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 研究的目的、意义及方法
本研究的核心目标在于对国际社会中的弱制度现象作出系统性解释。传统国际制度研究的主要论点可以概括为，制度是国际社会为协调各方行动而有意设计的，并且弱制度相对于强制度而言通常是低效的，是制度退化或制度化的结果，也是强制度建立前的准备阶段。那么，为什么国际社会中会存在众多被有意设计并长期执行的弱制度呢?为什么当前众多弱制度主导的全球治理议题在持续推进，而强制度主导的议题反而陷入了严重困境?或者说，弱制度为什么会导致强治理?弱制度是如何建立以及产生强治理的呢?
本研究关于弱制度建构及其作用机制的解释，补充和修正了基于“强制度偏好”建立起来的传统制度理论。首先，修正了有主体的单向互动制度建构路径，弱制度是各方在双向互动中观念平衡的产物。在制度建构过程中，存在偏好差异的各方会提出不同的制度设计方案，最终确立的制度是各方观念相互融合的产物，融合并不必然是利益的简单折中，还可以通过模糊制度内涵、引入冲突性规则等方式实现。其次，修正了弱制度必然导致治理低效的论断。弱制度通过与自身属性契合的作用机制，同样可以实现持续性合作与强治理。这一观点最终可以为“第三项研究议程”——不同类型制度在作用方式上的差异——的展开提供理论支持。最后，关于弱制度持续性的研究，补充了已有的制度演化视角。传统研究关注制度的进化与退化，而忽视了制度的持续性。制度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是如何实现持续的，同样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理论问题。
对于当前的全球治理实践，本研究具有三点现实意义。第一，当前全球治理各议题都涌现出了建构弱制度的趋势，如气候变化、网络安全与人道主义等，学界虽然意识到弱制度可能具有强制度不具备的优势，但是对于如何设计弱制度及其会带来何种结果缺乏系统性阐述。本研究能够为国际社会中的弱制度建构提供具体指导。第二，为全球治理中的制度变革提供思路。学术界普遍认为当前各议题中的制度需要作出变革，然而在如何变革上众说纷纭且缺乏切实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在摒弃了弱制度必然低效的固有偏见以后，弱制度可以作为未来多元治理背景下的制度变革方向之一。第三，为新兴国家和弱小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启示。随着新兴国家以及弱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日趋活跃，西方主导建立的传统制度日益显现出局限性。强制度所体现的制度更替内涵极易导致新旧强国的冲突，弱制度提供了一种渐进性变革的路径。旧制度的某些内容被包含在新制度当中，减少了既有强国的顾虑；同时，通过将自身观念纳入到新制度当中，新兴国家和弱小国家获得了表达自身主张的机会。
在进行理论建构和案例分析时，本书为了增强论证力度和保证分析严谨性在各部分灵活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其中，主导性方法是对四种具体方法进行的两种互补性运用。一是将过程追踪与反事实推理结合运用，在解释反常现象的同时对惯常现象作出回答，确保因果链条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切实可靠。二是将历史性分析与解释性分析结合运用，在确定相关现象出现的直接原因的同时，寻找可能存在的深层次根源，确保所揭示的因果关系的深刻性。
二 主要内容与重要观点
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书的研究问题，并详细回顾了传统国际制度研究的总体进程。传统国际制度理论存在的“强制度偏好”，导致弱制度现象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在将基于强制度分析得出的相关论点应用于弱制度时引起了一系列谬误。随着制度设计与制度类型问题的提出以及软法与机制复合体研究的推进，对单一综合性制度的迷信被打破，这为分析弱制度奠定了基础。这一部分还介绍了书中的案例设计、研究思路和主要研究方法等。
第一章探讨了当前的国际环境以及什么是弱制度与强治理。这一章提出了界定制度强度与治理强度的相关指标，为评估全球治理各议题的进展提供了路标。同时，这里还重点阐述了弱制度设计产生以及导致强治理结果的外在环境。与权力转移相伴的多元文明兴起以及全球治理模式“去中心化”对既有的强制度构成了挑战，寻求契合当前国际环境的制度类型成为紧迫性议题。正是在这种权力均衡的异质性环境中，弱制度表现出了相对更强的有效性。
第二章阐释了弱制度的设计过程，并将其界定为观念平衡的产物。通过区分同质性与异质性、单一理性利己与复合理性以及单一认同与有限认同，提出了异质性、复合理性利己与有限认同三个假定，并将其作为理论建构的根基。在权力均衡的异质性环境中，背景知识差异导致行为体对互动议题产生了不同认知，各方基于理性和利己考虑都希望依据自身偏好构建国际制度，由此产生了激烈的倡议竞争。在议题压力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各方出现了一种需要尽快完成制度建构并展开行动的紧迫性认知，继而尝试通过模糊条款内涵、引入冲突性原则以及避免惩罚性强制等方式兼顾多元偏好，弱制度由此确立。
第三章阐释了弱制度是如何导致强治理的。弱制度凭借相关设计获得了显著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包容性，并由此具备了提供充分利益调适空间等六种能力，这些属性和能力奠定了合作的基础。弱制度通过三项机制促进了强治理的出现：第一，通过承认多元适当性为各方提供了一个模糊的适当性区间，并将判定行为适当性的权利重新赋予了各方。第二，通过相互施压机制推动行为体承担起一定的责任，责任的大小取决于行为体对自身偏好与国际预期的平衡。第三，通过提供额外性激励，如额外声誉等，诱导行为体主动履约。在上述机制作用下，治理呈现出动态强化的趋势。弱制度通过降低合作的“门槛”确保了治理快速启动，各方得以尽快行动以应对紧迫性问题。随着议题压力增长以及声誉竞争的出现，行为体预期会累积性提升，治理呈现出加速态势。
第四、五、六章分析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第四章对气候治理议题本身、治理制度和治理进展等作出了阐述，包括对气候议题兴起过程及其属性的分析，依据相关制度文件对各制度属性的分析，依据相关指标对治理总体进展的界定。全球气候治理制度体系主要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与《巴黎协定》三项文件确立，总体上经历了由弱到强再重新弱化的演变。治理的变化正好相反，在进入“京都时期”后并没有随着强制减排机制的建立显著增强，而是进入了低潮期。随着制度在“后京都时期”重新弱化，各国对治理的参与反而变得更加积极。
第五章通过分析“京都时期”气候制度强化而治理退化的现象，明确了制度强化如何引发了偏好多元的各方对制度本身的抵制。制度强化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责任分配的争论，出现了严重的“集体行动困境”，尤其是美国与日本等伞形国家对发达国家单方面减排严重不满。制度执行主体分裂导致强制减排机制难以运作，激励机制也因其非均衡性而难以诱导各国履约。
第六章通过“后京都时期”制度重新弱化后出现的治理进展，明确了弱制度如何通过兼顾多元偏好调动了各方的治理积极性。自主贡献模式通过模糊责任界定等方式兼顾了各方偏好，相互施压以及对额外声誉的追求促使各国在保证自身利益的情况下积极承担起一定的责任。随着议题压力上升以及大国围绕治理引领者地位展开竞争，气候治理出现了竞相履约的趋势。
第七章基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探讨得出结论，并对当前全球治理中的“制度困境”与制度的未来变革展开反思。强制度与弱制度并不存在哪个更好，而是遵循了不同的“制度—合作”逻辑，在特定情境中都是最优设计。在权力均衡的异质性环境中，弱制度的相对有效性更高，通过兼顾多元诉求调动了各方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并借助相互施压以及额外性激励等机制产生了一种动态强化的治理进程。基于上述结论，当前的“制度困境”可以被重新界定为构建单一、综合性制度的偏好与该类型制度在多元文明背景下难以产生和运行之间的矛盾。未来的制度变革将主要围绕如何推动那些反映西方偏好的强制度转变为反映多元文明诉求的制度，而弱制度契合了这一变革趋势。最后，本书对中国作为未来制度变革进程中最关键的行为体如何界定自己的角色作出了分析，弱制度为中国将自身偏好纳入国际制度同时有效规避既有强国的抵制提供了可能。
三 学术创新与贡献
本书在下述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首先，提出了一种新的制度研究视角。传统制度研究受“欧洲中心主义偏见”和“强制度偏好”影响，忽视了弱制度问题。这导致了一系列对现代国际关系的错误诊断，并阻碍了对相互依赖和多元主义的理解。系统分析弱制度有助于完善传统观点，强制度与弱制度在推动合作方面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在适合的情境下都能产生强治理。其次，提出了一种沟通全球治理研究与制度理论研究的思路。学术界注意到全球治理与国际制度存在内在联系，全球治理本质上就是通过制度协调全球各方展开的治理，各议题领域构成了制度研究的“实验室”。然而，通过全球治理研究完善制度理论的尝试并不多。通过阐释全球治理各议题领域中频繁出现的现象，有助于完善制度研究的一般性论断。最后，将分析折中主义方法运用到了制度研究当中，即借鉴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相关论点对弱制度的形成和作用机制进行阐释。弱制度作为观念平衡的结果是由行为体的偏好差异与权力大致均衡导致的，行为体对弱制度的遵守是“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项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首先，明确了当前国际制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改进方向。弱制度分析是不同类型制度作用方式研究的一部分，也是制度研究的最新议程。在制度类型问题提出后，学术界日益专注于制度外在形态（如成员等）的讨论，始终未能触及制度本质上的差异。这种表层研究反映了学术界在有意规避一个关键问题——以前将既有制度理论视为适合于所有制度类型的一般性知识正确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会存在那么多无法解释的现象?为什么还要关注制度类型问题呢?如果不是，那他们所适用的制度类型是什么，在其之外又该如何构建新的制度理论?既有理论是通过分析强制度确立的，包括制度建构与作用机制等论断并不适用于弱制度。相反，我们需要依据经验事实建构起相应理论。
其次，为构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具体路径。近些年来，随着非西方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不断显现，建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在思想“落地”或具体理论建构方面的建树却并不多。其中，注重非西方国家的声音和作用以及多元治理、共存共生思想被国内外学者广泛认同。然而，如何实现共生和多元治理呢?显然，西方国际制度理论所强调的强制度及其体现的一元真理思想是无法做到的。依照一方强制另一方接受自己主张的强制度建构思路，制度在各方实力大致均衡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的，未来由非西方国家改造西方国家的前景也是不符合非西方国家目标的。那么，与共生思想相匹配的国际制度类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由此，弱制度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提供了一个着力点。
最后，为中国制定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制度变革的“中国方案”提供了具体的政策选项。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制度困境”为中国发挥引领作用提供了良好契机，中国在引领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可以将自身偏好纳入到新制度当中。但是，中国也需要规避既有强国对新制度建构行动的猜忌。通过对多元诉求的兼顾，弱制度为中国提供了对全球治理制度展开渐进性变革的路径。
关键词：全球治理；弱制度；强治理；气候变化；制度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