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世纪早期英国文学中的空间研究
前一节已经展示和探讨了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学研究是一个跨学科开展的立体系统，将这一研究对象置于空间视阈下，能整合关联不同层面的信息，拓深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并能加强其与社会文化间的互动。盎格鲁—撒克逊的空间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批判性的审视。纵观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发展史可发现，盎格鲁—撒克逊文本中的空间呈现问题总是被放在中世纪文学研究的大背景下进行，所以本节将回顾和梳理中世纪英国文学的空间研究并总结概述在此基础上盎格鲁—撒克逊叙事中的空间诗学研究取得的成果。
首先，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人文研究领域内的“空间转向”热潮引发学者们对空间问题进行深层次的解读，空间理论渐渐形成跨学科的立体式发展，涉及地理、哲学、文学研究等不同方向。在此理论背景下，空间问题进入中世纪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之中。这一时期的空间研究与地理学，尤其是“地点”（Place）研究息息相关。学者们开始关注文献中具体地点的考证，从考古学出发试图还原当时的社会风貌。此类研究深受德国地理学家沃尔特·克里斯泰勒（Walter Christaller）在其1966年出版的著作《德国南部的中心地》 （Central Places in Southern Germany）中提出“中心地理论”（CPT: Central Place Theory）的影响。克里斯泰勒这部著作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德国南部考古遗址的空间格局，发现了社会经济体系与定居地布局之间的关系。尽管“中心地理论”成为考古学的一个标准理论，但是除了极少数的文学学者之外，大部分学者忽视了这一理论对文学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性：将考古的具体发现和社会、经济系统相结合可以极大地拓深理解文学历史文本在空间和地点方面承载的社会意义。
20世纪中期英国历史学家将关注焦点对准了景观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学者W.G.霍斯金斯（W.G.Hoskins）在1955年出版了其代表性专著《英格兰景观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37]这部具有开创性的景观史巨著共由十个章节构成，概述了英格兰从古罗马人征服前的不列颠景观到现代英格兰的近五千年的景观，其中第二章“英格兰人的定居”聚焦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村落外形、地产边界等重要景观，这些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地理景观研究的深入发展。其后，英国历史地理学家德拉·胡克（Della Hooke）将“中心地理论”应用于分析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定居情况和地景研究等方面，著有《盎格鲁—撒克逊定居点》 （Anglo-Saxon Settlements, 1988）和《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景观》（The Landscape of Anglo-Saxon England, 1998）。[38]前一本论文集主要关注盎格鲁—撒克逊人定居点，探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结构的安排和功能。而在此基础上，胡克的第二本专著继续这一研究课题，结合考古学和历史学知识，透过景观特征来研究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和文化的信息。
在以上有关空间研究和地景建构的专著中，专家们试图通过探讨盎格鲁—撒克逊人定居点和各种景观之间的关系来研究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框架。“地方”研究是讨论的重点，历史、考古、环境等跨学科视角被综合运用于考察特定地理空间里相关的人类活动。到了世纪之交，尤其是21世纪，受到空间转向的影响，跨学科的空间走向越发多元，尤其注重和文化研究的结合。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学者提倡通过分析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以探讨中世纪地理概念下典型地点的功能，考量这些空间地点如何反映和保留产生于斯的文化。由此可见，在“地方”研究发展日趋成熟之际，学者们的研究焦点转为文化与地理之间的深层联系。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文化地理学作为一种批判性的研究方法在中世纪的空间研究中开始流行起来。研究将视阈拓展为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不同地点和场景，这种方法构建了自然景观与想象空间之间的联系，以期获得有关中世纪作家和作品对空间的想象。代表性的著作包括克莱尔·A.李斯（Clare A.Lees）和吉莉安·R.奥维林（Gillian R.Overing）编著的《一个信仰的地方：定位中世纪地景》（A Place to Believe in:Locating Medieval Landscapes）和劳拉·L.豪斯（Laura L.Howes）编著的论文集《中世纪叙事中的地点、空间和地景》（Place, Space, and Landscape in Medieval Narrative）。[39]两部论文集讨论了英国中世纪各类文本中体现出来的重点地点、地景的形式以及它们传递出来的社会历史的信息和意识形态及政治权力运作的特点。因为研究对象涵盖英国有关中世纪早期和后期的文本和考古发现，因此就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讨论非常有限：前一部论文集有四篇论文涉及这一时期，分别探讨了诺森伯兰地区（Northumbrian）景观、比德的创作和他所处的贾罗（Jarrow）地区的关系、水域在盎格鲁—撒克逊历史语境下充当的界限功能、古英语抒情诗歌中的景观。而第二部论文集只有一篇是关于古英语布道文中的神圣空间。
聚焦文化地理学这一空间视阈下的英国中世纪早期文本的讨论，最具影响力的代表学者为尼古拉斯·豪依（Nicholas Howe），他在这一研究领域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从重点的景观入手，鞭辟入里地剖析出它们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以及民族感情，在文章《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景观：继承、创造、想象》（The Landscape of Anglo-Saxon Eng land: Inherited, Invented, Imagined）中，豪依一层层剥离了盎格鲁—撒克逊景观的文化含义与历史意义。他认为，地理景观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记忆，真实的存在受制于人类的虚构和沉思。盎格鲁—撒克逊人未能拥有被称作是“未标记的空间”，而这种历史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痕迹，让人想起那些曾经来过这里的人。[40]豪依进一步指出，盎格鲁—撒克逊诗歌很好地展示了盎格鲁—撒克逊景观在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多重居住方式，它们连接着特定地方及人的外部和内部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盎格鲁—撒克逊人通过他们继承和创造的景观与过去进行对话。[41]除了这篇十分具有启发性的论文，豪依还发表了两本重要的专著，他于1989年出版的《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迁徙与神话》（Migration and Mythmaking in Anglo-Saxon England）是其代表著作，甚至被认为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地理学的一部奠基之作。这本书的观察打断了关于文学是否可以作为“现实”的证据这一争论，激发学者们纷纷转而关注文学作为特定社会想象和创造自身能力的产物。豪依宣称文学是产生它的社会的产物，“诗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看到他们继承的传统所允许他们看到的东西”。[42]豪依从考古学资料、地景和文本出发，解析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土地、家园的理解和其移民身份的关联。相隔了近20年之后，豪依于2008年发表了另一部重要专著《书写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地图：文化地理学论文集》（Writing the Map of Anglo-Saxon England: Essays in Cultural Geography），这本著作延续了他一贯的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视角，依然重视地理、历史和文化视角的结合，讨论了两个核心的问题：盎格鲁—撒克逊人如何想象过去的地方以及他们如何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文本中展现他们的地方观念。
豪依的研究无疑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的空间诗学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历史视角，但是他的研究主要还是从历史和地理的证据出发，对文本的分析比较宽泛。在他的研究的基础上，进入21世纪后，始于地点的空间讨论拓展联系至空间概念相关的文学主题的研究，更多学者开始聚焦于文本中的空间呈现和场景意义，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专著和论文。阿尔夫·西韦尔斯（Alf Siewers）在其论文中，对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和古英语诗歌《古德拉克 A》文本中的重点空间地点进行了寓言式的解读，然后提出两首作品中的主人公与怪物的战争主题可以被看作“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对英国景观文学构建的隐喻”。[43]法比安·米舍莱（Fabienne L.Michelet）2006年发表的专著《创造、迁移和征服：古英语文学中的想象地理和空间感》（Creation,Migration,and Conquest:Imaginary Geography and Sense of Space in Old English Literature）是迄今为止最详尽研究古英语文学作品中想象空间的专著，作者指出了空间概念在这些文本中体现出从物质存在到精神象征的层次性，由此回应了盎格鲁—撒克逊景观作为文化创作或解释来源的观点。米舍莱充分展现了盎格鲁—撒克逊诗人是如何理解空间并在他们的作品中使用空间的。她介绍了“心理地图”这一关键理论概念，它是一幅想象的世界图景，是“周围环境、整个地球和/或整个宇宙的表象构成，受到传统的影响，并赋予了意义”。[44]在这个定义中，米舍莱阐释了这样一幅想象中的世界图景是如何成为一种文化产物，从而能够洞察产生这种图景的文化，这也是本项研究开展讨论的一个重要前提。当学者们认识到可供分析的空间对象并不局限于考古遗迹的那些结构时，这意味着在空间和地点的研究中引入了一个重大的创新。空间和地点也作为想象的建构而存在，表现在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学中创造和延续的文学场景的描述中。
综上所述，学者们在中世纪的空间研究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们在构建自然景观与抽象空间之间的联系方面所做的努力具有重要的价值。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空间研究正是经历了从单一层面到多角度展开，从分析具体地点到深掘文化景观与抽象空间的这一动态过程。然而需注意的是，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学中空间是如何运作的这一领域的推测和调查虽然已经开始，但仍有一些有待深入的方面：首先，相比于对历史信息的定位和探索，对文学文本中的空间建构的讨论才刚刚起步，大多还是停留在将空间和地点置于一个静态的场景的视角，缺乏动态和立体式的剖析。其次，文本讨论的对象比较有限，具体到文本的分析还是停留在单个文本以及少量几个文本上面，未形成多角度的纵览和比较。再次，空间对人物身份建构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分析中往往未获重视，空间概念的不同呈现形式对个体发展还是民族形成都是一个重要的分析角度。最后，古英语文本和拉丁语文本的串联和比较研究鲜被关注，为了充分考察当时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日耳曼和基督教两大文化传统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全面影响，需并置和比较双语文本就相近主题讨论时存在的特点。这些需进一步思考和探究的点也将是本书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