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尽量以人物和叙事的形式

如书名所示，这是一本以人物——东汉人物——书写为主的书。主要写了两种人：文人和官员（最广义的）。这两种人又往往有高度的重叠性，既是文人，又是官员。

为什么要写这些呢？我跟一位朋友说起此事，这位朋友就曾这样问我。（他知道我之前写过先秦诸子和鲁迅，现在忽然又写出这么一堆东汉人物，觉得太跳跃了。）我跟他说，其实源头还在先秦诸子。因为对先秦诸子感兴趣，阅读和关注的视线，自然会向两头延伸；向前，会溯至西周和更早时，往后，至少对秦汉的基本情况，也会有了解更多一点的想法，这样我就把目光“降落”在了东汉。选择东汉，一则因为离先秦较近，再则能比较方便地了解秦与西汉和魏晋的一些情况。

有人说，了解历史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去写写它。于是，断断续续地，日积月累（前后也有十年），我的电脑里，就有了这些文字。

所以，老实说，我写东汉这些人物，起初并非因为我对东汉有多大的特殊兴趣，不像某些其他朝代（如魏晋唐宋明清）的“铁杆粉丝”和“热心穿越者”，也是一枚“东汉粉”。我只不过是想更深入细致地了解，先秦以后的中国，它的历史发展和演变——尤其是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在东汉前后，经历过什么，怎么经历的。因此，这样一种兴趣，在我看来，有点像是少年爱迪生对于家里钟表的兴趣，想把它们拆开来看一看，并非对于钟表本身有多么迷恋。

不过随着越写越多，原先没有的一些感触，也确实如春草萌发，日渐丰富起来。

至于用什么方式来写，对我来说，倒不是个问题。

在此之前，我写过一些话题芜杂不一的文字，其中有关先秦诸子和鲁迅的文章，还结集出版了。这些文章有个共同点，基本以人物为书写角度和题材，于是不知不觉地，我好像养成了一种习惯以人物为视角的写作方式。写东汉这些文字，我也依然是习惯成自然地，走在自己比较熟悉的老路上。

这条我熟悉的老路，其实也是自古以来中国人特别习惯的老路。众所周知，自司马迁《史记》以后，所谓“二十四史”，就全都是依照《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形式来撰写的。纪传体，就是以人物为中心和主体的书写方式。这种书写方式，一直作为官方钦定和民间喜闻乐见的样式（其本质就是讲故事），持续贯穿了两千多年。实际上，我写东汉这些文字，基本是以范晔《后汉书》为“底本”的（所以书中文章，凡引自范晔《后汉书》的，除个别特例外，都直写《后汉书》或篇名），我自己一直把它们看作范书的读后感，或者说是读书笔记。因此，以人物为主要视角和内容，也就有点顺理成章了。

因为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和主体，所以自然而然地，叙事也成为自古以来历史书写的基本方式。记得胡宝国先生在《〈史记〉的命运》（《读书》2006年第2期）一文中说到过，“古代史学以叙述为主，以解释为辅。现代史学以解释为主，以叙述为辅”。我想了一下，好像大体确实是这样的。胡文结尾还引用了刘知几《史通·叙事》篇里的一句话：“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

我想，这应该也是我写东汉这些文字，会不期然地选择了以人物为主要视角和以叙事为基本方式的主要原因——所谓“随物赋形”。当然，除此之外，也还有些其他原因，纯粹与我个人有关的。（藏拙的那一面就不说了；坏笑表情包一枚奉上）

我小时候是在听故事中度过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的。讲故事的主角，是我的母亲。记得有段时间，盛夏或夏末秋初时节，晚饭后的休闲时光，在屋前或屋旁路灯电线杆下的一小块空地上，几个或一堆孩子，围坐在一起，仰首谛听年长者讲述各种各样、生动有趣的故事。母亲讲的，很多是历史小故事。隆冬时节（七十年代的中国，经历过几年堪称极寒的天气，这有气象记录可查），在自己家的小屋里，在温暖的被窝里，睡前的夜晚，或礼拜天（那时候星期六不休息）的早上，外面是呼啸的寒风，有时到处已铺满厚厚的积雪，母亲也会兴致勃勃地讲她的那些故事。我记得她经常会说到一个名字：蔡伯喈，喈，母亲一直读“该”，这是她一生不变的淮阴口音的读法。母亲讲的最多的故事，是穷书生进京赶考（一个类型，不同故事版本），讲到最后就是永恒不变的一句：一考就考中了个头名状元！每次当故事讲到这句话快要“呼之欲出”时，我和妹妹就会抢先大声说出来：一考就考中了个头名状元！然后三人一起欢快地大笑。我从母亲的讲述中，知道了朱洪武小和尚，还有汉高祖和汉光武。这些名字，最早都是我从母亲讲的故事里知道的，这是我最初的历史启蒙课。

1984年夏末的一个中午，正是吃午饭的时候，也正是每天中午雷打不动，一边吃饭，一边收听广播小说或评书的时间。现在记不得当时收听的是《牛虻》，还是袁阔成或单田芳的《说唐》或《说岳》，也可能是《李自成》或《红旗谱》。总之，正在一边吃饭，一边听收音机呢，邮递员送来了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我一看通知书写的中文系，当时就叫了起来！因为我心里想报的是历史系啊！怎么会是中文系呢？后来想起来了，填报志愿时，北师大的招生栏里，按顺序写着中文系和历史系，我当时应该是一时恍惚“走神”，就按 “顺序”先后填了中文系。这里要说明一下，高考那年成绩，历史100分满分，我考了95分，放在全国，也肯定属于绝对高分；而语文满分120分，我考了80分出头，刚刚勉强及格。我一直认为，我很可能是北师大中文系有史以来，正常录取的考生中，语文成绩分数最低的那位。记得我刚到北京不久，有次在五叔家里，碰到几位学者来访，其中一位北大历史系女教授，听说了我的成绩后，说：进北大历史系可以，中文系不行。

进大学后，我一直说要转系，但并未有什么实际行动。一直到第二个学年，一位同宿舍的哥们听见我还在那说要转系，就对我说，转什么系啊？师大中文系比历史系强！从此，我那转系的念头，方才烟消云散。

多年以前，往复论坛上一位网友（北大历史系一位颇为知名的学者和教授，网络人气超高），在我的帖子《韩非，他被谁抛弃》下留言说，“这样的文字虽非史学文字”（见《思想门》附录二《网评选摘》，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版）。实际上，我迄今所写的跟历史话题有关的文字，都不是“史学文字”，这是一眼可辨的。其原因在于，我既非史学科班出身，也未曾从事于史学专业或职业，未曾有过一天厕身史林。

这就说到了我为何会选择以人物和叙事的方式，来写东汉历史的另一层原因，一层更深同时也更现实的原因。

十多年前，在给三联书店（香港）版《思想门》写的《后记》里，我曾引张旭东为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所写的《中译本序·本雅明的意义》的开头第一句话：

瓦尔特·本雅明的奇特风格也许是他奇特的社会位置和生活方式的再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页）

我说过，当第一眼看到这句话时，我被震住了，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从此以后，这句话就会经常“跳”出来，浮现于我的脑海。特别是在我开始了多年来一直持续不断的写作中，它更是时常不召自至，似乎总是在提醒我，让我反观自省，看清自己所处的境况。简单说，虽然我一直在写一些看似跟历史文化和思想学术有关的文字，但我一天也没在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之类的地方待过，甚至我的身边也从未有过哪怕是一名学界中人，来跟我闲聊这些文字世界里的事，最多只是在我写的这些文字偶有机会结集出版时，会应景地小小热闹一下，然后一切复归沉寂。当我第一次读到八大的《题芋》诗时，我瞬间就体会到了诗中“是谁敲破雪中门，愿举蹲鸱以奉客”的那份诗情。

正如张旭东说本雅明的，这样一种长期不变的处境，不可能不影响甚至决定我写作的表达方式。当然，我能获得一种自由自在的写作状态，这是不言而喻的，写什么，怎么写，全都是一件充分自主的事。孟子说：“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公孙丑下》）这自然也是一种自我认知和行事风格的选择。在我来说，最起码的，这样我就完全不必把我想写的东西，写成那种范式的学术体文章，一种在我看来，很像是儒行禹步的固定体式。

除了我自己可以自由舒畅地书写外，我考虑得更多的，是我的那些读者。塔奇曼说，对于写作，要有一种分享的使命感，“和谁分享呢？当然是读者，我一直将之装在心里的人”。塔奇曼举凯瑟琳·德林克·鲍恩的例子说，“她写作的书桌上用别针别着一张便签笺，写着：‘你的读者会看下去吗？’”（《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这句话也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每当我一想到读者在阅读这些文字，我就愿意他们能获得一种更好、更愉快的阅读感。这种意愿，正是通过我笔下的人物和叙事来表达的。我相信，在阅读像《梁冀为何会怕孙寿》和《皇甫嵩为何输给了董卓》这些文章时，他们会感受到我的这种努力。

也许有眼尖的读者会说，这些文章，也不能说就是人物故事啊。是的，跟人们常见的历史故事和叙事相比，的确有些不太一样，明显掺兑了不少的分析和解释在内，很像是以前中学里说的夹叙夹议体，连题目也往往是个问句。不过，假如多点耐心和细心，你会发现，那种故事性和叙事感，还是很明显的，起码文章的语调，始终是那种娓娓道来的说故事的语调。

真心诚意地说，我始终把文章的阅读感，放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我认为，没有阅读感的文章，不能叫文章，只能认作家用电器或汽车或药品说明书的“同宗兄弟”。记得上中学时，学过一篇桐城派（姚鼐）的文章，讲文章的义理、考据和辞章，其中的辞章，我现在直接把它“翻译”（想象）为阅读感。

这种阅读感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所谓悦读，这里有一种时代的精神潮流的东西在涌动。当在无意间看到清华大学彭刚教授（何兆武先生的高足）那些翻译和阐述文字时，我确曾会心一笑。彭刚这些文字告诉我们，在最近几十年里，欧美曾出现过叙事史学的复兴。实事求是地说，我并非是先看到了彭刚教授的这些文字，或甚至是海登·怀特的著作以后，才这样写作的（事实俱在）。在这件事上，如果用“不约而同”来形容，我想，应该也并不是一个会让人感到赧然的词。

但它们的出现和存在，确实加强了我的信心。

2022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