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国对联

一 风云激荡中的变异

（一）从贵族化到平民化

在《楹联述录》卷四里，作者林庆铨引用其父林昌彝（1803—1876）的话说：“凡作楹联，题雅，人雅，句雅，则其地，其人，其句，与之并传。”[28]这种情系温柔敦厚之旨、典雅方正之形的对联创作理念，在以传统文化为背景的古代社会里，无疑有着很强的代表性。无论是上墙、铺案，还是附于其他器物之上，可谓处处对联，处处雅致。譬如，以陶艺著称于世的书画家瞿子冶（1779—1848）就有这样一副壶铭联：“烹茶无客至；得味有诗来。”[29]

然而，并非每个时期、每个人皆能“岁月静好”。因为鸦片战争的爆发，即便是推崇“人雅”“句雅”的林昌彝，也都忙于撰写《平夷十六策》《破逆法》等实用文了。从晚清到民国，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说晚清时期士大夫们还能够勉强维系诗学传统，那么到了民国时期，这种作派则有些不合时宜了。除了部分书画家、学者如陈重庆（1845—1928）等人继续流连光景、钻故纸堆外，大部分作者已无法心静如水了。在此历史区间，一方面外患引发内乱，另一方面启蒙伴随救亡。于是，帝制与共和、总统制与内阁制、复辟与护国、北洋政府与革命政府、武力统一和联省自治、工农运动与军阀混战、侵略与反抗、专制与民主、传统理学与西方文化、现代化机器及其产品的涌入与传统手工业者的破产，诸多矛盾纠结在一起，此起彼伏，异常尖锐。

曾国藩在太平天国失败时，曾经指示他人屠城，强调“无惑于妄杀良民恐伤阴陟之说”（《曾国藩致李元度书》）；同样是这位“曾剃头”，也曾真切地写过“论人情物理”、想“荷花秋水”等风光旖旎的对联。然而，若将其置身于民国的惊涛骇浪之中，此时的曾国藩能否定力如初，收放自如，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刘尔炘从帝都显贵一变而为边陲遗老，虽然一反常态，开始“建寺修庙”，但其内心似乎还在隐隐作痛：“向五大洲中静观日后群伦，那个能逃机器劫；在数千载上便忧天下来世，而今枉费圣人心。”林语堂面对“三一八”惨案，可以驱车赶赴现场，事后还撰写《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闲话与谣言》，歌颂烈士，痛斥陈源，但当血腥程度数倍于之的“四一二”大屠杀来临时，他开始缄默不语，继而创办《论语》，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编刊方针，专意提倡幽默文学。民国时期某教书先生有一副自题联，也是墓碑联：“七尺长埋，此处尚存干净土；寸心不死，何年望到太平年？”与传统的雅致之作相比，该联已失去了耕读传家的自信自足，更没有风花雪月的修饰衬托，只是将时局的动荡与人心的思治，像黑白照片一般真实地曝光在这里。“生活万分艰难，物价高，报酬薄，辛酸莫诉，无米为炊，弱者最可怜，谁实致君投泽国；社会一片黑暗，分派系，重私情，势利当先，虽才不用，好人将何往，直欲逼我上梁山。”与上联相比，1948年陈国琇挽邓方遂的这副联写得更俗白，也更具体，除了同情和感叹，还有揭露和批判。清廷灭亡后，一些擅长书法、楹联的旧式官员如沈增植（1850—1922）、曾熙（1861—1930）、李瑞清（1867—1920）等，无暇顾及曾经的士大夫颜面，也来到何绍基曾经卖字的大上海，公开挂出润例谋生。周作人有言：“平民文学应该着重与贵族文学相反的地方，是内容充实，就是普遍与真挚两件事。”（《平民的文学》）“平民的精神可以说是淑本好耳所说的求生意志。”（《贵族的和平民的》）因为“求生”和“真挚”，对联作者不复为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了，不复“掉书袋”，不复“光荣与梦想”，而是从外到内，将自己彻底“平民化”了。

有趣的是，新旧文人虽然分属于不同的文化阵营，但对于对联这种亦雅亦俗的文体，却皆有贡献。林纾（1852—1924）曾被钱玄同骂作“桐城谬种”，他有《春觉斋联句偶存》面世；刘大白（1880—1932）是五四白话新诗的倡导者之一，他不仅有对联创作，还有对联著述。林纾赞叹的是为传统社会理想而自沉殉葬的梁济（梁漱溟之父）；刘大白哀挽的是被袁世凯与朱瑞谋杀的革命党人王金发。刘大白在联中恣意使用口语“狠的怕你，猾的避你”以及半文半白的“国也由伊，省也随伊”（《挽朱执信》）；林纾的对联语言虽然赶不上章炳麟的高古难解，却绝无这类直白俚俗之辞。

（二）战斗性和集体狂潮

以上联例，体现的是民国对联普通而悲凉一面，而非它们的全貌。在缅怀先烈、鼓舞斗志方面，民国对联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读着郁达夫挽胞兄郁华联：“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扬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辽东”，笔者至今犹觉热血沸腾。

辛亥革命时的庆贺联（包含第二年的春联、国庆联）、五四运动时的声讨联及孙中山去世后的挽联，可谓是近现代对联创作的三次高潮。其中，又以会场联（游行集会联）这种向公共空间挺进的新联种为代表性形式。

当民国的第一个春节，即1912年春节来临时，甲午恩科状元、清末民初实业家张謇自撰春联云：“民时夏正月；国纪汉元年。”该联嵌入“民国”二字。年轻的郭沫若也以名词活用之法为家乡人撰写了春联：“故国同春色归来，直欲砚池溟渤笔昆仑，裁天样大旗横书汉字；民权如海潮暴发，何难郡县欧非城美奥，把地球员幅竟入版图。”民国第一个国庆日，即1912年10月10日这天，武汉举行纪念活动，其间有联曰：“雍容樽俎，望晴川阁耸，黄鹤楼高，慷慨重谈天下事；混一车书，看五色旌旗，万方冠冕，联翩高会武昌城。”1919年五四运动当天，学生游行队伍打出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矛头直指曹汝霖和章宗祥。抗战爆发后，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在日伪政权任职。这也算是不乏偏颇的五四运动诸多成果之一。

十四年抗战期间，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同仇敌忾。挽联、讽喻联、行业联、春联如火如荼，洋溢着战火的硝烟味和奋发踔厉的精神，这也是整个民国对联的一大亮点。“蚕食鲸吞，举国不胜今昔感；鹰临虎视，惊心莫作画图看。”这是在抗战前夕，有人愤题于北平鼓楼民众教育馆地图两侧的一副对联。这种站在历史潮头，以对联为号角和投枪的做法，让人想起太平天国“充先生者”的红黄纸楹联。

此外，产生于晚清的应征联、店铺联，此时也得到了发展。在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对联社团。据传为李伯元所著《南亭四话》卷七“庄谐联话”“三般俱有壳”条载：“又某君尝创为联社，令人属对，其高列者，贻之楮墨。曾拟上句曰：‘一行孤雁连天起’。俄而揭晓，弁首者为‘半只烧鹅满地游’。”[30]该社首领的对联眼光显然有限，居然将死对取作首卷，但他“创为眹社”之举倒是新鲜，也不无意义。

（三）泛对偶化和民国余响

综观民国对联，其中不乏古雅严谨之作，但就该时期多数对联而言，其共同特征是：多慷慨议论，少古典意境，语言和格律方面也不尽讲究。曾发生在清代俞樾、王闿运、吴熙等对联作者身上的散文化、口语化倾向和不规则重字缺憾，这时期明显加重。冯玉祥、陶行知、毛泽东等人的某些联作，不仅句式松散，同时在平仄、对仗上也不很计较。

俞樾挽曾之撰（铨仲）联：“居虞山胜地，又有好园亭，上奉母欢，下课儿读；忆吴下旧游，可为长太息，既悲君逝，更念吾衰。”该联俗白无碍，上联更是犹如说话。冯玉祥题赠善符联，“要想着收咱失地；别忘了还我河山”，不仅“失地”“河山”等局部对仗不严，且整体对仗亦有问题，即便将“还我河山”看作岳飞原话，也难逃合掌之嫌。陶行知题赠学生李相维联：“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尽力所及，尽心所安。”至少“及”的平仄违律。毛泽东挽孙中山联：“国共合作的基础如何？孙先生云：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抗日胜利的原因何在？中国人曰：侵略战线是和平战线的死对头。”“的”字被重复了四次，“孙先生”与“中国人”对仗宽松，句中节奏点的平仄也基本不对。

至于出自某些名人笔下的题词等，到底是一般对偶句还是对联，联界往往不乏争议。除去毛泽东部分题词，[31]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也每每引发议论。据考证，孙中山的这两句文字，首刊于1923年11月25日出版的《国民党周刊》第1期，具体位置在第1版孙中山肖像正下方，是同年10月孙中山为国民党恳亲大会的亲笔题词。[32]孙中山去世后，其遗像两侧经常伴有这副“对联”。1940年《魂断蓝桥》在中国上映，电影院在报纸上打出广告：“山盟海誓玉人憔悴，月缺花残终天长恨。”尽管这里的上下句半对半不对，但还是有人将它视作对联。可以说，古代有歌谣谚语，晚近有谜语巧对，现代有题词标语甚至广告，它们及其同类一直围绕在对联文体周围，让部分研究者欣喜，让部分研究者无奈。

按照职业身份，民国时期的对联作者可分五类。第一类，政治家和官员孙中山（1866—1925）、章炳麟（太炎）（1869—1936）、黄兴（1874—1916）、杨度（1874—1931）、张难先（1874—1968）、蔡锷（1882—1916）、冯玉祥（1882—1948）等人。由晚清而入民国，且从政之余涉猎学问与风雅者，则有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1855—1939），又有曾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的郑孝胥（1860—1938）。前者有《清儒学案》（集体编纂）、《竹窗楹语》《藤墅俪言》等书稿存世；后者除去以书法、“同光体”诗名世，所著《郑孝胥日记》里亦有很多自撰联的记载。第二类，教育家和教师刘尔炘（1864—1931）、方尔谦（地山）（1872—1936）、陶行知（1891—1946）等人。第三类，作家郭沫若（1892—1978）、郁达夫（1896—1945）等人。第四类，报人刘师亮（1876—1939）等人。第五类，实业家张骞（1853—1926）等人。

1949年后，迁徙台湾的于右任（1879—1964）、张大千（1899—1983）、张佛千（1907—2003）、成惕轩（1911—1989）、伏嘉谟（1912—1997）等人联声较著，成为民国对联的余响。

二 进入现代学者研究视域

（一）新印刷技术与新纸媒

民国时期的对联著述相当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479种对联图书问世。[33]

民国早期，起源于唐代的雕版印刷术、起源于宋代的活字印刷术，以及道光年间从西方传入的石印技术，尚未退出历史舞台，所以部分对联图书仍属于刻本、木活字本和石印本。随着复制版、珂罗版（即照相版）和胶印等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铅印技术的迅速普及，新型版对联图书也越来越多。不仅如此，部分联话著述的首发之地并非图书，而是新的纸质媒体——铅印的报纸杂志，它们是后来才独立成册或被收编入书的。例如1949年后成为我国《楚辞》和唐诗研究著名专家的马茂元教授，曾在安徽省政府教育厅秘书室主办的《新学风》1946年第一卷第一期发表《碧梧翠竹山馆笔记》一文，其中诗话、联话混杂。由张小华整理的《全民国联话第一辑》收录了该文，在做过相关脚注之后，将原文改名《马茂元联话》。[34]

技术的进步和媒体的增多，不仅提高了印刷质量，而且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这些对联编本、独著和文章，主要有以下六种情形：

第一种，整理前代对联书法和联作，如《楹联名迹》（至1923年共刊行七辑，上海中华书局珂罗版）（所录作者除两人为明人外，其余皆为清人），卢述度（希裴）《六家联语合钞》（1933年长沙大伦昌印刷局铅印本）（包括曾国藩、李篁仙、吴劭之、王闿运、姜济寰、曹秩庸），曲滢生《宋代楹联辑要》（1933年北平我辈语丛刊社铅印本）。

第二种，继续编纂全国或地方对联大全，如胡君复《古今联语汇选》（包括四集和补编、再补）（1918—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偁阳山人《详注分类楹联集成》（1919年上海会文堂书局石印本），向义《六碑堪（龛）贵山联语》（1923年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

第三种，继续编撰联话，如南社社员吴恭亨《对联话》（1921年木活字排印本），陈方镛《楹联新话》（1921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

第四种，开始系统探讨对联理论，如新诗作家刘大白《白屋联话》（连载于1931年《世界杂志》第一、二卷，1933年由上海南强书局独立成书），复旦大学教授陈子展《谈到联语文学》（载于1948年《论语》半月刊）。

第五种，出版当代联作，如王闿运《湘绮楼联语》（1917年存心堂刻本），“文治总统”徐世昌《藤墅俪言》（1936年天津文岚簃古宋印书局铅印本），《抗战联语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铅印本）。

第六种，继续集古代字帖或诗词成联，如罗振玉《集殷墟文字楹帖》（1921年罗氏贻安堂珂罗版），秦文锦《周毛公鼎铭集联拓本》（1923年上海艺苑真赏社珂罗版），俞樾《绎山碑集字联》（1917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丁辅之《唐诗三百首集联》（1929年丁氏聚珍仿宋书局巾箱本），林葆恒《集宋四家词联》（1936年上海大众书局蓝印本）。

（二）对联作法与“骈文余裔”

晚清有林庆铨的《楹联述录》，民国有吴恭亨的《对联话》，虽然这些书中也加入了关于创作对联的论述，但不过是片言只语，全书的主体内容并未改变，作者依旧是在讲述故事和辑录作品。只有到了襟霞阁主（平襟亚）写出《对联作法》（1924）、蔡东藩（蔡郕）写出《中国传统联对作法》（1935）时期，情形才有所改变，此时话题更为集中，论述也更为全面。吕云彪的《楹联作法》（1926）一方面认为平仄安排应该以随意、顺口为原则，另一方面开始使用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现代汉语语法概念。秦同培的《撰联指南》（1926）有了类似今天声律节奏、语义节奏的论述，并在分句句脚安排上推崇单平单仄交替式和多平一仄式。龙铁元的《联语谱例》（1947）则首次谈到双句联、三句联和长联的句式组合。

清末民初时期，与对联同为对偶性文体的骈文仍在发展。民国初年，《玉梨魂》（徐枕亚）等言情小说（俗称“鸳鸯蝴蝶派”小说），借助于《小说丛报》《小说新报》《民权报》等纷纷问世，并受到读者青睐。作者发扬明清小说描写、议论、抒情时好用骈偶句群的做法，较多使用骈句入文，人称“骈文小说”。1930—1940年代，张恨水的章回体小说《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引起轰动。作者从写传统言情小说起家，成功地转型为写“社会言情小说”，且继续“写章回小说，向通俗路上走”。回目联平仄安排严格，且恪守平水韵。从现代史起，对联开始“进入文学史”。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刘麟生的《中国骈文史》。作者第一次将骈文与散文、韵文并列，并画出三者互有交集的圆圈图样；同时，在书中专设一章，论述“骈文之支流余裔——联语”。与今人所期待的“作为独立文学样式”的对联观相比，刘麟生的做法显得“保守”。

三 对联教育受到冲击

前面所谈，均为民国对联的实绩。这一时期，无论部分对联作者如何抨击传统社会及其政治文化，他们所操持的武器——对联，其实也是拜传统文化所赐。在这些作者当中，有的人是在用传统武器进行批判，有的人却在批判传统武器。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它给社会人心所带来的冲击之大，为当时的人们所始料未及。对联作为传统武器，在批判传统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遭到批判和质疑。

（一）科举的废止与新文学的兴起

按照清政府规定，自1906年起废止科举制度，公家设立新式学堂。从此，原来的“家塾”改称“私塾”，并于1906年前后进入了改良进程，包括教材、开课等都受到近代化影响。中华民国成立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后，新式教育更是风靡全国（尤其是城镇）。以上种种，自然威胁到“对课”在学校的生存地位，并影响年青一代的作诗撰对水平。

现代作家巴金（1904—2005）曾对一位对联求教者说：“我谈不出内行的见解，因为我不会写对联。”[35]依据巴金晚年的言谈文章，这里的表态应该是这位忠厚老人的实话实说，而非故作谦虚状。果真如此，那么巴金早年在长篇小说《家》《春》里分置的两个半截挽联（实为一联），恐怕就是抄录时人所作。两个半截（即单边）挽联分别是：“家人同一哭，咏絮怜才，焚须增痛，料得心萦幼儿，未获百般顾复，待完职任累高堂。”（挽瑞珏）“归妹曾几时，舅姑称颂，戚闿钦贤，岂期草萎宜男，仅闻片语遗留，遽舍仙郎生净土。”（挽蕙之）当代新诗诗人流沙河（1931—2019）在指摘武侠小说大师联作有声律问题的同时，也坦承自己在对联创作上曾经“误用声韵，不懂平仄”[36]。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将小学堂改为小学校，禁止使用原清廷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中小学校语文学科统称为“国文”。同年，严修起草、原清廷学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武、尚公、尚实”的教育宗旨，也被教育总长蔡元培改造为“五育并举”，即军国民教育（“尚武”）、实利主义教育（“尚实”）、公民道德教育（“尚公”）、世界观教育（新增）和美感教育（新增）。1918年，胡适提出“八不主义”，主张“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1920年北洋政府通令，自1922年以后，小学各种教材一律改为语体文（即白话文）。

蔡东藩是现代著名历史演义小说家，曾以清末秀才身份做过小学教员。他以切身的体会，痛感传统文化因教育转型而发生的断裂。他说：“自学校创设以来，课程杂沓，无暇专习国文，目未睹经史，口未辨音韵，有执联对以相属者，彼此瞠目不知所答。小学诸生无论矣，即卒业中学者，亦多敬谢不敏；间或勉强应命，非出诸抄袭，即难免荒唐。”[37]

（二）加考风波与陈寅恪自辩

1932年夏考，时任清华大学文史哲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历史组）负责人的陈寅恪，受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刘文典（叔雅）委托，为国文科目命题三道：一是以（甲）“少小离家老大回”、（乙）“孙行者”为出句“对对子”；二是以“梦游清华园记”为题作文，三是为一段文字加上新式标点。结果，第一题引起“下第者大噪”，同时招致南北学界“纷纷非议”。陈寅恪先忙于“答记者问”，后又致函刘文典、傅斯年（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自辩。其实，陈寅恪的做法固然有别出心裁的味道，却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他是鉴于汉语语法学在中国并未真正建立，因此想寻找一种“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字之特性有密切关系”的途径，以测验学生的国文水平。[38]