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辛酉湘西旱荒

一 因旱致灾

春荒迭接旱荒，以致全省灾重。春荒之后，酷旱致夏秋两收基本无望，全省旱荒惨重。《申报》七月就已报载：“此次湘灾之重，亘古所无。灾区达四十余县，而永顺、保靖、龙山、桑植、永绥、古丈、安化、醴陵情势更迫，饿殍极多，流亡载道。”[21]旱荒来势汹汹。华洋会十月统计，“至目前，灾报来者，计西路二十四县，南路十八县，中路十八县，共六十县；其中有颗粒无收者，如新化、宝庆等县；有只收四五成者，如华容等县；有只收三成者，如岳阳、临湘等县；而沅陵县竟发现饥民几百，泸溪县竟聚有饥民二三千之多，其他宝庆等县亦将有饥民出现，比较春荒更为紧迫”[22]。旱荒灾情扩大到六十县，成灾县份属西路为最。

湘西所在西路为旱荒最重之区，初秋即已出现饿殍。湘西地瘠山多，春荒本就惨重，复遭夏旱，灾重异常。“华洋筹赈会现据各县报告旱灾，共计有七十二县之多”。沅陵“三月不雨，天焦地燃；山粮田禾，均无收成；哀鸿遍野，饿殍载道；秋后无栽种；现正呈请给款购种荞麦；灾民六十余万”。芷江“秋收绝望；因上年奇荒，种子均已食尽；灾民除死者逃者不计外，约二十余万人”。溆浦“灾民八十万”。会同“全县田畴强半赤地，栽种均无，灾民二十余万”。桑植“早稻山粮，收得无几；加以虫蝗助虐，损失愈多，灾民估占全县户口之八九”。凤凰“阴历五月起，旱魃为虐，早稻迟禾，多已枯槁；四乡葛根竹实，掘撷已尽，灾民达万数”。桃源“灾民二十五万”。保靖“二月不雨，水源稍远之田，龟圻殆尽；亦因无雨滋润，含胎不过，山龟杂粮亦皆枯槁”。泸溪“灾民二十余万，出外逃荒者约七万余人”。永绥“秋收无望，灾民二十余万”。永顺“自民国九年起，大旱不雨；现在糠秕俱无，秋收无望；灾民十五万余人”。麻阳“捣草作酱，岩粉充饥，腹胀而死者，不可胜数，灾民二十万人”。乾城“灾民三十余万”。古丈“灾民十八万余人”。[23]泸溪县议长罗英杰致函泸籍省议员，详述旱灾之惨剧。“讵料天未悔祸，重遭干旱。计自阴历五月十三日微雨以后，迄今五十七日，烈日焦灼，曾不少息。”“早稻晚稻，颗粒无收；加以秋日燥烈，山庄杂粮，均已无望；民之转乎沟壑者不知凡几。”“民间绝食，鸡犬牛羊俱已食尽，始而挖葛掘蕨，采口实，割茅根；今则草食木叶，可食之类，无不告罄；神仙土及神仙豆腐亦均无有。”“丁壮流于道途，老弱苟延残喘，其同饿而死者又不知几何矣。”[24]泸溪八月就已有饿殍，可见旱荒严重程度。沅州有署名伯冠者，致电华洋会：“此地快发生饥荒，米每升（11月22日）值一百八十文至二百文之多，价犹飞涨不已。乞食者日见加增。昨日小孩死者颇多，有一人因无法养其子，故掷之江中而死。”[25]

时为贵州袁祖铭政权驻湘代表的张其煦，家境应属不差，竟也以自家为例向媒体呈报沅陵旱荒。“我家的谷子将完，现在也常用蒿葛之类，每当充一餐中饭吃。依这样看来，我家尚且如是，还不知那临近的贫穷人家，是怎样呢！”“我最近的家信，说是我村中二房的人家，无论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尽皆出外逃荒去了，剩只得天全伯一人在家；大房的人，也皆在收拾物件，日内就要出发，将来所剩留的，也不过二老弱者尔；三房的人，就只剩我家和某家两户，今某家犹未去，我家待款甚殷。我接着我的家信，一封封的比前紧急，一封封的比前凄楚。且更有些不能说和不忍说的地方，我且不说了。”[26]

虽然西路湘西各属所报灾情不免存夸大成分，但仍可见，湘西成灾普遍性和整体灾重程度，甚于中南两路，这为是年底华洋会陆续收到的委员履勘报告所证实。

二 民众无力抗灾

在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社会，御灾能力本弱，一遇灾荒，民众无非以鸡犬牛羊、葛蕨茅根、神仙土及神仙豆腐之类递次充饥，并无有效御灾谋生之方，常年本就食难果腹的湘西百姓更是如此。

耕牛最为农事之要务，农业社会护牛较为严厉，然湘西辛酉灾荒奇重，农民被迫宰食耕牛，以全活命。泸溪县知事快邮代电称：“职县春荒之后，继以夏旱。田禾杂粮，一概无收；草根树皮，采食俱尽；极贫之户流亡转徙，中等之户变为贫民。全县之人，于计穷力尽之余，乃相率打杀鸡犬，宰食耕牛；预备杀食尽净，即行逃乞他方。查阴历中秋一日之内，借以宰杀者，即不下数百头。荒情灾象，惨迫已极。凡受灾各县情形，想必相同。”“惟服田力穑，全恃耕牛”，但为当下活命，顾不及来年生产。而且，“乃因职县县城及浦市镇皆连他县，出城五里，即属他县境域；四乡人民以本县禁止，将牛牵往他县宰杀，再来属县售卖，即非禁令所及”，保护耕牛，非泸溪一县能为。据此，省长公署于10月29日严令各县知事，“准予通令比邻各县严行禁止”。[27]宰食耕牛，非一纸禁令所能为，以致来年春种不得不请赈买牛。芷江包克尔牧师2月3日电华洋会饶伯师称，“目前最关重要者，莫如□农人耕种，□压三月，必须动工，但彼耕牛因饥饿而杀食者，已数千头；其余或被抢去，或遭病毙者，亦数千头”。“牛价每头现在约三十元至五十元之谱”，“倘尊处能至少以五万元之款见惠，则全县均有希望。麻阳县较好，芷江则需牛耕作之田约四十万亩，此间绅士专为筹款购买耕牛之事，请余赴京”。[28]宰食耕牛数量与牛价，可侧证旱荒之重。

能果腹之物食尽，不仅人有忍饿等死，更有严寒冬令之人竟相食。泸溪各公团二月报灾函，“现在冬令放晴，男女老幼皆入山求食，苟延残喘。一遇风雪，则饥寒交迫，死者更不知凡几”。果腹之物食尽，因饿致死者不少。“现届冬令，因饿毙命者日有所闻，如城内杨世金、李家世、杨启文、戴文祥、邓文保、石光华、张大祥、石杨氏、符文华，南乡朱子华、朱文好、杨家凤、杨家发、杨启祥、陈良文、陈良桂、杨正华，北乡李仕彰、杨文蔚、梁正声、符明文、邓仕芝，均于本月前后饿死。此外不知姓名者，尚难悉数。”[29]二月十八日泸溪县议长罗英杰电呈华洋会称，冬令冻饿死者达一千六百余名。“饥寒交迫冻饿难堪，四乡饥民，因而僵毙者，日有数抬。昨经各区报告，一月十四日夜风雪交加，严寒连日，饥民冻馁僵卧，不能出外乞食坐以待毙者，如北区向光明、向光贵、向光志等共计六百余口。二十七夜天将米雹，大如鸡卵，威风凛冽，饥民因而毙命，如苏觉先、石炳儿等，又计八百余口。二月一号，城中煮粥分给，四乡饥民如蚁附，已达三千余名。”“半月以来，饿死无算。经各慈善家施棺掩埋者，共有五百余名。此皆有数可稽，有名可考。”[30]泸溪灾重，当属西路前列。

泸溪冻饿死者甚伙，芷江则人竟相食。在《大公报》刊载的杨蕴川[31]来稿中，详述了芷江饥民食土惨状。“乡民不幸，日则谋食，夜则避匪，食粥不能，以菜继之，甚至野菜草根，树叶陶土，亦以充饥。”果腹之物见少。“传言便水有某姓夫妇二人，子方三岁，卖柴营生。值此米贵薪贱，生计愈艰。一日夫出卖柴，其子向母啼哭求食。母以黄土并炒饭绐之；儿啼虽止，母愤不已，入房自缢；及夫得米归家，妻已死矣。遂将其子溺毙，亦自缢而死。又闻东乡亦有其事，言之殊为凄惨”；食土之法“俗称前为神仙米，后为神仙豆腐云”[32]。神仙豆腐尚在其次，最惨者莫过人竟相食。陈渠珍等湘西将领电请抽收赈捐文曰：“湘西灾情奇重，为百年所未有。自冬□□各属饥民冻死者日以百计，芷江等处甚至有人相食”，“既而实地采访，则不仅树皮草根确供人食，而且以人食人之惨亦复确有其情；又况财谷同荒，不仅无谷可食，即有谷亦复无财可购。以故饿殍纷纷，无所谓少壮，无所谓男女，甚至阖家同尽，全村为墟，湘西各属遍地皆然”。[33]芷江灾重，灾民无力，唯有一死。

来年春荒，惨剧更甚。1922年3月30日《大公报：芷江要讯》称：“近来沅州饥荒较前更甚，约计在城乞食者，每日三四千人不等，饿死者每日约二十余人；至于卖子女者，不胜枚举，且有不要钱而以子女送人者，更有将子女弃之街市，而自去逃生者，种种惨状，犹可说也。尤有骇人听闻而不肯言于口者。西乡米贝一带，有瘦者数人，饥饿已极，将肥者杀之，刳其肉，炙之火上，而争食之。又有将要死之子女用罐子烹而食。”[34]凤凰县署及救荒事务所、县议会等致华洋会函称，凤凰县“自仲春以后，荒象益紧。计自阴历开春迄今七十余日，总计饿毙逾千人，城市棺木一空”。“于阴历三月一日开办施粥共三十五处，每日施粥需米六七十石。”[35]湘西灾重，冻饿死、食人等惨剧层出不穷，灾民无力抗灾。

不仅仅是在荒歉面前无能为力，而且依靠自惭形秽于荒年高昂米价的劳动工资，民众抗灾也不现实。

湘西谷米缺乏，米价日涨，非一般饥民所能承负。从1921年9月前后至来年春荒，湘西米价持续暴涨，甚至一天一价。从上文可知，泸溪十月米每升价铜元50枚，沅州11月米价每升180—200文，可见上涨之快，甚至还一度无米可买。来年春荒，米价则高不可攀。1922年《大公报》所载的湘西米价调查，“古丈各市场粮米价格，与平粜局规定之数相差甚远。查各区斗升，以西英区斗升为最大，冲正区本城区每斗米重二十八斤；市场斗米二元八角，平粜局价斗米二元，各区升斗次之，本城区斗又次之。罗依区每斗米重二十斤，市场斗米价一元八角，平粜局斗米值一元四角；西英区每斗米重三十五斤，大小市场斗米价三元六角，平粜局斗米值二元六角；冲正区每斗米重三十二斤，市场斗米重二十斤，市场价斗米一元八角，平粜局价斗米一元四角；外功全区每斗重二十斤，市场斗米一元八角，平粜价一元四角。”[36]“沅陵谷价每百斤四元九角，米价每百斤七元四角。”“龙山米每斤二百文”，“桑植谷价每百斤六元一角四分，米价每百斤十二元三角”。[37]“麻阳上米每百斤洋十三元二角，中米每百斤值洋十二元八角，下米十一元六角。”[38]谷米缺乏所致米价飞涨，反映了外来谷米价高和进入湘西米量之少，更印证了辛酉旱荒的普遍严重和湘西整体灾重程度。

在高昂的米价面前，以低得可怜的劳动工资度荒，实属妄想。“乾县一县只有饷银四百两，古丈更加可怜，尚不到一百两”。大致换算一下，银一两约为1.5元，按下米每百斤11.6元，乾城一县饷银只够买5000多斤，古丈只够买1200多斤，实在少得可怜。比它更少的，还有普通劳动者的工资。1922年6月《大公报》所载泸溪劳动工资调查，“制造服用品之劳动者：织工（日给）男工供食，工资普通九分；不供食，工资普通二角一分；女工普通九分。弹棉（日给）供食，工资最高一角三分，普通一角一分，最低九分；不供食，普通二角三分。染坊（日给）供食，工资普通八分。成衣（日给）供食，工资普通一角；制帽（日给）供食，工资普通八分；制靴鞋（日给）供食，工资普通九分；制皮货（日给）供食，工资最高一角，普通八九分。”[39]劳动工资难敷一餐之饱，何谈应付高粮价，民众自救于旱荒，也属奢谈。

三 外界质疑湖南有灾

旱荒灾重，远超民众自救能力，本已是悲剧；更令灾民费解的是，外人对湖南辛酉旱荒存疑。

外人尤其北政府，因湖南仍在输出粮食，对于是否成荒，多持怀疑态度。华洋会任修本牧师，在该会成立后的第三天，即6月6日华洋会省公署会议上直言，“湖南此次灾情，我不大信，因为所有谷米，均被人藏了。若均拿出，何至有此灾荒”[40]。邓维真牧师也持相同观点。在7月5日华洋干事会议上，韩理生“报告北京对湘灾冷淡情形，本会应自身竭力进行，期以引起外省外界助力”[41]。北洋政府之所以对湘灾冷淡，源于对历来是粮食出口大省，并仍在大量出口的湖南，不能认定为灾区。聂云台来电警告华洋会，“渠接北京华洋筹赈会外人艾德华电称，闻湘省仍有米粮出口情事，恐难认为灾区”[42]，而北洋政府的态度，却又决定旱赈的成败，“华洋筹赈会办理本届旱灾，几专恃北京赈款，别无来源”[43]。这一偏见的改变，有待于华洋会的解释与争取。

即使外人认为成荒，但也认为是人祸所致。旱荒本为天灾，然而，正如李文海所言，“天灾造成了人祸”，“人祸加深了天灾”[44]。上海《申报》认为完全是武人造孽，“湘省去岁春荒灾情即异常之重，其所以成此奇灾，纯由政府之不顾人民生死，极力放米出口所致”。旱荒“灾情既惨重非常，而灾区又达六十余县”，“乃湘省军人对此不仅绝未尽力，且惟知图谋私利，专一包运米粮出口，每石收费由六角至一元不等；政府亦明知故昧，任其所为”。“不特此也，各军官对于地方匪患绝不关心，有时为图贩运烟土之便利且至与匪联络，由是湘西之匪满谷满坑；其余如资江流域亦遍处皆匪，致筹赈会于调查放赈均极为难，该会中西干事对此均极愤怒。”[45]省内媒体《大公报》也认为，人祸为首，天灾次之。“永顺、保靖、桑植、龙山均是山县，田地不过二三成，自民国以来，完全是土匪的势力范围，人民不能安业。张溶川虽曾招抚，然他们一面为兵，一面为匪，并且恃有兵的护符，匪性更加厉害。”“永绥、凤凰、乾城、古丈四县更加山多田少，乾县一县只有饷银四百两，古丈更加可怜，尚不到一百两，实在亏了那几县的人民了。永乾凤又有一个特别原故，三县通号镇筸；前清时候大半是苗地”，“（傅鼐）把苗地都收归公，作为屯田。永绥差不多全县都是，凤凰却为军七民三，乾城却为军三民七，屯田收的谷米专养军士”。而且认为人祸“却又有几种。一数年来兵祸匪祸相因并至，人民多半失业，未失业的也无心田作，时种下粪，都是随随便便，不敢十分劳苦。一前此各县常有勒捐的事，人民没有银钱供应，只有将谷米贱价出售，一时仓廪尽空，无人计及备荒；那时谷米又尽量出口，故各县存谷都顺着湘资沅澧的水徐徐流出了。又政府提征十年田赋也有几许关系，有许多人前此拖欠都要一并偿还，一是增加几倍，哪里有钱，只好把谷不作算了。既有以上种种原因，人民盖藏尽虚，一过天灾，安得而不大荒？”[46]人祸不假，而既然有灾，总得施救。

对湖南旱荒是否成灾的质疑及其成因，有待华洋会甚至北京赈务处实地调查来予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