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兜转：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兜转

一 “浪漫主义色彩”的评价转向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举行，这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历史由此结束，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历史从此开始。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几年中，许地山的文学作品以选集的形式多次出版。1951年7月，开明书店出版了《许地山选集》（由杨刚作序）；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许地山选集》（由郑振铎作序，分上下卷），杨刚与郑振铎都在序言中对许地山其人其作进行了评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的主流话语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论的批评方法，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走文艺政治化、社会化的路线来进行研究，所以这一阶段的文学研究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这种时代的烙印，文艺工作者对许地山作品的评价出现了转向，对其早期作品里所体现出的浪漫主义色彩予以质疑和否定，而对于以《春桃》为代表的后期作品所体现出的现实主义则评价较高，这一时期，研究者们更加关注许地山身份的转变，即从一个倡导人道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人士进步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杨刚认为《许地山选集》所收录的15篇作品，按照排序可以大致显示出许地山“从空想走到现实的一个有发展性的思想内容”，他认为许地山早期作品中带着命定论的浪漫主义“基本上是不健康的”，许地山“徘徊于现实和空想之间，有时企图逃避（《黄昏后》），有时企图以主观幻想来解决现实的问题（《枯杨生花》）。这种思想状态不能不产生他对既存现状根本的妥协和承认的态度”。究其原因，杨刚认为是许地山小资产阶级的身份以及所受的佛教影响。对于许地山较后期的作品，杨刚则认为其平民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较为明显，同时浪漫的、空想的成分也逐渐褪色，现实的成分在他的小说里不断加强，并且通过对《春桃》《危巢坠简》《归途》的分析，指出许地山“对一般人民有深厚的同情，可是对于人民的运动和斗争却因为他的哲学而抱着怀疑，加以回避”。杨刚进一步指出，许地山对当时的社会情况并不能算作了解，甚至对国家的来路和前途也是茫然、悲观的，“他只是努力地依靠着他从平民主义出来的对受压迫人民的同情，从人道主义出来的正义感支持自己，甚至于强迫自己一天一天的来接近现实；他很痛苦，有时是很迷乱的来接近他本来不愿接近的现实；他的这种努力并非白费，抗战帮助他跨了很大的一步。在这时候他放弃了佛经研究，也不多写作，而尽力参加民族解放的实际行动，努力于人民的工作。”[11]

二 “二分法”评价渐成主流

最开始提出“二分法”这种说法的是茅盾，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二分法”的说法一时成为主流。王瑶在其评述中基本上沿袭了茅盾的关于许地山一面是积极昂扬的，一面是消极退隐的“二重性”的结论，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中，他评价许地山“对人生有些怀疑的色彩，但并不悲观”[12]。

杨刚也认为，相比之下，许地山的《春桃》才是“平民主义的成就”，是比较难得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因为在形式上也没有许地山在早期小说中出现的传奇性色彩。并且，杨刚认为许地山“基于他的落华生式的感情内容，对于朴实的劳动人民有相当深的了解与爱好”。就这样，杨刚把许地山的后期创作归属到了“无产阶级的道路”上，并认为“他的道路也和闻一多先生的道路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他是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一个正直的有血性的儿子”[13]。

丁易的观点与杨刚相近，1955年，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先以《缀网劳蛛》为例，指出许地山思想上既带有“不健康的命定论的浪漫主义倾向”，同时兼具“现实的平民主义思想的因素”，在后期的作品中，许地山平民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丁易认为《春桃》“虽然不能从阶级关系上去分析问题，但却写出了劳动人民纯洁的品质和高贵的阶级同情”[14]。

1956年，刘绶松在《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从阶级政治的角度对许地山及其创作进行了评述，指出“由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和他对于佛教哲学的长期沉浸，作者早期的思想很明显地存在着虚无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而许地山“虽然没有让自己在‘云封雾锁’的人生路程上坠落到颓唐感伤以至于绝望的深渊中去”，但“支持和鼓舞着他的不是对前途的‘乐观’的信念，而是一种听自然安排的‘达观’的想法”[15]。另外，刘绶松还指出许地山早期的作品中“显露着他对于劳动人民的朴素深厚的感情”，《缀网劳蛛》中的尚洁到土华以后，“便在珠船里工人们身上去探求‘那些灵性的珠子’”，正是由于许地山对于劳动人民的这种深厚感情，他的创作才能逐渐走向后期坚实的现实主义的道路。

起笔于1961年，由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许地山早期作品格调的总结是“宗教色彩和对现实生活的大胆反映，出世思想和平民主义，相互纠结在一起”[16]，结合小说集《缀网劳蛛》收录的一些作品，唐弢指出许地山笔下的人物既有对宗教的虔诚，以及“命定论”的思想，又对生活有着“坚韧厚实”的毅力。而面对不合理的现实，以往作品里的人物很少进行正面反抗，这种不足终于因为《春桃》的出现而获得弥补，标志着创作上的“重大进步”。

在新中国初期的一些现代文学史的论著中，对于许地山及其作品评述的篇幅并不大。台湾地区出版的一些论著，对许地山的介绍也都比较概略。相比之下，旅居美国的华裔学者夏志清和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在他们各自的文学论稿中对许地山的关注度较高，评价较为翔实。

1961年，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专设章节评论许地山，指出许地山是个“生性浪漫的作家”，他所关心的宗教经验是慈悲或爱。许地山“给他的时代重建精神价值上所作的努力，真不啻是一种苦行僧的精神，光凭这点，他就已经值得我们尊敬，并且在文学史中应占得一席之地了”[17]。夏志清着重评析了《缀网劳蛛》和《玉官》两篇小说，赞扬了小说《玉官》是“在浅薄的思想和唯物主义泛滥的时代中不可多得的一个重申精神力量的寓言”[18]。

1975年，司马长风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中肯定了许地山作品的独特价值，并认为许地山的作品“正因为有虔诚的宗教情感，才能写出常人所无的深刻情操”[19]。夏志清和司马长风由于身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从而发掘出了许地山作品超越时代价值的独特之处。

尽管“两分法”的评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渐成主流，但是这一时期里关于许地山创作的研究与评价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同质化和片面性，主要显现在许地山作品中的浪漫主义被视为消极的成分遭到过度放大，被视为消极的、迷信的宿命论而加以批评。研究者和评论家着重挖掘的是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开发其教化功能和斗争性，对许地山小说的艺术性和思想内涵的发掘严重不足。此后，由于国内政治运动对文艺的严重影响，关于许地山的研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里基本处于停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