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学为好人”与“闯世事”
陈忠实的《白鹿原》通过描绘旧中国的农村社会，农民生活，揭秘中国传统文化，揭示中国人的传统心理结构。对此，陈忠实是非常自觉的。他说自己“是从农民世界里滚过来的”。出生在农民家庭，当过民办教师，教的全是农民子弟。后来转为乡镇干部，工作对象还是农民。因此，他知道，“农民世界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尽管人们以现代眼光看待这个世界时，发觉它存在着落后、愚昧、闭塞、封建、迷信以及不讲卫生等等弊端，然而它依然不失其伟大。在几千年来的缓慢演进和痛苦折腾中而能保持独立的民族个性，仅此一点，就足够伟大了”[13]。在他看来，中国农村和农民，形成了一个与城市相互独立的世界，这个世界的风俗习惯、人们的言谈举止和相互交往中，传统文化还以鲜活的形式存在着，还保持着独立的民族个性，因此，要了解中华民族的个性，必须进入农村社会。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揭秘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必须通过白鹿原上的农民世界来进行，“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14]。小说通过仁义白鹿村淳朴民风民俗的描写，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儒家文化在移风易俗稳定社会方面的巨大作用。尤其是通过对朱先生和白嘉轩学为好人经历的叙述，更加凸显了传统人格的价值，也坚定了我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美好精神家园的信心。
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一体两面的，中华传统文化也不例外。它既教育出一批克己修身、学为好人的“君子”，也培育出一些投机冒险，不择手段闯世事的“小人”。前者和谐社会、安定人心，后者与人作对、扰乱世道人心。白鹿原的寻根之旅，没有走极端，它不是只找必须批判和剥离的“劣根”，也不是只找需要颂扬和传承的“优根”。而是用清醒的理性，认清“根”的多面性，看准中华文化根部的矛盾与张力，指出我们需要传承的，认准我们必须剥离的。
（一）“学为好人”
陈忠实在多个场合说道，孔子是中国文化始祖，中国几千年来从城市到乡村，“所有人接受的都是（这）一个老师关于修身做人治国安邦的教诲”[15]。一代代的父母以及广大的社会群体，都用他的思想对下一代进行教育和熏陶，因此，中国的每一颗幼小心灵，最初接受的都是“仁义礼智信”“男女有别，授受不亲”，这是中国人独特的，既不同于欧美人，又区别于伊斯兰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他把中华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定位为儒家思想。儒家把做人放在第一位，认为“仁者践仁”，“修己安人”，《白鹿原》则把它具体化为“学为好人”。“学为好人”就是一生存好心做好事。它让乡土圣人朱先生，原上乡绅白嘉轩，用自己的一生实践，坚定地践行和守护儒家思想。
“学为好人”是朱先生对儒家“修己安人”观的简易表达，是白稼轩终生践行的信条，也是促成黑娃在人生的重要关节点上浪子回头的名言。乡土圣人朱先生既为了自己修身，也为了教育乡民修身，把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提炼成为一种通俗易行的过日子和做人道理。做人是儒家思想的基础，做“好人”是儒者安身立命的根基。“好人”能够按照儒家伦理要求自己，为人处事但求自己心安，而且能让别人心安。“好人”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通过“见贤思齐”的学习修炼而成的。儒家认为，做人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提升的过程：“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只有不断以古代和当代的仁人君子为榜样，修炼和模铸自己，才能让自己学好变好。“好人”能在学习过程中自觉接受伦理规范约束，不断用儒家伦理道德改造和融化自己身上的自然属性，是一个不断克己修炼而成的社会“人”。
朱先生之所以要提倡“学为好人”，是因为乡土社会里有许多投机冒险“闯世事”的人。“学为好人”者自我立法，重视内在修养。“闯世事”的人过日子不择手段，做人没有底线。“学为好人”者重视个体人格是否圆满，人道是否实现，“闯世事”的人关心个体是否能够出人头地，自己的利益是否得到最大化。“好人”是“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君子，“闯世事”的人是“谋食不谋道”“忧贫不忧道”的小人。在遇到人格完善与出人头地发生矛盾不能两全的问题时，“好人”清楚这是义与利的冲突，他宁愿取义弃利，绝不会弃义取利。“闯世事”的人也知道这是义与利的冲突，但是，他宁愿弃义取利，决不愿取义弃利。朱先生倡导乡民“学为好人”，做人有原则，不学“闯世事”的人做事太功利。他鄙弃一切“为达目的不择手法”的做法，反对一切为了“出人头地”，把道德人格抛在一边的做法。在朱先生看来，为了“过日子”不计手段是“小人”所为，“好人”不屑的。“学为好人”就是在任何时候，都把过日子与做人联系在一起，过日子是为了做人，做人是为了给每一日都打上人的烙印。“好人”每天都要存好心做好事，没有人格底线的日子，不论多么红火多么滋润，也是低贱的缺乏人气的。“好人”绝对不会自我放逐，委曲求全去凑这个热闹。为了人格的完善，宁可迂腐不化，甘愿忍受孤独与寂寞。“好人”可以没权力没地位，绝对不能没人品没人格。
“学为好人”与“闯世事”，追求人格完善与追求出人头地，在白鹿村乃至白鹿原，不仅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喜好与选择，而且结成一个对子，形成一种张力，体现了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的一体两面。每当社会面临动荡或已经动荡的时候，人们呼唤安定，“学为好人”受到重视，每当社会停滞不前，缺乏变革动力的时候，“闯世事”成为风尚。“学为好人”者自律慎独、一心向善，古板执着；“闯世事”者灵活机动，汲汲于钻营、迷失于利益。
朱先生本人既是“学为好人”的倡导者也是好人精神的践行者。他在任何时候都坚持以民为本，以和为贵，始终站在底层人民一边，为底层人民的安宁与福祉着想。当白稼轩与鹿子霖为了得到李寡妇的一块地争斗起来时，他开导他俩：“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天地宽。”结果两人退了李寡妇的地，并接济她度过生活的难关。辛亥革命之后，原上的乡民担心今后的日子怎么过的时候，他亲自起草《乡约》交给白稼轩，让他在白鹿村实践，把过日子与做人结合起来，受到德业相劝，白鹿村人变得文质彬彬，生活有序人心安定。“风搅雪运动”铡了两个为非作歹的恶棍，游斗了国民党的总乡约；国民党反攻倒算，把农运会的头目拉到戏台上当猴耍，让白鹿原陷入巨大的恐怖之中。面对黑娃与田福贤争凶斗狠的局面，朱先生站在遭受苦难的乡民立场上，批判争凶斗狠者把白鹿原变成“鏊子”，把民众当成烙饼。他始终站在底层人的立场上，以底层人生活与生命“安”“不安”为标准，衡量社会人生。后来黑娃受鹿兆鹏委托，送来毛泽东的书让他读一读，“以了解毛家的治国策略”，他说，“毛的书我看过，人也有才。可孙先生也有才气，书同样写得好，他们都是治国兴邦的领袖。可你瞅瞅而今这个鸡飞狗跳的时代，跟三民主义对不上号嘛！文章里的主义是主义，世道还是兵荒马乱鸡飞狗跳。”黑娃告诉他：“听说延安那边清正廉洁，民众爱戴。”他说：“得了天下以后会怎样，还得看。”总之，“好人”精神体现在他身上，就是为底层百姓求福祉求安宁，反对一切形式的瞎折腾。
白嘉轩一辈子克勤克俭，注重修身，“学为好人”，在他身上体现为一种高尚的道德人格。他为自己树立了两个学习榜样，一个是祖先白修身，一个是乡土圣人朱先生。白修身：“在贫困冻馁中读书自饬考得文举，重整家业重修族规。”为白家立下了“耕织传家久，经书济世长”的家训，成为白家人的立身纲纪。这个立身纲纪在过日子方面，既限制家业的洪暴，也预防了家业的破败。在做人方面，让白家作为族长身体力行立身纲纪，始终享有很高的威望。第二个学习榜样是朱先生。朱先生教他，“为富思仁兼重义”，把人生变成一个谋道忧道的过程。在白修身和朱先生的影响下，白嘉轩形成了一种严整的道德人格。作为普通的庄稼人，平日里，他自耕自种而食，自纺自织而衣，不偷不抢不嫖不赌，堂堂正正。遇事时，好事他不张狂，坏事他不乱套。对待他人，它不但能以德报德，而且能以德报怨。鹿子霖遭遇牢狱之灾，他没有因为此人曾经设计陷害过孝文而幸灾乐祸，袖手旁观，而是决心“以德报怨，以正祛邪”，主动上县里营救。作为族长，他用一生守护祠堂，践行《乡约》。祠堂是一个神圣空间，那里摆放着祖先的牌位，他联手族人，又在里边建了学堂，还把《乡约》刻入石碑立在祠堂。从此，祠堂不单是祭祖的地方，还是教育下一代的地方，更是规训族人按照乡约族规做人做事的地方。族中谁家有喜事，他在祠堂主持给祖先汇报，谁不幸仙逝，他在祠堂主持填进族谱，谁犯了乡约族规，他在祠堂主持惩罚。他主持公道，绝无偏袒，亲生儿子白孝文做了越轨之事，和村中的狗蛋一样惩罚。作为雇主，他与长工鹿三，几十年同吃同劳动，情同亲兄弟，直到鹿三老迈不中用，连鹿三的儿子兔娃都嫌弃父亲，他依然没有改变。他自觉地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担负起宗族、家庭的责任，知行合一，用自己的行动切实地履行着自己所信奉的好人精神。
“学为好人”把黑娃这个与人作对的浪子，改造成为一个与人为善的道德君子。黑娃的人生从流浪他乡与父亲作对开始，接着私通主家的小妾与主家作对，搞风搅雪运动与国民党作对，当土匪头领与大户人家作对，招安之后又起义还是与人作对。在与人作对的日子里，他一直凭借本能生活，外在的身份由长工到土匪不停变动着，内在与人作对的心始终没有变，他一直通过捣乱别人来成就自己。他与人作对，只因为看不惯别人，不是为了实现自己一个明确的人生目标，获得一个确定的社会身份，占领一个合适的生存位置，争取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起初，他跟随自己骚动的心以及与人对抗的本能向外流浪，在外乡做了长工。然而，长工生活并不能平复他骚动的心灵，不能拘束他自由无羁的作为。他在流浪中求生，流浪让他的人生更加动荡，动荡让他倍感生活的艰辛，艰辛让他仇视那些生活在安宁中的人们。于是，他进一步与人作对，抢夺他人的资源，打破他人的安宁，用暴力给他人制造痛苦，从他人的痛苦中感受自身存在的意义。然而，给别人制造痛苦带给自己的满足总是短暂的，更为长久的却是精神与心灵的不安。他常常被一种伴随着精神流浪而生的孤独无依所折磨，想寻找一所能让精神安居的家园，让骚动的心灵得以休息。他找到了乡土圣人朱先生，他跪在朱先生面前，哭着说自己要跟先生“学为好人”，此后，他认祖归宗，修身养性，找到了真正既使己安又让人安的人生位置和社会身份。
黑娃“学为好人”的人生经历，是一个典型的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进化的过程，是一个本能的人经过学习变为有修养能自律的人的过程。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时刻都在人群中在社会中做人，用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维持人际关系，人就变好，社会就和谐。人的道德失范，人际关系就会失调，社会就会混乱。黑娃早期跟随欲望指引，到处瞎折腾，给自己和他人都造成了不堪回首的麻烦，后来跟着朱先生“学为好人”，对于自己过往的种种劣迹深感愧疚，自觉用道德规范约束自身的自然本能，改造自己身上的各种毛病，时时刻刻践仁践义，成为朱先生最得意的学生。
“学为好人”曾经是“仁义白鹿村”的风尚，那时人人践仁践义，家家和睦相处，净化了喧嚣与骚动，生活静谧而古朴。家家安居乐业，个个心平气静，没有尔虞我诈，群体相安无事。那是一方用儒家“修己安人”精神建立的理想家园，有利于人们安居身心。
（二）“闯世事”
白鹿原是关中平原的一个缩影，关中平原在古代曾是京畿之地，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在这里建都，按陈忠实的看法，封建文化封建文明和皇族贵妃的洗脚水胭脂水，一起排到了宫墙外的这块土地上。白鹿村的白鹿一族，是封建国家的一个缩影，既创造文明，又藏污纳垢。既有“学为好人”善居乡里的白嘉轩和迁善改过的黑娃，也有投机“闯世事”为出人头地不计手段的鹿子霖和白孝文。
鹿子霖把“出人头地”当作自己人生的终极追求和最高信仰。他的人生过程就是“闯世事”满足自我欲望的过程。人的欲望有两种，一是自然欲望，它以自然存在为对象，目的是保存和丰富人的自然生命。二是社会欲望，它以社会存在为对象，目的是创造属人的价值。前者的满足，实现了人的自然属性，后者的满足，实现人的价值属性。动物只有自然欲望，他只想保存自然生命。人超越保存自然生命的欲望，追求人人都追求的社会价值。自然欲望的满足给人带来快乐，社会欲望的满足给人带来名望。鹿子霖认为，前者很物质很实惠，后者太精神太虚伪。他愿意追求真实的东西，不愿追求虚无缥缈的东西。他很清楚，不论要实现什么样的欲望，个体都必须占领有利位置，有利位置让“我”有权把别人当“我”的工具，把世界当“我”的财富。他本人有着强烈的满足自我的欲望，然而，却生在注定只能做族众，不能做族长的鹿家。没有占据有利的生存位置，他就想方设法“闯世事”，投机冒险争取有利位置。他相信这世界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世事是人闯出来的。闯下世事的人就是主人，就主宰世界，主宰别人。闯不下世事的只好做草民，被人主宰。主宰世界和人生的人就能享受世界享受人生，被人主宰的人只能给主宰者提供享受。他占据白鹿乡的乡约位置之后，正遇上兵荒马乱，“乡约”主管收粮催款分派壮丁，事关每个人碗里饭食的稀稠，每一家庭人员的聚散。因此，他吃香喝辣，纵欲放荡，扮演一个典型的谋食谋色不谋道的“小人”角色。在他眼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日子”操心，有理想的为未来的“日子”操心，没理想的为当下的“日子”操心。操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争得一份充足的“口粮”。有信仰的要争一份“神圣的口粮”，没信仰的要争一份“日常的口粮”，家里有粮，心中不慌。有了口粮，才能满足口腹之欲。才能充分地“享受”自己的人生。他放眼世界，不论有理想没理想，有信仰没信仰，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都是享乐主义者。因此，他人生的第一原则应该是快乐原则，为快乐，他敢于亵渎人间一切神圣的东西，破坏人伦规矩，暧昧自己儿媳，诱奸自己本家侄媳。
一个以快乐指导人生的人，肯定是个利己主义者。他把“我”和“他人”分得很清，一切都以“我”和“我的利益”为中心。他出人头地的目的，就是要利用有利位置赋予的权力，把“为他”的人改造成“为我”的人，把违背“我”利益的世界，改造成为符合“我”利益的世界。他两眼盯着外物，一心想着占有，热心与人争斗，醉心于取得外在的成功。遇到地位低下的，他就巧取豪夺。遇到地位相当的，他就明争暗斗。鹿子霖任乡约期间，一方面假借政府的名义向白鹿原人多加粮款，以充实自家粮库。一方面设计搞垮白家，买白家的地，拆白家的门房。为了占有更多的口粮，他欺上瞒下心浮气躁，把乡土社会“修己安人”的理想抛在一边。由于他所有的成功都依赖于外在的位置，而不是自己内在的人格力量，所以，他时而随着位置的上升欣喜受活，时而随着位置的下降焦虑受罪。位置重要时他风光体面，位置被剥夺时他身陷囹圄。他在动乱中闯世界，动乱的世界也反作用于他。他的生命始终处于自我失控状态，完全被外部力量裹挟着前进或倒退，上升或下降，直到完全处于“失禁”状态。
鹿子霖为出人头地而“闯世事”的一生，是对内自我放纵，对外亵渎神圣的一生。他从来不想认识自己，一心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欲望既是他人生的动力，又是他生命的润滑剂。他让自己的欲望驱动着前行，为了快乐他敢于亵渎人间所有法则。冷先生说他没有“纲常”，也即做人没有规矩，不遵守伦理道德，不规范自己的行为。“纲常”是做人的行为规范，也是对人之为人进行评价的价值标准，没有“纲常”的人，是一个行为失范，没有做人底线的非人。这种人不论外在多么光鲜，地位多么高，权力多么大，由于缺少做人的底线，历来受人鄙视。然而，在鹿子霖看来，一切以“人”的名义建立起来的规范，都是可笑的，因为这个世界没有抽象的“人”，只有具体的“我”，“我”不愿规范自己，因为它不符合“我”的利益。一个愿意用抽象概念束缚自己具体鲜活生命的人，他的“我”还没有觉醒，他只知道“我是”世界的中心，“我”要主宰世界，享受人生。因此，“我”必须冲破一切束缚，让世界为“我”所用，当“我”还生活在欲望之中，受欲望之困时，只能以满足欲望为荣，把自己变成实现欲望的工具。这样的人没有主人意识，只是欲望的奴隶。这样的人特别看不起“好人”，认为好人没有个性，没有自我意识，虽然能够以自我牺牲换取大众某种程度的认可，却没有意识到大众认可的却是“好人”带给自己的工具化利益，“好人”只能作为“工具”被大众认可，实际就是被大众利用，在鹿子霖眼里“好人”活得最没出息。
白孝文投机冒险“闯世事”是被动的。他是白家长子，族长的位置等着他接任。只要他跟父亲一样“学为好人”，不用特别努力，就能在白鹿村占一个有利的人生位置。这个位置在白鹿村乃至白鹿原不一定能给他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却能赋予他一张光荣的脸，让他走到白鹿村和白鹿原的每一个地方，都能受到族人和一般乡民的尊敬。然而，尊敬既表现了乡民对光荣之脸的认可，对光荣之脸价值的肯定，同时也拉开了普通大众与这张脸的距离。这种距离既引起别人的羡慕，也引起别人的嫉妒甚至仇恨。黑娃看着白嘉轩的脸，觉得他像庙里供奉的神像，孝文的脸就像神像旁边的小神童，认为白家父子都长着“随时准备接受别人叩拜的正经相”。这面相阻止他与白家亲近，促使他到外村打工。鹿子霖记恨白家父子的光荣之脸，一心想把白家父子从神庙里拉到“广场”，让他们在族人面前亮一下孙猴子的红屁股。他不相信白家人只长脸不长身子，不相信白家父子只有理性没有人欲。于是，设美人计诱惑白孝文的身体欲望，使孝文陷入理智和情欲的矛盾冲突中，让他陷入要脸还是要身体的两难抉择之中。面对田小娥美丽的诱惑，白孝文脱了裤子就不行了，穿上裤子又能行了。说明当他要脸的时候，身体代表的本我向他展现自己的活力；当他想实现身体欲望时，脸所代表的超我又向他展现了自己强大的主宰力。正当孝文在脸与身体所代表的自我，与脸所代表的超我相互纠缠相持不下，自我感觉备受煎熬的时候，父亲中了鹿子霖的计，当众刺破孝文的脸，让他的本我失去控制，身体欲望恣意展现。
白鹿村是仁义村，有脸才能被人高看一眼，有一张光荣的脸才能有受人尊敬的前程。孝文的脸被刺破了，前程也就由此挖断了。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他那爱面子的父亲造成的，父亲以超我压制孝文的本我，过去为了有一个光明的前程，孝文一直接受这个超我的主宰与压制，现在光明的前程已经断送了，他没有必要再接受超我的管制，不但如此，他还要放纵本我，亵渎超我，让自己变成一个彻底的快乐主义者，尽情地享受身体感官的各种刺激。
享受是一种消费行为，它只消费不生产，有挥霍的畅快，没有劳动的辛苦，很容易让人沉迷，也容易把人推向极乐。白孝文的享受中不但有田小娥给他带来的肉体欢愉，还有大烟土给他带来的神经麻醉。在欢愉和麻醉的双重作用下，他以亵渎为尊严，肆无忌惮地亵渎白家的立身纲纪，亵渎父亲要脸不要儿的做人原则，这一切把他推向终极的欢乐。然而，消费总是有限的，由它支撑的欢乐也不可能无限延续。当他消耗掉他所有的八亩半水田旱地和门房之后，接着就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博大的世界纷繁的人生已经变得十分简单，“简单到不过是一碗稀粥一个蒸馍或者一只污紫油亮的烟泡”。有这些简单的东西，生命就能存活，欢乐才有希望继续。没有这些东西，个体无法生存，一切都无从谈起。在濒临死亡的那一刻，白孝文的理性战胜了他的本能，认识到了活着才是硬道理。活着是人生的基础，世界的根本。而活着就是“我”的身体活着，只有“我”的身体活着，“我”才能享受身体快乐。这一生存体验，无限地放大了“我”的身体存在的意义，让白孝文把“我”等同于身体，把身体活当成“我”人生的终极意义。为了“我”的身体活着，不惜把“他人”以及世界当作手段和工具。白孝文从此开始了用精明理性“闯世界”的新人生，理性为他在滋水县算计出一个营长的职位，又让他回白鹿村祭祖归宗，赢回一张“龙种就是龙种”的光荣之脸。别人都以为他是浪子回头，只有他清楚，自己早已从心理上走出了仁义白鹿原。只有他清楚仁义中只有“他人”，没有“我”白孝文，“我”以白孝文活着，不是以“他人”活着。“我”当然不是独自活着，而是在人群中活着，在人群中活着，需要一张光荣的脸给“我”带来好声望，让“我”得到“他人”的认可，更便于“我”“闯世事”，“我”就回村祭祖。“我”要活得更好，必须争取更好的社会地位，获得更大的权力，以便按“我”的想法主宰“他人”，按“我”的需要安排世界，于是，“我”就在政治上投机革命，争取有利位置，回乡祭祖是为“我”争取名望。打死有恩于自己的张团长，陷害结拜兄弟黑娃，独占起义的功劳，窃取县长的座椅，是为“我”争取利益。有名有利，“我”的人生才活得有意义，“我”的日子才过得滋润，“我”才真正成为世界以及自己的主人。
鹿子霖和白孝文都“闯世事”，都是极端利己主义者，在他俩眼中，每个人都只顾自己，为了自我保存而与他人发生冲突。每个人的命运都在胜利或失败中，胜利就出人头地做“爷”，失败就默默无闻做“孙子”，“爷”可以主宰“孙子”，“孙子”只能被“爷”主宰。为了出人头地做“爷”，闯世事的利己主义者可以亵渎社会伦理，打破一切做人的规矩。在他们看来，做人不能做一般的人，要做我自己。一般的人爱拿“我们”说事，不知道把我们拆分为“我”和“他人”，用一个共同体把大家联系在一起，把融入共同体的人看成正常的人，把为共同体自觉牺牲和贡献的人叫作“好人”。岂不知当一个人相信自我之外的东西时，说明他缺乏自信，当他为“我”之外的价值对象做牺牲时，证明他在贬损“自我”存在的价值。“闯世事”的人认为，人来到世界上，目的是实现自我，因此，不能默默无闻当孙子，更不能牺牲自我。一切共同体都在限制个人，驯服个人，牺牲个人，它把一切争取独立，要活成自己的人，都当成不正常的人，当成坏人。其实，只有这些所谓“不正常的人”才活出了个性，才配称具体的人。
《白鹿原》寻到了支撑乡土生活的两个根，“学为好人”和“闯世事”。前者认为，人是未完成的存在，必须经过不断学习，加强自我修养，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通过存好心做好事，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挺立道德人品。反对一切没有廉耻，没有尊严的极端利己主义行为。反对一切将人的生命完全身体化、欲望化的做法。他们按照儒家的优良传统做人，时时处处把“修己以安人”当作自己的做人准则。他心中有家族乃至民族，把它当作一个大我，愿意为这个大我承担责任，在大我中实现自己，是一个愿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大人。他反对所有心中只有自己，把“我”当作世界的中心，不愿对世界承担任何义务，不愿为任何人做奉献，享乐至上，鲜廉寡耻的小人。大人表现了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圣外王，以德交人以德服人，“正德利用厚生，这当是中国文化生命里最根源的一个观念形态。这一观念形态即表示中华民族首先是向生命处用心。因为向生命处用心，所以对自己要正德，对人民要利用厚生。正德利用厚生这三件事实在就是修己以安百姓。”[16]正德、修己是内圣，利用厚生、安百姓是外王。内圣外王的目的是与人进行良性互动，解除人际交往中的灾祸。
“闯世事”的小人唯我独尊，心中容不得他人。没有道德约束，为获得个人利益，实现小我价值，机关算尽，与他人争斗，费尽心机，用行动践行什么是害群之马，民族的“劣根”。他们小就小在只想索取，不想奉献。“大人”是道德君子，为家族乃至民族奉献自己，增益和充实大我的利益，与人和谐共处，所以被称为“好人”，是民族的“优根”。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往往是自我和他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和谐相处的人。正常的人际关系全赖道德协调，一方面“道德”用群体规约限制个体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道德”又激发个体在群体中实现自己。成就自我的同时，又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一旦缺少道德约束，人的个性和社会性之间就会失去平衡，就会给个人与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所以，儒家的“修己安人”，一向被称作中华民族的常道性格，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繁荣发展过程中，对于规范社会成员行为和维系社会稳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学为好人”这种重视个人道德修养、重视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的人格建构模式，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人格的形成，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今天，当社会进入工业文明，物质得到了较大的丰富，许多人迷失于物欲之中，丢失了人生价值与意义感，“学为好人”的传统道德，对于人们身心的安顿和人格的建构，不啻一剂清心明性之良药。但是，我们必须清楚，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本身具有致命的缺陷，他压制个体的生命本能，阻碍人的个性发展，束缚人生命的自由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生命中的自然本性进行扭曲和变态。因此，我们“寻根”时不能复古，在对民族文化进行认同时必须头脑清醒，我们所建设的精神家园不能是一座纯粹的复古或仿古建筑，必须有我们时代新的元素，这也许就是《白鹿原》寻根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