，至少可以在英国环境史范围内加以认识。
按照英国学者伊恩·西蒙斯（Ian Simmons，1935—）的界定，[30]一部英国环境史的核心主题，即是要探讨自古至今不列颠群岛上自然与文化的相互作用，它介于一部“客观”科学的历史和一部皆由文化建构的“精神的历史”（moral history）之间。[31]如何把握并书写彼时彼地的这一相互作用，又依据什么来认识这部介乎科学史和文化史之间的历史？这显然是需要冷静思考并仔细探究的大问题。西蒙斯在其著述中指出：“人们可以用来书写人类与自然互动的方面有很多，绝不只是环境科学家的数据：虽然花粉分析数据图表和降雨量有其重要性，但它们并非全部的东西。”[32]而在他眼里，能称得上环境史佳作的研究成果还有一个特点，“它们有一个从头到尾都涉及自然和文化两方面的环境过程”[33]。他还举例说明了这一点，提及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约克郡南部罗瑟勒姆（Rotherham）的许多钢铁厂造成的大气污染，认为这并非一个孤立的“空气污染问题”，而是某一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从铁矿石和煤炭的开采开始，到硫化物沉降在沼泽地和房屋上以及被吸入人的肺中结束，还要考虑这一路上的蓄水设施的建设”[34]。显然，西蒙斯关于英国环境史的主题、书写内容和特色的论述及其对过程意识的强调颇具启发性，尤其是使我们更加明确，在关注某种环境历史问题或现象时，要尽可能深入地挖掘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其产生过程中相互关联的多方面的因素。
基于西蒙斯的解说和例证，我们认为，作家狄更斯的《鲑鱼》一文，是用来把握英国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情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其所揭示的“鲑鱼告急”现象则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借此可以进一步了解并探寻英国环境史中的许多问题。因此，《鲑鱼》是一则颇有价值的英国环境史史料。
作为一则英国环境史史料，《鲑鱼》肯定有助于人们认识这一物种本身在特定时空下的存在状况及相关问题，英国环境史学者彼得·科茨在《鲑鱼的前世今生》一书中就是这样引用它的。科茨为这个物种书写了一部新颖的传记，将其进化故事、生态故事和人世间故事有机地连接起来，空间范围从新斯科舍半岛（Nova Scotia）到挪威，从朝鲜半岛到加利福尼亚，时间维度从史前延伸到未来。其中，他写到了“不幸鲑”（Unfortunate Salmon），这一表述有可能受到了狄更斯在《鲑鱼》中对这一鱼儿的感叹“this unfortunate fish”的启示。此外，他在书中还多次引述狄更斯《鲑鱼》一文中的有关说法和分析。譬如，他说道：“然而，狄更斯哀叹，1860年，在比林斯盖特海鲜市场（Billingsgate Fish Market）的大理石石板上，亮闪闪的鲑鱼没有一条是在当地捕获的。”[35]他当然也关注到了狄更斯对“鲑鱼告急”的宣告，也提及狄更斯关于鲑鱼减少原因的认识，并特别引述了狄更斯对大渔网如何之多、鲑鱼如何难以挣脱逃走的叙述。[36]由此可见，《鲑鱼》反映鲑鱼历史存在状况的价值不菲。
不仅如此，《鲑鱼》在揭示“鲑鱼告急”现象的同时，还涉及或反映了英国环境历史中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譬如，历史上英国各地的人们对待自然资源的态度及其变化问题，英国人捕捞技术和手段的发展及其影响问题，英国人对河水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及其影响问题，不列颠群岛上河流被污染和毒害的历程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相互关联在一起，且直接或间接地与“鲑鱼告急”现象的产生有关，是鲑鱼在不列颠群岛的栖息地内由多变少乃至灭绝这一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它们全都有待深入地挖掘和探讨。此外，《鲑鱼》一文最后介绍的法国人在鲑鱼养殖技术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及其对鲑鱼养殖技术在英国推广的强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后期西方社会的“技术决定”意识以及人类干预自然的时代样貌，这方面的内容也值得注意并反思。
以上所述，表达了我抓出狄更斯的“鲑鱼”之后所做的初步思考。为什么要这么思考？这个问题本身也值得进一步思考。正如乔治·奥威尔在关于狄更斯的评论中十分风趣地说的，“人们觉得狄更斯是一个很值得私下谈论的作家，他已经被马克思主义者，被天主教徒，尤其是被保守派人士私下谈论过。问题是，我们谈论他什么？为什么人人都在意狄更斯？为什么我在意狄更斯？”[37]对我来说，当我致力于探讨英国工业化、城市化引发的环境问题的时候，身处其间的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是我特别想要搞清楚的事情。这就是我在意狄更斯，并专门抓出其笔下的《鲑鱼》的基本原因。总的来说，狄更斯写作《鲑鱼》，以此揭示“鲑鱼告急”现象，不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自然为镜”[38]检视文明发展之得失利弊的生动实例。
（梅雪芹，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1]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环境史及其对史学的创新研究”（编号：16ZDA122）的阶段性成果。
[2] Charles Dickens，“Salmon”，All The Year Round：A Weekly Journal，20 July 1861，Volume V，p.405.下载自http://www.djo.org.uk/all-the-year-round/volume-v/page-405.html，2017年7月26日登录。
[3] 参见冉毅《狄更斯研究的重大收获——评赵炎秋教授主编的“英美中狄更斯学术史研究”丛书》，《武陵学刊》2017年第3期，第143页。
[4] 所谓生态批评，也即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所谓生态意识，一般指人们对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感觉、关注和思考。国内以此视野研究狄更斯的生态意识的成果，参见张晶馨：《论狄更斯小说的生态意识》，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陈颖：《浅析狄更斯作品中的生态思想》，《作家杂志》，2013年第6期；Xu Xiaona，“An Ecocritical Approach toDavid Copperfield”，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张美：《生态批评视野下的〈雾都孤儿〉解读》，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5] Peter Coates，Salmon，London：Reaktion Books Ltd.，2006.
[6] 这个问题，是20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社会评论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在关于狄更斯的长文中提出的，参见George Orwell，“Charles Dickens”，Inside the Whale and Other Essays，GB，London：March 11，1940；下载自http://orwell.ru/library/reviews/dickens/english/e_chd，2017年12月1日登录。
[7] Charles Dickens，“Salmon”，All The Year Round：A Weekly Journal，20 July 1861，Volume V，p.405.http://www.djo.org.uk/all-the-year-round/volume-v/page-405.html.
[8] R.B.Marston，“The Thames as a Salmon River”，The Nineteenth Century：A Monthly Review，45，266（April 1899），p.579.
[9] 17世纪中叶，英国作家艾萨卡·沃尔顿（Izaak Walton，c.1594—1683）在《垂钓高手》中表达过这样的看法：Izaak Walton，The Compleat Angler，or The Contemplative Man’s Recreation，with Introduction by Andrew Lang，Mineola，N.Y.，Dover Publications，Inc.，2003，p.89.
[10] 关于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条鲑鱼”的记载，参见拙文《英国环境史上沉重的一页——泰晤士河三文鱼的消失及其教训》，《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第15—29页。
[11] Charles Dickens，“Salmon”，All The Year Round：A Weekly Journal，20 July 1861，Volume V，p.405.http://www.djo.org.uk/all-the-year-round/volume-v/page-405.html.
[12] Charles Dickens，“Salmon”，All The Year Round：A Weekly Journal，20 July 1861，Volume V，p.406.http://www.djo.org.uk/all-the-year-round/volume-v/page-406.html.
[13] Charles Dickens，“Salmon”，All The Year Round：A Weekly Journal，20 July 1861，Volume V，p.406.http://www.djo.org.uk/all-the-year-round/volume-v/page-406.html.
[14] Charles Dickens，“Salmon”，All The Year Round：A Weekly Journal，20 July 1861，Volume V，p.405.http://www.djo.org.uk/all-the-year-round/volume-v/page-405.html.
[15] Charles Dickens，“Salmon”，All The Year Round：A Weekly Journal，20 July 1861，Volume V，p.406.http://www.djo.org.uk/all-the-year-round/volume-v/page-406.html.
[16] Charles Dickens，“Salmon”，All The Year Round：A Weekly Journal，20 July 1861，Volume V，p.406.http://www.djo.org.uk/all-the-year-round/volume-v/page-406.html.
[17] 1864年，马什出版《人与自然》（Man and Nature）一书。后来，为一步解释自己的写作意图，他在1874年将书名改为《人与自然；或被人类行为改变了的自然地理》（Man and Nature；or，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国内关于马什相关思想的研究，参见王培《乔治·马什的环境思想初探》，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张赛《马什的〈人与自然〉的环境保护思想探析》，《鄱阳湖学刊》2014年第3期。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页。关于恩格斯“自然的报复”一说的研究，参见胡大平《从“自然的报复”问题看恩格斯自然概念及其当代意义》，《学术研究》2010年第7期；徐民华《面对自然界的“报复”——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探究》，《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年第6期。
[19] 张晶馨：《论狄更斯小说的生态意识》，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摘要”第1页。
[20] [英]查尔斯·狄更斯：《荒凉山庄》，黄邦杰、陈少衡、张自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页。
[21] [英]克里斯蒂娜·科顿：《伦敦雾：一部演变史》，张春晓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60页。
[22] [英]克里斯蒂娜·科顿：《伦敦雾：一部演变史》，第42页。
[23] [英]克里斯蒂娜·科顿：《伦敦雾：一部演变史》，第44页。
[24] Charles Dickens，“Salmon”，All The Year Round：A Weekly Journal，20 July 1861，Volume V，p.405.http://www.djo.org.uk/all-the-year-round/volume-v/page-405.html.
[25] Charles Dickens，“Salmon”，All The Year Round：A Weekly Journal，20 July 1861，Volume V，p.405.http://www.djo.org.uk/all-the-year-round/volume-v/page-405.html.
[26] 这是《伊索寓言》里的一个故事，旨在说明人们切不可贪得无厌，杀鸡取卵。
[27] Charles Dickens，“Salmon”，All The Year Round：A Weekly Journal，20 July 1861，Volume V，p.405.http://www.djo.org.uk/all-the-year-round/volume-v/page-405.html.
[28] Charles Dickens，“Salmon”，All The Year Round：A Weekly Journal，20 July 1861，Volume V，p.405.http://www.djo.org.uk/all-the-year-round/volume-v/page-405.html.
[29] 陈颖：《浅析狄更斯作品中的生态思想》，《作家杂志》2013年第6期，第109页。
[30] 伊恩·西蒙斯系英国地理学家，长期从事地理学、生态学和生物地理学教研工作，据说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研究环境史。关于其环境史研究的成就和特点，参见贾珺《英国地理学家伊恩·西蒙斯的环境史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伊恩·西蒙斯的大尺度环境通史研究——研究内容、方法、特点与启示》，《学术研究》2008年第12期，第97—104页。
[31] I.G.Simmon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From 10000 Years Ago to the Present，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1，p.1.
[32] I.G.Simmon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From 10000 Years Ago to the Present，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1，p.1
[33] I.G.Simmon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From 10000 Years Ago to the Present，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p.2.
[34] I.G.Simmon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From 10000 Years Ago to the Present，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p.2.
[35] Peter Coates，Salmon，p.87.
[36] Peter Coates，Salmon，pp.88-89.
[37] George Orwell，“Charles Dickens”，Inside the Whale and Other Essays，GB，London：March 11，1940.下载自http://orwell.ru/library/reviews/dickens/english/e_chd，2017年12月1日登录。
[38] 关于“以自然为镜”的含义，参见拙文《何能“以自然为镜”？——环境史研究中某种历史评价倾向的合理性辨析》，收于夏明方、侯深主编《生态史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