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代报刊的兴起与传统文人的境遇

考科举入仕途是大多数晚清文人的人生选择，但是录取名额和考生人数的比例悬殊造成寒窗苦读的文人生计困难，真正能靠科举走向正途的文人士子只有很小一部分。科举考试落榜的文人或者开办私塾教书，或者进入学校成为教官，此举一方面为了生计，另一方面为之后的科考继续做准备，从而造成剩余的下层士子数量庞大却生活窘迫。

山西举人刘大鹏在他的《退想斋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和一些朋友落榜后的境遇：“……半途遇一教书人，系业商而落泊者也。班荆交谈，备言所教童子五、六人，每人送束脩钱一千六百文，一年所得不满十千钱，糊口亦不够，何能养家乎？”[1]“……锦轩言其境遇甚穷。今岁所得束脩除却饮食杂费，不过落二十余千钱，家中用度浩繁，所入不敌所出，将何以治生。”[2]与内地文人士子境遇稍有差别的沿海城市文人，在名落孙山之后除了走上与刘大鹏等人一同的求生之路外，还有些文人选择了为外商打工的谋生之道。“何以为生？”成为摆在知识分子面前最为迫切的问题。依靠自身的才能获得经济独立是每个不能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这些知识分子不再把读书做官看作人生的唯一出路，开始进入城市的职业流动行列中。作为知识分子，其经济意识的起点是对经济活动中重要的媒介“金钱”的思考。“如何赚钱养活自己”，可以说是当时这批知识分子最为朴素的经济意识。晚清民国时期经济意识与产业政策对新兴文化人的文化实践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靠“卖文为生”赚取稿酬成为一批文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由此催生了一批新兴文化人的出现，开启了从传统文人向现代文化人的转变之路。这批文化人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完成了自我的职业身份转型。第一，进入现代出版业，成为报纸、杂志、图书的作者、编辑、译者，通过赚取稿酬维持生存，比如鲁迅、张恨水、陆费逵等人。第二，进入现代校园，成为大学的教师，从事教学领取薪水，比如蔡元培、胡适等人。第三，进入以现代大众娱乐业为主的剧场、电影荧幕，成为演员、导演、编剧，比如田汉等人。很多情况下，这批知识分子身兼数职，拥有多重职业身份。以上述三个行业为基础，在现代稿酬制度建立之后出现了最早的一批职业作家。“科举制度取消了，作家面临的形势，不是进不进入市场，而是非进入不可和怎样进入的问题。……这些人过去与市场无缘，现在，不得已投身市场，这样，就使进入市场的作家的量和质，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和提高。因此，科举制度的废除，又成了市场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加速器。”[3]罗贝尔·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在《文学社会学》中写道：“要理解作家的职业本质，必须想到：一个作家，即使是最清高的诗人，他每天也要吃饭和睡觉。”[4]职业作家是指不依靠政府薪俸，专门靠写作为生获得报酬的一类文化人。使“卖文为生”成为可能，不仅需要适应社会、时代变化的经济意识在文化人头脑中扎根，而且需要外在市场秩序、制度的形成、建立。正如鲁湘元所说：“世界的和中国的职业作家，只有在文学进入市场经济，在稿酬制度——稿费、版税、版权等等——建立以后才有可能。”[5]

晚清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一批职业小说家。晚清科举制度废除后，许多知识分子始转向文学创作，小说是当时许多文人首先选择的文学体裁。李伯元如此说道：“使余而欲仕，不及今日矣，辞不赴，……自是肆力于小说，而以开智谲谏为宗旨。”[6]林纾说道：“幸自少至老，不曾为官，自谓无益于民国，而亦未尝有害。屏居穷巷，日以卖文为生，然不喜论政，故着意小说。”[7]阿英在论及晚清小说的繁荣时曾说：“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此前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运用上需要多量生产。第二，是当时知识阶层受了西方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上又极腐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8]除上述原因之外，很多文人之所以开始投入小说创作，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现代稿酬制度的建立，为“卖文为生”提供了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稿酬制度的建立影响了小说文体从“边缘”走向“中心”。小说家也成为最早的一批职业作家。如吴趼人所说：“我佛山人，终日营营，以卖文为生。或劝稍节劳。时方饭，指案上曰：‘吾亦欲节劳，无奈为了这个。’或笑曰：‘不图先生吃饭，乃是咬文嚼字？’”[9]生动而幽默地描写出了写文章与日常生活起居的关系。

辛亥革命之后科举制度被废除，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心态都开始随之转变。与此同时，在思想上接受西学影响，接触新的文化观念的文人借助社会舆论和有利的文化资源开启了职业身份转型之路。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王国维到李伯元、吴趼人、曾朴、黄小配、包天笑等一大批知识分子自觉投身报业，成为兼具报人、作家双重职业身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