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骨与物哀之间: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三十年(199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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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朦胧诗”脐带的断与不断

诗人走向宽阔的世界,诗歌必然走向宽阔的世界,原有的黄土地之表现法:“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5]已然破旧。当20世纪末诗人进入漂流的生存状态,当80年代中叶,日本新华侨华人浮出历史地表,诗歌创作无论在题材还是艺术表现方法上都有所开拓创新,表现了不同于朦胧诗传统的新景象。

金海曙在接受巫昂的一次正式访谈中谈道:“舒婷有一个小本本,抄了很多外国诗,那也是指路明灯。吕德安是通过舒婷认识的,当时我们文青啊,跟舒婷联系上了……”(《从八卦到文艺》)那是80年代,这群“文青”跟着舒婷学写诗。而后吕德安赴美求艺,金海曙东瀛留学。1990年金海曙于《荒岛》创刊号发表诗作《雨景和逃离的过程》:

这时,当我在窗前/一场暴雨将至,云/低垂着,像巨大果实的臀部/骚动着难解的欲望,正如/我无法解释自己的奥秘/我的眼中充满混乱的形象/它将化为雨水//也正如我无法解释自己的生活/我只是逃离了某处,在/这场雨之后还将继续逃离……//这是一个过程,类似于/证明黄昏的一只鸟/围绕那棵以往的树飞/而巢已不在其中//或者说巢已被遗忘,当我/在窗前,和这只惊慌的鸟/相距令人想起某种比喻的空间/而我仍在窗前,夕阳/阴暗的火在窗口的一侧燃烧/另一侧是渐进的雨水/的喧嚣,我不禁问自己/哪里是你最终的归宿/哪里是你入睡最终的摇篮/它们确实存在着但已不复存在

在诗里,朦胧诗传统只是“那棵以往的树”,而“巢”已不在其中。其实“巢”只是被遗忘。喻体巧妙地转换为“夕阳/阴暗的火”等。在这里,诗歌的“抒情”传统也巧妙地化解在叙事中,化解为诗人与世界的一场优雅的对话,犹如格雷厄姆·霍夫《现代主义抒情诗》中所言:“诗歌最充分的表现不是在宏伟的、而是在优雅的、狭窄的形式之中;不是在公开的言谈、而是在内心的交流之中;或许根本就不在交流之中。”[6]沉默中,你更多地体会诗本身,或者更多地琢磨诗之外,那或许是人生、哲学……

金海曙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的经历,无疑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哲学给他更多的启示,又和现代生活的脉搏相呼应。从原乡到异乡的自我放逐,是身体放逐,也是精神放逐,同时是诗的放逐。他并非要揭示什么,说明什么,而是充分利用潜意识无穷的可能性,为创造性想象提供广阔背景。他的诗是一种把握真实的尝试。强调准确的感觉,深思熟虑的思想。可以看到他在形式上的追求。

祁放1984年东瀛留学,写诗是从迷惘、忧郁、苦恼开始的,那时在山东,还要在“学习会”上解释:“我默默地躺在/阴冷的海底/许多年了/海风送来你的腥味/黑暗里,连歌声也充满苦涩……”解释这样的诗句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对谁不满,谁是黑暗?受不了诸如此类的解释,她“出逃”了:残阳如血。黄河涛声呜咽。黄河边少女彷徨。娇弱的身姿,沉重的步履。天黑了,风声里是一个满脸皱纹的黑衣老汉低哑的嗓音:孩子你快回家吧,绝对不能轻生啊……她出国,背负着朦胧诗光荣而沉重的传统。那时遍体鳞伤的她却充满豪情:

我要继续跋涉/带着我的诗行和爱情/秋天,正摇着红叶/向我招手呢/

是你在为我唱歌吗/高山、大海/都轰轰地合着节拍

有时候出国的理由相当简单。有如她,似乎一个“逃”就可以概括。刚来日本的她为自己买了一件色彩鲜艳的红裙子,她说她终于可以像花儿一样随心所欲地开放……[7]

创办于东京的《新华侨》杂志经常发表祁放的诗篇。如《棕榈树》:“把相思的泪/洒落在星星草上/也许那年/它并非有意逃遁/如今/思念却催动着绿色年华/在阳光下/沉积着力量……”可以看出,朦胧诗的“脐带”于其中似断非断。

田原也坦言自己的诗歌创作受到朦胧诗人的影响。而更为重要的是,诗人田原不仅看到了朦胧诗的价值,更是点出“它……也永远是一个新的开始”,表示不能止步于朦胧诗,而要在它的基础上继续寻求突破,寻求创新,寻求发展。如此,诗人不忘过去,又着眼未来,力图走出“朦胧美”,走向“怪异新”。田原的想象带有后现代的色彩,是他对于异乡与原乡,城市与乡村,个人与世界的独特思考。

倒是新一代留学生较少受到朦胧诗的影响。请看年方二十的林云峰诗《让风叼去》:

许多诗人穿着诗歌给他缝制的西服/很体面地迈着诗歌的方步/而我把仅有的那条有点破旧的短裤/双手捧给诗歌/和我一起到处打听前方的道路/诗歌只穿着一条我仅有的短裤/一路上我们一前一后/我听着诗歌的诗话诗歌听着我的人话/那些助词形容词副词是什么东西/脱光了生不带来死才带去的衣物/它们也全都是一丝不挂的文字/诗人嘴上的那块遮羞布/还不快点让风叼去

当传统成了“遮羞布”,索性摆脱它!新一代学人直接进入诗歌本体,进入生活体验。虽显得粗鲁,却有勃勃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