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朝招抚琉球与国交建立

第一节 明初招抚琉球的国际形势背景

一 元代的亚洲国际关系

自13世纪开始，伴随着蒙古势力的崛起及其对外军事扩张，东西交流日趋频繁，国际贸易逐步兴盛，出现了贯通欧亚大陆和印度洋海域的国际性网络，阿布-卢格霍德断言当时业已形成前现代的“世界体系”。[1]本田实信、杉山正明等学者则将13、14世纪蒙古作为世界及时代中心的时期称为“蒙古时代”。[2]具体到东亚，13、14世纪的东亚历史也是围绕蒙元帝国的成立、隆兴、衰亡而展开的。[3]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后，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倚恃长生天的气力，以近乎宗教般的狂热，不断发动对外战争。[4]雷纳·格鲁塞形象地称之为：“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的风暴。”[5]在此过程中，蒙古逐步从居于蒙古高原的区域性游牧政权向地跨欧亚的世界帝国转变，以东亚为主的地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最先受到冲击的是金朝、西夏、高丽等政权。[6]到了窝阔台统治时期，蒙古汗国灭掉金国，接连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并以“端平入洛”为借口，征讨南宋。窝阔台死后，蒙古汗国内部动荡不安，无暇顾及域外事务。蒙哥汗即位后，对外战争始告恢复。发动全面的对宋战争，降服大理，并积极尝试向安南地区扩展势力。蒙古对东亚地区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其真正目的并非实际统治，而是掠夺财富和强征贡赋。[7]这实则是当时蒙古以草原地区为重心，对定居地区采取间接统治政策的表现。[8]经过长期战争，东亚大陆上的国家或臣服，或灭亡，或继续抵抗，原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并间接影响了东亚内部国家间的关系。[9]

忽必烈即位后，鉴于以往“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的现实，转而“附会”汉法，以君临中国的正统帝王自居，改变了对东亚大陆一味掠夺、压榨的政策，推动蒙古帝国国家基盘从草原向中原转变。[10]自至元三年（1266）开始，忽必烈以“非利其贡献，但以无外之名，齐天下耳”[11]为标榜，积极对外派遣招谕使者。当时的海外招谕主要面向“南部海区”[12]，以对位于航路之上的占城、爪哇等国的招谕为依托，重点招抚居于南亚次大陆的马八儿和俱蓝。[13]但是，元朝的海外招谕具有明显的强压性，多以“六事”[14]为原则，逼迫海外国家臣属，并恣意干涉他国内政，谋求直接支配。[15]然而，自唐朝灭亡后，东亚地区原有的国际政治构造便已崩坏。自宋代以来，东亚地区就处于缺乏政治权威的状态，东亚国际关系主要表现为宽松、自由的贸易关系。因此，元朝的强压政策势必遭到海外国家的抵制。[16]对此，从至元十一年（1274）开始，忽必烈转而采取政治恫吓与军事征讨相结合的策略，接连发动对日本、缅国、占城、安南、爪哇等国的战争。尽管“四征不庭，靡暇安处”[17]，但除征缅之役外，基本以失败告终。此后，从至元二十四年（1287）起，忽必烈逐步减少对外征伐，依靠沙不丁等商人积极开展市舶贸易，对外贸易的主体、形式日益多样化，海外国家也纷纷入元“朝贡”[18]，进而出现了“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19]的繁荣景象。当然，由于忽必烈“嗜利黩武之心……终其身未尝稍变”[20]，这就使得元朝与海外国家的关系并不十分稳定，东亚国际环境还是呈现出相对紧张的状态。[21]

忽必烈薨逝后，元成宗铁穆耳即位，逐步放弃了对外征伐的强硬路线。中止三征日本的计划，派遣一山一宁使日，谋求缓和。日本方面虽未遣使入元，但九州沿海地区的警备状态有所减轻。此后，元朝与日本的贸易渐趋繁荣，僧侣往来兴盛。再者，取消征讨东南亚、南印度洋的军事行动，确立起“凡不庭之国，先遣使招谕，来则按堵如故，否则必致征讨”[22]的原则，对外政策趋向和平、收缩、保守。[23]此外，采取诸如实施海禁、制定市舶则法、维持沿海治安等措施，强化对海外贸易的统制，努力经营与海外国家的通商关系。[24]成宗以后，尽管海外国家的“朝贡”日益减少[25]，但自9世纪以来便已兴起的民间海外贸易却被推向了顶峰，东亚海域内部出现了广泛的人员、物资、文化、情报等的交流，对外交往的政治色彩逐步褪去，东亚海域变成“共生的海”[26]“开阔通畅的海”[27]。

二 元末内乱与国际变局

14世纪中期，元末内乱爆发，东亚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局势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

元末内乱使元朝国内陷入群雄割据的混战状态。“近自畿辅，远至岭海，倡乱以百数。”[28]因忙于平息内部叛乱，元朝无暇顾及海外事务，方国珍便说：“天子方以中土未尽平，弗暇理东海事。”[29]由此带来的就是元朝对东亚海域控制力的衰退和海域秩序的混乱。当时沿海地区盗贼蜂起，啸聚作乱。至正十年（1350），广西雷州路海盗麦福攻占高州。至正十七年（1357），福建爆发亦思巴奚之乱。沿海地区治安状况的恶化，又增加了渡航元朝的危险性，《证羊集》有载：“大元既衰，海内沸腾，敢无一日安，外国船舶，尽罹殃逆。”[30]在此背景下，海外国家到元者大为减少，史载：“自元政失纲，天下兵争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远，信好不通。”[31]以方国珍、张士诚等为代表的滨海豪强乘机崛起，他们把持着“南粮”“北运”，极力招诱江浙等地的土豪阶层和海民集团，不断扩充海上势力，成了超越国家之上的独立存在。总地来说，元朝对东亚海域统合能力的下降和私人海上势力的勃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海域内部的自由化水平，但因缺乏国家层面的体制、机制保障，无法构筑起稳定、有序、安全的交流环境，并不利于交流的实现和深化。

元朝的内乱为周边国家摆脱元朝统治提供了历史机遇。高丽恭愍王即位后，大力推行反元改革，撤销征东行省，肃清以奇辙为首的亲元派势力，攻打双城总管府和东宁府，努力收复、扩展国土。[32]安南自陈英宗即位后，国力逐步增强。此后，安南借元朝国势渐衰之机，公然支持左江土官黄圣许作乱，屡屡侵略元朝边境地区，大肆向北扩张领土。[33]与元朝衰败同时，此前因受元朝入侵威胁而被暂时搁置的部分国家和地区间的矛盾和冲突却日益显在化。安南自前黎朝（980—1009）起便屡次侵略占城。李朝（1010—1225）建立后，继续对占城用兵，并两次攻陷占城都城，俘虏、杀害占城国王。到了陈朝前期，安南转而与占城联合，共同对抗蒙元入侵。元末内乱爆发后，北部边境的军事威胁解除，安南又开始对占城用兵，直至明朝建立，两国战事仍在继续。此外，随着元朝对周边国家控制力的减弱，逐步涌现出谋求建立地区霸权的国家。自13世纪30年代开始，室里佛逝日益衰落，爪哇麻喏巴歇王朝趁势崛起。元泰定五年（1328），哈奄·武禄继承王位，麻喏巴歇王朝迎来鼎盛时期。自元至顺二年（1331）起，爪哇大力向周边地区扩展势力，占据岛屿沿线的重要港口和海军基地，将室里佛逝、浡泥等国纳入自身势力范围，并且控制了马鲁古群岛的香料贸易，确立了自身在南海地区的霸主地位。[34]至正十一年（1351），乌通建立了暹罗阿瑜陀耶王国，随即对真腊吴哥王朝发动战争，妄图夺取为吴哥掌握的地区霸权，并一度实现了对吴哥的短期占领。[35]借机摆脱元朝统治、国家间固有矛盾冲突显在化和谋求地区霸权国家的出现，这一系列的情况表明：在元明鼎革之际的地缘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国家权力普遍上扬的趋势。当然，这又反过来加剧了地区内部动荡不安的程度。

周边国家虽然借元朝内乱乘势取利，但在元朝国内群雄逐鹿、胜负未明、大势未定的态势下，普遍采取观望态度，绝少直接介入元朝内乱。[36]例如，至正二十一年（1361）二月安南就明确拒绝了陈友谅乞师以对抗朱元璋的请求。[37]此外，因地理位置邻接元朝，利害所及，高丽、安南等国十分关注元朝局势的演进。入元从征的高丽军士借机探查情报[38]、安南遣使北上“觇虚实”[39]便是其表现。而自至正十六年（1356）攻占集庆后，朱元璋集团的实力日益增强，并逐渐从群雄中脱颖而出，最终肩负起“扫群雄、清幽燕、定华夏”的历史使命。至正二十年（1360），朱元璋采纳刘基“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40]的建议，先后消灭陈友谅、张士诚等割据势力，并于吴元年（1367）十月确立“南征”“北伐”的大计。在南征军降服方国珍一个月后，朱元璋于南京即皇帝位，正式建立明朝。

明朝建立后，国内战争仍在继续，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周边局势依然严峻。元朝仍旧控制着山东以北地区，福建、两广、云南等地也处在忠于元朝的势力的掌控下，明昇的大夏政权盘踞四川，以兰秀山海民为代表的方、张残部则啸聚海岛，“勾倭为寇”，严重威胁明朝的海疆安全。从爪哇在元朝灭亡前夕“奉使于元”一事看，元朝在海外国家中仍然保有较大的影响力。部分国家和地区间的战争和冲突仍在继续，东亚地区依然处在缺乏政治权威的混乱状态，东亚区域秩序亟待重建。

三 琉球的内部动向

有关琉球国开辟的记载最早见于《中山世鉴》，其大要如下：

往昔天城中有神名阿摩美久，天帝招而谕之：“天城之下，有神可居之灵地，惟是尚未成岛，尔可降而作岛。”阿摩美久畏而降之，但见东海浪打西海，西海浪打东海，岛屿未成。未几，阿摩美久上天乞给土石草木作岛。天帝有睿感，给以土石草木。阿摩美久持土石草木，作成数岛。……然经数万岁后，并无人类，神威无从可显。阿摩美久复上天，乞给人种。天帝曰：“如尔知之，天中神虽多，但并无可下之神。”遂给天帝御子男女二人。……遂生三男二女，长男为国主之始，号天孙氏。[41]

此即在琉球广为流传的阿摩美久筑岛、天孙氏建国的神话。宫城荣昌认为，文中的“天帝” “御子男女”类似于日本神话中的“天御中主”、男神伊邪那岐和女神伊邪那美，或许是向象贤将日本开国传说移植到琉球的结果。[42]从近年的考古发掘看，冲绳岛出土的最早人类是距今32000年前的“山下町洞人”，但普遍认可的能够证明冲绳岛存在人类繁衍生息情况的则是距今18000年前的“港川人”。这与《中山世谱》《球阳》中记载的琉球开国的时间基本吻合。[43]因此，阿摩美久筑岛、天孙氏开国的神话中或许也掺杂着部分真实性和合理性。当然，17世纪以前的琉球始终处于“国无史书，厥详莫闻”[44]的状态。对其早期历史的构建，不能单纯依靠后世史籍，还要在借鉴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

琉球早期历史多被冠以“先史时代”[45]的称呼，此即琉球史书中所说的天孙氏统治时期（前16615—1186）。当时的琉球存在两大文化圈，即包括奄美诸岛、冲绳诸岛在内的北琉球先史文化和包括宫古诸岛、八重山诸岛在内的南琉球先史文化。北琉球先史文化又被称为“贝冢文化”，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大致与日本绳文文化同时，后期则相当于日本的弥生文化至平安时期。南琉球先史文化也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距今4000—3000年前，后期则为距今2000余年前至12世纪。[46]

琉球早期历史的发展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前述神话中的“阿摩美久”便被认为是来自九州南部的海部族。[47]从出土器物类型来看，前期贝冢文化几乎与绳文文化一致。因此，新里惠二认为绳文时代的琉球发展出了与日本完全同质的文化。[48]但是，前期贝冢文化遗迹中极少出土代表绳文文化特征的石镞、石匙、土偶等，反而出土了绳文文化中没有的蝶形骨制品和兽形贝制品，这表明前期贝冢文化即使受到了绳文文化的影响，也绝非其简单翻版。此外，从久米岛清水贝冢中出土的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的贝符看，其文化来源也并不单一。前期贝冢文化理应是属于琉球自身的独特文化形态。[49]再者，由于“庆良间海裂”[50]的存在，绳文文化的影响并未及于南部琉球。南琉球先史文化前期深受南亚系文化的影响，但其谱系不明。

贝冢文化后期，适应珊瑚礁广布的特殊环境，海岸沙丘上形成了众多聚落。少数聚落组成了以礁湖为单位的“群”，出现了共同拥有珊瑚礁内海的“渔捞共同体”。南琉球先史文化也进入后期，其遗迹同样位于珊瑚礁发达的海岸沙丘之上。然而，此后期文化究竟是从前期文化中产生的，还是由南方集团引入的，并不明确。以往对贝冢文化后期、南琉球先史文化后期的评价较低，主要立论点是当时的琉球并未像日本弥生文化那样进入农耕阶段，并将其原因归结为铁器出现的滞后性。但事实上，早在弥生时代中期，冲绳岛就已经有了充当实用工具的铁斧。至弥生时代后期，奄美大岛也已开始生产铁器。[51]因此，铁器输入滞后导致琉球社会发展缓慢的说法是存有疑问的。

实际上，自先史时代后期起，琉球就利用其特有的贝类资源，积极开展对外贸易，《球阳》中便有“泛与诸国相通，以致贸易”[52]的记载。在以北九州为中心的弥生时代遗迹中，出土了护法螺制作的腕轮。护法螺是只栖息于奄美以南温带海域的贝类，这一时期的冲绳遗迹中也出土了半制成品的护法螺。由此，存在着护法螺被从琉球带至日本的可能。在弥生时代，九州与琉球或许已经通过“贝之道”相连。[53]而且，琉球贝交易的对象并不只限于日本。从久米岛清水贝冢出土的五铢钱和冲绳诸岛出土的朝鲜乐浪土器来看，琉球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也建立了贸易联系。对于当时的琉球来说，通过贝交易就可获得自身所需的各种物资，并无改变渔捞生活，接受农耕的必要。[54]自5、6世纪起，作为马具生产必需品的芋贝被大量运往日本九州和朝鲜。此后，伴随着螺钿的发展，唐朝对夜光贝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其与琉球的经济联系也进一步加强，开元通宝在琉球的广泛出土说明了这一点。[55]从8世纪后半叶开始，日本与琉球的夜光贝交易逐步繁荣。到了9世纪，伴随着佛教的兴盛，琉球产作为法具的法螺贝被大量交易，并经日本九州运到中国和朝鲜半岛。至道三年（997）发生的奄美岛人袭击九州的事件，被认为是起因于夜光贝和法螺贝的贸易纠纷。[56]因贸易纠纷而果断反抗，也反映出海外贸易对琉球的重要程度。因此，相较于以往将先史时代后期的琉球视为“停滞社会”的认识，安里进提出了7—10世纪的琉球是“交易社会”的新看法。[57]《中山世谱》中“至于唐宋，泛与诸国来往，俗习日改”[58]的描述或许就是当时“交易社会”实态的反映。

自11世纪开始，随着宋朝海外贸易振兴政策的推行，东亚交易圈渐趋繁荣。为获得夜光贝、赤木等南海物产，以博多为据点的宋朝海商和以“八郎真人”为代表的日本海商纷纷南下琉球。[59]受此影响，11、12世纪的琉球逐步从先史时代向“古斯库时代”过渡。[60]“古斯库时代”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农业生产正式定着化[61]，出土碳化米、麦的遗迹数量增加，为适应农业发展，居住地域从海岸沙丘转移到地势稍高的丘陵地带和石灰岩台地，人口出现爆发式增长；第二，琉球各地出现了“古斯库”这一石垣包围的建筑，产生了被称为“世主”“太阳”等的首长阶层；第三，海外贸易扩展，与宋朝、日本、高丽的经济联系增强，形成了“东海行贩圈”[62]，龟烧[63]、滑石制石锅[64]、中国陶瓷器遍及琉球群岛，推动先史时代南、北分立的两文化圈渐趋统一，并最终实现了文化上的一体化。

进入13世纪后，“古斯库”间的抗争日益显在化，弱小的“古斯库”被次第兼并。琉球群岛出现了多郭构成、面积达2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城寨“古斯库”，并形成了以“古斯库”城主为中心的阶层社会。在“古斯库”城主的领导下，海外贸易更加活跃。至13世纪后期，冲绳本岛建立了以浦添为中心，由大型“古斯库”构成的“初期中山王国”[65]，这就是《中山世谱》《球阳》中记载的“英祖王统”。

英祖王统治时期，“正经界，均民力”，强化城主对耕地的统治权，完善贡租体系；在泊村设置公馆、公仓，积极发展对外贸易；联合“古斯库”城主，成功抵御元军侵攻。[66]蔡温给予英祖王以高度评价：“宅位四十载，功冠诸王，德溢裔夷。”[67]但是，到了14世纪，伴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大型“古斯库”城主的实力和独立化倾向不断增强。“由是，诸按司不朝，百姓胥怨”，初期中山王国也渐趋解体。[68]

元延祐（1314—1320）年间，初期中山王国最终分裂成了三个较大的政治集团：大里按司称山南王，今归仁按司称山北王，英祖后裔称中山王，此即新井白石所言：“盖古之时，厥民各分散，洲岛自有君长，然莫能相一。迨于中世，始合为一。未几，其地亦分为中山、山南、山北之国。”[69]琉球内部就此陷入“纷纭吞噬，乱无宁日”的状态。

到了元至正十年（1350），中山国内发生政变，西威王世子被废，浦添按司察度被拥立为中山王。此后，直至明朝建立，琉球国内始终处在三山割据分立，彼此争雄的态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